“稳增长”无碍“挤泡沫” 结构调整延迟是最大风险

2011年12月19日 01:30
来源：投资者报 作者：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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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激素”求生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称会议)的“稳”字当头宣告了决策当局对新经济刺激的高度慎重，而官方文件的“风险提示”则昭示未来政策将着力防范泡沫风险。

《投资者报》记者近日从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处得知，会议虽然照例并不马上公布下一年GDP、CPI、M2等宏观经济指标，这些将在明年“两会”时公布并讨论的关键数字已在一定范围内反复研究过。起码从目前来看，将在明年正式出炉的上述指标可能较今年会有所下调，甚至反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赤字也可能略有缩减。

这鲜明地反映出，经过2008~2009年“4万亿”投资“大跃进”的痛楚，眼下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虽然也引起高层警觉，但在结构转型的极度迫切性和信贷泡沫对金融体系绵延不绝的威胁下，决策层已决心改换风格。

政策大幅转向幻想破灭

随着CPI在9月份触顶后快速回落，先行指标PMI的下跌提示了经济增长逐波降速的趋势。11月的最新数据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走势，工业和投资增速双双明显回落，加之出口疲弱，宏观经济的内外需皆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在会议通报中，中央首次提出了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的判断，这也成为明年经济工作以“稳增长”为第一要务的基础。但“稳增长”不是“保增长”，这明确暗示了当局对增长下滑的审慎态度。

11月30日，央行意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激发了市场对货币政策转向的幻想。但实际上，由于10月以来外汇占款持续减少，银行流动性骤然吃紧，在多数银行存贷比日益靠近75%红线的约束下，下调准备金仅是央行为保护银行必要的信贷功能所作出的应急反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12月15日对外表示，准备金率下调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

“4万亿的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消除，”交通银行金融发展部研究员陆志明博士对《投资者报》表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充分表明，货币放松只是更多地刺激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作用有限，相反还会激励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到金融投机市场。这些教训都表明，吃激素非但不能获得预期效果，反倒直接影响身体健康，所以现在再大幅放松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之前的社会讨论已经表明虚拟经济必须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在今年的会议通报中，“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新提法跃然而出。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稳”字当头的中央精神表明，在仍对通胀保持警惕的情况下，即使为了“稳增长”，货币政策的放松也将是平稳的。明年的信贷和货币供给量将只有小幅增加，新增信贷估计为7.5万~8.5万亿元，中值8万亿元；M2相对于今年实际执行的水平13%左右有所提高，估计为13.5%~14.5%，中值14.0%；财政政策的“积极”，将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减税，而不是大规模的投资刺激。

经济下滑有新特征

“我们预期中国明年一、二季度的GDP增速从今年三季度的同比9.1%下降至7.5%左右的低点。出口将拖累经济增长，但不会出现与2009年上半年类似的出口大幅萎缩的局面。”野村证券认为，2007年净出口对GDP增长起到了2.5个百分点的拉动作用，由于外需急剧萎缩，2009年的拉动作用变为-3.6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一下子减少6.1个百分点对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政府不得不出台大范围的财政刺激措施扩大内需，希望借此刺激经济。但这次，净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没有那么严重。

多位经济学家认同，当前经济增长虽有明显的下滑势头，而且可能在明年一、二季度跌破8%，但与金融危机时经济从9%快速跌向6%相比较，现在的情况显然温和得多。

“即使用刺激政策暂时拉高增速，将来也无法持续。”陆志明表示，“说到底，现在没有以前高增长时的体质基础了，就是说潜在增长率下降了。吃激素副作用极大，还会进一步压低潜在增长率，得不偿失。”陆志明认为，经过“4万亿”大跃进式的洗礼后，决策者已然理解了贸然大规模刺激对GDP质量的影响，这一点从中央的表述中可以读出。

参与决策讨论的宏观经济协会秘书长王建近日则撰文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由分配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是中国经济下滑的制度性原因。

在他看来，由于国家财政在2008年后将55.5%的新增开支用在了投资上，导致2010年后新增的中国资本形成额当中，政府储蓄的比重由10%提到了30%。这表明在已有大量过剩产能的基础上继续加大了投资，虽然避免了短期衰退，却加重了未来长期经济过剩的矛盾，以后只能是走向更严重的过剩，这对未来增长会形成持续的压抑。不仅如此，考虑到至少有30%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银行中长期贷款，假如发生产能过剩危机，就不得不重视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失业风险无碍挤泡沫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演讲时强调，政策刺激措施很容易带来系统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不能长期化和常态化。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把“严守风险底线”作为当前工作的首位。

本报此前也曾提及，由于宏观风险正高度集中于银行业，因此有不少专家提醒要格外慎对政策刺激并及早着手挤压前期过量信贷产生的泡沫。特别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新增重要任务是防范金融风险，这一点也成为今年会议上出现的新内容。

但很多人担忧，一旦明年经济增长下滑，外需不振，政策又缺乏刺激力度，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倒闭，新一代“80后”农民工又普遍不会种地，届时就业和社会稳定都会成为执政者最头疼的难题。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内地经济的发展和“民工荒”成为常态的变化，给出口企业倒闭引发的传统意义上的失业问题带来了新的转机。

2008年末至2009年初，受世界金融海啸冲击，中国沿海出口企业大量倒闭，不少农民工失业。但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带动内地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加上宏观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逐渐复苏，一时的失业压力很快转成了更根本性也更持久的“民工荒”。以致这两年春节里，有不少农民工输出大省都趁民工回乡过年的机会，以不输于沿海发达城市的工资、劳保待遇以及家庭团聚等“诱惑”来尽力挽留宝贵的劳动力留乡务工。

来自湖北农村的农民吴宇江一家就是个典型案例。吴宇江对记者表示，他今年50多岁，两个儿子原来都在城里打工，但现在除了小儿子留恋城市，在城里打工外，大儿子已打算回家在附近的镇里找个活干。

吴宇江说，这两三年在农村和周边小城镇打工的工资涨了不少，“以前帮人家干活，一天挣六七十元，现在有一百元。我自已帮别人养鸡，一月都有2000多元。就是喂喂食什么的，也不太累。”

结构调整延迟是最大风险

挤泡沫是个艺术，就像调结构也是门艺术一样，让人一时难以下手。

在记者采访中，有机构分析师表示，一旦明年经济增速掉到8%以下，引起高层恐慌，加上各方游说，很可能出台一些小规模的刺激政策，最立竿见影的还是拉动投资，且可能以房地产为主。调结构毕竟是中长期的工作，不是朝夕可得。

对此，陆志明说：“中长期的事情短期也必须要做，否则哪来中长期的成功?不能因为是中长期的工作就推到将来，这是推卸责任。”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中心蔡志洲教授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曾强调，近几年宏观政策多忙于“灭火”，对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和推进忽视太多，往往因为一时的波动就调整战略步伐，致使规划落空。

陆志明对《投资者报》强调：“越早调结构，腾挪的空间越大；越往后拖，越难成功。尤其是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降至5%以下，届时再来调结构很可能失败。事实上，中国喊调结构已经有10年了。”

“如果中国不能推进改革，2012年过后宏观风险将显现：政府文件显示，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我们的看法是，近几年宏观风险已经加剧。”野村证券表示，“为避免宏观风险演变成危机，2013年初新一代领导人上任伊始就应该迅速推动改革。“十二五规划”已经列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包括金融自由化和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慷慨补贴。这些重要改革不是一年就能完成的，因此我们预期大部分改革重任都会落在新政府身上。因为来自各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推进非常艰巨，但改革不力会对经济增长前景造成很大的影响。”

记者注意到，“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内容开始出现在会议通报中，“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内容则悄然消失。财政政策的表述则更倾向于强调结构性减税，而非扩大投资。

这意味着，为各方诟病已久的由金融双轨造成的分配不公、资金效率低下等结构性问题必须要由金融体制改革来逐步解决已渐上日程；同时，政策将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

“减税在推动产业发展上的效果优于加大赤字，因为减少了政府的效率损耗。”陆志明判断，明年财政赤字会有所削减，降税也是发达国家通用的政策。但对于政府是否会推出有力度的减税措施，他坦言：“不好说，理论和现实往往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