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

2012年10月16日 05:05
来源：新京报 作者：沈玮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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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

诺奖缘何六次钟情博弈论？

近十年来，世界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超预期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规律，这不仅让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也让各国决策者在应对一系列复杂问题以及危机治理方面表现得十分乏力，而博弈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加科学的方法。

四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危机，也导致了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这一危机的直接体现就是它在面对危机时显得那么的茫然和无助，既没有预测它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又没有真正应对的良方。

鉴于全球经济处于十字路口，人们都寄希望于诺贝尔经济学家的理论能帮助政策制定者们走出经济困局提供应对之策。

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主要是因为“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而折桂，尽管“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并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孳生该理论的博弈论却早已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也使得此次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翻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博弈论专家开始，共有5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的研究有关，分别为：1994年，普林斯顿大学约翰·纳什；1996年，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随后2001年、2005年和2007年，又有不同的经济学家获奖，而时隔五年之后，博弈论学派第六次问鼎，这在诺奖历史上不多见，那么，博弈论为何受到如此偏爱呢？

事实上，近十年来，世界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超预期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规律，这不仅让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也让各国决策者在应对一系列复杂问题以及危机治理方面表现得十分乏力，而博弈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加科学的方法。

目前经济学出现了一种范式危机，即我们看待问题的思想论、方法论、模型论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结论可能和事实真相相差越远。正是这样的错误导致了决策者在金融危机中集体性的误判。

对经济危机预见的屡屡失灵和范式的不断转换表明，主流宏观经济学以强化微观基础提高其预测性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和范式危机。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理论，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难以呈现出经济世界的真实面貌，其政策导向是错误的，更不能预见危机。

而博弈论和演化经济学让我们更加关注微观，关注宏观决策中常常被忽视的“个体”；更加关注系统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关注经济演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博弈论的分支是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它是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理论上也取得了很大突破。

现实中，博弈论在当今经济生活中无所不在，上至大国战略，中至宏观决策，下至个体投资行为，哪个不需博弈论呢。比如，以房地产市场为例，6月份70个大中城市超三成房价环比上涨，其实就是在政策调控初露松动信号，而很多百姓又对政府调控并不信任的情况下，一些“刚需”恐慌性蜂拥入市造成的，这就跟原先的宏观决策完全相悖离。

看看当今社会如此迷局、如此变局，2012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博弈论研究者，算是为当前的经济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 反思

数理分析已成经济学桎梏

回顾近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会发现，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已日益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跳不出的门槛。

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出人意料，2012年的获奖者更是如此——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2012年经济学奖得主为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此前包括罗伯特·希勒在内的四大热门人选，最终均名落孙山。

评审委员会对两位获奖者的颁奖辞为“鼓励他们在稳定配置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出的贡献”。有必要承认，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面对动荡不定的全球经济，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以数理博弈为分析工具的经济研究，确实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但是，这依然没有跳出过于侧重数理分析的桎梏。

回顾近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会发现，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已日益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跳不出的门槛——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托马斯·萨金特，凭借数理分析论证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从而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10年的获奖者为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其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的研究，亦是基于交易博弈模型的分析工具；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其对于经济治理领域的研究，在获奖前甚至不为经济学界同行所熟知；与之相比，虽然2008年的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因常年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而颇具声名，但其获奖原因，仍然是基于经济效益模型对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所作的研究。

实际上，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早在保罗·萨缪尔森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即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通用研究范式。

正是这种过于“窄化”和过分“量化”的经济学研究，使得经济学家日益沉迷于理论自身的推导和论证，而无视于现实经济的演变和判断。

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频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欧美经济学界，却对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9年后陆续爆发的欧债危机，事前毫无预知，而只能在事后分析。虽然，罗伯特·希勒凭借《非理性繁荣》一书，曾一度被赞为“先知”，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10年前的“歪打正着”。

当然，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多样化的金融之下，通过更为严谨的数理分析，阐述和论证经济学理论，不仅必要、且更应倡导。但是，过于脱离现实经济的土壤，而陷入纯理论量化推导的经济学，则必然会令其逐渐失去对当下经济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经济的指导作用，更难以产生伟大的经济思想洞见。

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领域的日趋窄化、研究方法的日趋量化，不仅让普遍民众难以真正理解，更逐渐引起经济学家自身的反思。

80年前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还曾自豪地认为，“政客大抵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但在2009年，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发表了有自嘲意味的观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不靠谱？”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

- 众说纷纭

@杜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客观地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以及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它不可能概括经济学的全貌；它能够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但是它不可能决定经济走向或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待诺贝尔经济学奖。

@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经济顾问)：在中国，例如，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政府的功能等等，每一个都和资源配置，市场设计有密切关系。这个理论不是新理论，而是大家每天都接触到的。他们得奖，只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把其规范化而已。不过，对中国当前的结构调整非常有意义，它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调整，挑整的目的和手段。

@黄少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两位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博弈论大师。让所有的预测家都满地找眼镜去了。其中埃尔文·罗斯主要从事博弈论中match和bargain方面的理论研究，而罗伊德·沙普利主要从事合作博弈研究，讨论合作团队中谁是最重要的人，即谁能够给团队带来Shapley value(沙普利值)。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一般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奖给某个理论的代表人物的。比如博弈论、理性预期、行为经济学等。这个理论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所以得奖者年纪一般较大。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Roth我不熟，我毕业后哈佛才把他从匹兹堡大学挖过来。Shapley的工作极其完美且实用，我的一些研究经常用到。他基于几个公理性假设，推出一个团队中每个队员价值的算法。Grossman-Hart-Moore(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产权理论需要这个算法。一些“新马克思”学者据此定义剥削，即资本超额收益。

新京报记者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