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路径实录
凤凰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4月1-3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凤凰财经全程进行报道。
4月3日上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路径”论坛举行,众多嘉宾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以下是文字实录:
[09:04:35]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参加这次的讨论。
[09:06:56] 主持人:欢迎参加这部分的讨论,我们讲的是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我是David MARSH,来自伦敦。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先生,亚洲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大都会人寿高级执董Lawrence Greenwood,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Geoffrey Riddell,他以前在AIG、普华永道工作过,现在在香港工作,主要是关注亚洲和中东的市场。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Steve Howard先生。
[09:09:45] 主持人:我希望大家关注事实,而并不是关注一些泛泛的理论,我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些细节,希望大家可以这一节获得很多事实。另外我希望把这一节讨论分成三个部分。首先请所有嘉宾用2-3分钟作一个基本介绍。然后我们关注三个问题,中国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对特别提款权会做出什么。以及美元、欧元、人民币都会发挥什么样的相关作用。特别提款权会发生什么作用。第二,中国在货币改革方面会做些什么,中国本身如何使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当然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了,中国需要继续努力,能够逐渐地稳步使人民币实现国际化,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并不是国际社区所做出的决定。第三,治理的话题。亚洲的国家,比如日本、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以及在IMF、世行当中如何发挥更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最后我们希望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原则,将来我们如何系统化进行改革。首先请戴行长介绍一下,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了。96年你就非常关注中国的国际收支,那个时候经常帐户开始开放,如何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人民币如果国际化,这对中国经济、中国人民有什么好处?以及对国际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09:12:17] 戴相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老题目、大题目、难题目,但是年年讨论还是有进步。我简短地说明我的观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可能只是建立由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组成的,他们的汇率协调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就是我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首先要继续发挥美元的作用。在世界外汇储备的美元还是占50%以上,美国是经济实力最大的国家,继续发挥美元。但是美国要把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率的水平要降到跟欧元区差不多,甚至于更好一点。那就是赤字不要超过3%,债务率不要超过60%,现在的债务率是100%,美元适度贬值40%,所以我们用美元计算境内外的债务,我认为应该继续发挥美元作用。第二,应该支持欧元的稳定和发展。美元的问题,欧洲债务问题,不是货币问题,还是财政问题。现在欧洲中央银行向1000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了近万亿欧元再贷款,市场流动性已经比较好了,市场反映也比较好。欧洲稳定基金也增加了。我相信欧元的急风暴雨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还没有看到天晴。欧洲成立以来一直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一直是克服困难前进,我希望这次也能够这样。
[09:15:20] 戴相龙:我认为要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去我们官方语言没有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货币。人民币走出去,发挥在贸易结算、投资当中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外汇局长也讲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多次说过人民币国际化分三步,首先把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去年我们人民币结算在贸易里的结算量相当于一年进出口货物的10%,汇丰银行估计今后三年可能在贸易里面占30%,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而且收付率已经是1:1.7了,不但人民币出去,人民币收回的也多了。第二个问题,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投资的货币。1996年12月31日,我代表中国政府向IMF宣布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当时我们预测大概用10年时间可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来出现亚洲金融危机,又出来美国金融危机,所以这个改革放慢了步伐,但是我认为现在是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好时机了。现在我们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有七大类,40多项,应该讲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基本可兑换,现在唯一的是外币不能进入中国购买人民币的产品。现在过渡的办法是核准了境内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然后给他一个额度,让外币到中国来买人民币股票资产。下一步很可能会把这个额度,把这个机构增多,额度加大。达到最后使用这个额度也没有多大作用的时候,他自然的就会加快步伐。加快步伐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印度那样。
[09:18:38] 戴相龙:就是我们上市公司自己会声明我的外资比例可以达到一个额度,比如30%或者40%,外国的合格机构投资总数对中国的上市公司的比例不能超过一个额度。每一个投资人不能超过5%,这样的话,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旦超过自然就停止了,在那个程度资本项目可兑换基本就可实现了。中国出去也更容易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不必要太长。五年或者更多,我估计会很大的进步。第三,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率改革,使人民币成为很多国家中央银行可以持有的储备货币,最好的流动资产。过去觉得很遥远,我认为这个也会加快,因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已经升值了30%,而且去年9月份以来,在香港人民币汇率有时候上升,有时候下降。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人民币汇率比较适当的区间。所以说将来还会有可能继续完善人民币会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但是它的升值肯定是出现一个呈双向浮动。所以人民币汇率就处于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我相信人民币兑换中间价浮动从过去0.3%到现在0.5%,将来它可能还会更大一点,所以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不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利率改革也会加快,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就成为很多国家中央银行喜欢交易持有的,因为它是稳定的,也会成为中央银行的流动资产,所以人民币也成为国际的储备货币,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一个是中国的需要,也为世界上取得一种稳定的、交易方便的货币,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然在这个同时我们也会关注SDR的改革。
[09:19:02] 主持人:谢谢。在去年一个讨论上,您说人民币有可能占到世界储备货币的10%,在今后10-15年中。戴理事长您仍然持有这个观点还是认为这个速度会加快?
[09:20:24] 戴相龙: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是可兑换的货币,但是可兑换的货币不一定是真正的国际货币,因为有20多个国家的货币都说我可兑换,他能不能说是世界上国际货币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不安成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也成为国际的储备货币。储备量应该占到我们国家比例的10%,IMF总裁拉加德女士最近在北京一个论坛上讲她说人民币没有理由不可以成为国际货币,和中国经济实力相当,但是她没有说10%,和经济实力相当,就应该不是很低。我认为标准高一点,10点多,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09:20:36] 主持人:Lawrence,在这样的改革进程中,亚洲发挥了什么作用?
[09:22:16] Lawrence Greenwood:我认为博鳌亚洲论坛对全球、亚洲的意见交流非常有贡献。我在代理市长和李行长之间,使我感到格外的谦逊。我想谈谈区域性的亚洲金融安排以及在世界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应对金融危机。我们现在看到南欧过去一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个话题格外贴切。任何国际货币安排当中都有两个目标,首先有一个监控的目标去找到一些漏洞,通过一些政策加以填补。第二,提供一些融资功能来预防和解决危机。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正在进行一些改革,比方对金融体系监控方面。这里我更多讲的是区域性的,特别是亚洲,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一些自保的措施防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他们外汇储备都相应提高。当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亚洲只有两个国家的汇率和融资成本受到了影响,即韩国和印度尼西亚。
[09:24:26] Lawrence Greenwood:这两个国家以外币计值的短期占比都很高,但是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很快就恢复了信心,而且和美联储进行了双边货币互换。印度尼西亚也和多边援助机构签订了协议,很快解决了问题,而且他们采取了稳健的银行业政策、财政政策。就亚洲的多边安排,过去有过清迈倡议,这是由多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十年发展形成的。2010年,清迈协议范围进一步拓宽,这种横向的有关的区域性金融安排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的额度,并且和IMF项目也进行了协作。在2010年的时候,设立这样一个机制并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但是这个区域安排变得越来越强大,规模增加了一倍。东盟10+3,他们5月份还要开一次部长会议,他们打算把1200亿美元额度提高到2400亿美元,这样在东盟10+3设在新加坡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机构虽然是一个独立机构,但是他们也负有对10+3国家的金融状况进行监控的职责,找到他们金融体系的漏洞,并且以同行评议的方式。
[09:24:35] 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机制会不会跟IMF一争高下?
[09:26:42] Lawrence Greenwood:这种机制也有优势,也有劣势。区域性安排的优势并不是一争高下,而是带来了竞争。没有哪一个机构就是完美的,IMF也犯过错误。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犯过错误。亚开行那个时候的政策现在事实证明也不是最好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区域性安排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好处,通过同行压力的方式,在一个区域让同行互相促进,让彼此熟悉的国家互相施加压力,这也是一个区域性金融安排的优势。另外一点,我们还要看看有关的政治问题,在今天亚洲我们还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好的看法。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并不是出于金融、财政考虑,他们不愿意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从劣势角度来说,亚洲国家可能不愿意彼此互相批评,因为亚洲人本来就是很礼貌的,不愿意互相批评邻国。当需要真正进行对话的时候,同行评议的压力并不能有效形成。然后就是一个复杂性,我们看到复杂性是在上升,我们看到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就是因为欧元区的决策过于复杂,造成决策缓慢。在亚洲要想进行同样的决策难度更大,因为亚洲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小,一个共同机制更加困难。
[09:27:32] 主持人:我想请Steve Howard秘书长谈谈,昨天意大利总理也过来了,他说欧洲的问题是过去几十年彼此之间过于彬彬有礼了。亚洲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是全球基金会的秘书长,能不能从您的角度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和亚洲之间的关系。亚洲由于美元和欧元的乱局,使得澳大利亚也受到了一些冲击。
[09:30:22] Steve Howard:非常感谢我有这样的机会,我想简单谈谈澳大利亚的情况,澳元现在已经比美元要贵了,而且接近欧元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强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本身的经济有那么强。特别是新经济和旧经济之间有那么清晰的界线。澳大利亚避免了衰退,对此我们对于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感谢。昨天我说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有可能完全和亚洲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过去15年中,我也非常高兴跟中国各位去合作。不光是推动澳中关系,而是在全球化进行合作。今天我们在谈国际货币体系治理问题的时候,我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澳大利亚的角度,我希望我的观点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国同行以及亚洲同行的观点。我并不是国际货币体系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是搞政治的,并不是代表我在的区域发表政治观点。我想谈实体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曾经崩溃过,现在需要修复,现在国际金融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极世界崛起了,在不同金融体系之间有国家与国家的套利行为,我们希望让G20发挥一个引领作用。我们要从这些角度考察如何打造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澳大利亚、中国以及亚洲国家都希望看到这个情景。
[09:32:34] Steve Howard:如果亚洲不希望西方了,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亚洲应该成为一个全球领袖力量之一来推动全球的改革,而不是离开。一周前,澳大利亚银行行长去北京访问,也宣布了和人民银行310亿货币互换协议,这样使我们联系更加紧密。我还想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希望国际货币和金融监管体系的那些领导人他们能够认识到他们的缺点,比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规定是非常的荒谬,现在的改革步伐太慢。是这种小步走的改革,我们希望能够加快。现在中国处于改革的前端,我们如何才能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并没有掉到悬崖下面,这几年在悬崖边上,但是如果下次危机再发生,就危险更大了。20国集团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可以进行系统性改革国际货币组织。但是20国集团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有IMF和世界银行,并且有这样的领导能力,我们要回到实体经济。现在中国的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以及亚洲很多朋友都希望关注实体经济,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09:33:43] 主持人:实体经济应该得到关注,我知道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希望能够使实体经济获益。能否告诉我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不是会使中国人民获益了,另外就是治理的问题,比利时和巴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是一样的,如何在未来几年进行改革。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当中有很多机会,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这方面的想法。20国集团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候选人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中国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如何能够保证在治理方面,亚洲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发挥重要作用?
[09:34:31] 李若谷:谢谢,我想我用中文发言来回答您的问题。刚才大家都谈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我想在这个之前提一个建议,我在达沃斯已经提过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将来能不能在中国开的国际研讨会全部用中文,不光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中文要国际化。
[09:34:36] 主持人: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
[09:36:07] 李若谷:这是一个小的建议。我在谈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最早我是1986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自从那个时候以来,26年我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当时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制不能继续下去了,有严重缺陷,责任、义务与利益之间是不平衡的。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平衡,这个不平衡是主要的不平衡,必须纠正。从86年我发表那篇文章开始,到现在我认为这个困难没有解决。第二点,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不会违约的,他只要印美元就可以还债。但是他不是数量为学,他是价值违约,也就是说今天所还的美元和当初借的美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没有被国际社会所关注,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09:37:46] 李若谷:第三点,刚才主持人问我几个问题,现在世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我们不采取具体措施来改变这个国际货币制度,那我们永远是在谈论这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具体行动。刚才Steve Howard你说的很对,我们必须有具体的行动,什么是具体的行动?G20也好、IMF也好,必须拿出具体方案,我们怎么来替代现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我们只是说应该怎么改变,这好像不行,现在必须拿出具体方案。刚才戴行长讲了一个方案,讲了一个货币篮子之间有一个汇率安排的机制,是可以的。用SDR也是可以的,其他办法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坐下来讨论,G20必须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向G20领导人提出具体方案。
[09:37:54] 主持人:如果美国说他不感兴趣,那怎么办呢?
[09:39:24] 李若谷:过去26年的问题都是美国的问题,现在还是美国的问题,美国说我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我希望其他欧洲国家、亚洲国家群起来说服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其他的办法来做这个事。我觉得我们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推动人民币走向世界,贸易结算用人民币。现在我们很多在国外的贷款、贸易结算都用的人民币。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愿意用人民币。如果美国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形势逼人强。最后到了一定时候,美国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美元的使用会越来越少,其他货币使用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我们现在就正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提供贷款,尽量用人民币。
[09:40:01]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关于IMF,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很多人喜欢法国,法国非常的美,但是你是不是要法国作领导地位再次接管IMF,虽然法国已经是一半的时间都在接管IMF,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计划要法国不犯错误,以及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将来是不是会接管?
[09:41:11] 李若谷:中国人民历史太长了,有文字记载的5000年,现在甚至可以推到8000年、上万年的历史。中国这个人民太谦虚了,他是经常认为自己没有合适的人选,也不愿意提出自己的人选去竞争这些国际机构里的领导职位,经常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格,水平还不够,非常谦虚的一个民族。这个没有办法,这是几千年养成的习惯,要想变也很难。欧美国家永远认为自己是最强的,所以很容易就提出自己的人选。我想欧洲连自己的经济都搞的一塌糊涂,他怎么去领导世界经济呢?
[09:42:29] 主持人:谢谢你的建议,你的语言好象也非常的谦虚。我们自己也确实要学会谦虚。当我们做主持的时候,我们做得非常激进。这是必须的。我也请Geoffrey Riddell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讲SDR现在成为一个货币了,你认为SDR将来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可交易货币呢?因为欧元货币单位现在也变得非常重要,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我们知道苏黎世金融服务什么时候会用SDR来进行保单的承保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来付石油的资金,从资金的角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SDR的情况。苏格兰人实际上也是非常谦卑的。
[09:43:51] Geoffrey Riddell:首先我们作为嘉宾,我们确实避免了很多的缩写,因为缩写会导致讨论的晦涩。当我们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到这些所写。但是我们嘉宾没有讲到这么多缩写,非常好。在我们讲SDR之前,我想作一个比喻,如果看国际货币体系的话,你会看到石油以及很多的贸易是我们贸易的精髓。我们经常会讨论如何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是最重要的。贸易的不平衡,现在存在太长时间了。没有任何一个实体能够应对贸易的失衡问题,金融稳定局也没有发挥作用。20国集团也许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现在这个希望也许会落空。
[09:46:31] Geoffrey Riddell:看一下SDR的情况,很清楚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稳定。什么是货币的警戒线呢?这是今天很难确定的一个线。如果看一下商品市场,有人建议用SDR进行商品市场的竞价,这样会使我们的货币更加稳定。这样SDR必须进行贸易加权才能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保险机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改变,我们必须进行投资,这个投资组合必须和我们负债相关,我们必须进行资产和负债的管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今天是零风险的工具,将来可能会变成风险比较高的,因为金融监管者也要求要关注支付的风险。在主要的货币区当中,货币可能会被贬值,资产在一个国家贬值了,但是你的负债并没有贬值,所以支付管理对我们来说越来越复杂了。我认为SDR的做法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SDR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SDR不光是一个具有过滤功能的工具,而是我们要进一步挖掘,不光有G20,也应该有B20,B20现在正在把这个问题提给G20,希望增加G20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们也希望听听其他嘉宾讲一讲这个问题。刚才李行长谈到了美元的贬值对于资产负债匹配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SDR考虑进去的话就好解决多了。
[09:47:15] 主持人:我们先快速进行一系列问答,然后开放提问。先问一下戴理事长,我们刚刚在印度开了金砖四国会议,我们谈到了金砖四国应该更多的用彼此的货币交易。如果要把这个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在世界上的盟友是谁呢,肯定不是美国,对于金砖四国来说,你们主要的盟友是哪些人来推动更多的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的改革?
[09:50:11] 戴相龙:人民币国际化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也不是选定哪个盟友,排斥哪个,不是这样。我刚才讲美国的美元还是要发挥作用的,只不过希望他的财政赤字要降到占GDP的3%,债务率降到60%,这个要求不高,因为你是储备货币。不排斥他。我感觉跟金砖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有类似的问题,有共同的问题,所以加强合作也是正常的。现在我们要合作建立开发银行,帮助贫困地区进行结构改造,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作为长期搞金融工作也是支持的。在亚洲地区搞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也十多年了,现在数量也增加了,也有了机构,我认为是好事。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排斥跟美元、欧元之间的合作。另外我们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市场进行,但是另外我们也通过政府的特定安排进行。到3月份为止,中国已经跟19个国家建立了货币互换16000亿货币了。另外我们通过离岸中心进行,比如在香港建立离岸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也是美元、欧元、日元参与交易的地方,我们这样本身也是把人民币融入世界当中。我们并不是按照一个特别的政治概念,完全是按照经济需要。比如中国占世界贸易量10%,外汇储备占世界1/3,所以不能用一个长期贬值的货币来作为储备货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发展的必然需要。另一方面,人民币稳定,其他国家用人民币作外汇储备,也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一个局限的狭隘的利益,是经济全球化必然趋势。
[09:50:52] 主持人:Lawrence Greenwood,请谈谈你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清迈倡议,当韩国两年前碰到麻烦的时候,韩国没有通过清迈倡议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和美联储货币互换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怎么样让它起飞后达到巡航速度呢?
[09:53:51] Lawrence Greenwood:刚才戴理事长也讲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绝不是零和游戏,是能够补充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非常支持十二五规划,美国非常支持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这是一个总而言之的评论。刚才戴理事长讲的比我更好。对于区域化合作发展,规模是一个问题,当时清迈倡议的规模并没有大到能够快速的决策。所以当时韩国求助于美联储也是速度更快,得到的救助规模更大。另外也是一个市场情绪来决定的。我们要改变市场的感觉,也就是说当有人抛售你的货币以及当资本外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市场信心稳定下来。印度尼西亚他们通过一个50亿美元额度非常小的融资安排就把市场情绪稳定下来了。我觉得从团队建设来说,都在进一步发展,但是更多的要取决于有些国家对清迈倡议愿意有多大的政府数据、宏观经济数据的公开、透明度分享。像希腊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他们都做不到。既要有数据,又要有透明度,又要有政治的承诺,愿意参与其中。国际货币领导力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一个国家的政策进行的。也就是说人民币以多快速度实现可兑换性,将很大程度决定中国会发挥多大领导作用。美国欧洲如何处理同样的问题,也会决定他们多大程度发挥领导力。
[09:54:22] 主持人:李行长,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采取了什么措施,并且有了什么进展?比方说把原油的价格不是用美元计价,而是用一揽子货币计价,12个月后,你再坐到这个会场能给我们分享什么?
[09:54:47] 李若谷:目前阶段,我还不能拿出实际的可以实施的建议。如果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我就有建议了。
[09:54:57] 主持人:我们是不是要去提名李行长作为IMF总裁呢?
[09:56:58] 李若谷:我刚才讲了中国人是非常含蓄的,所以我不想竞选这个岗位,我觉得周小川行长将来可以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我想这个事必须由主要国家,比方说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包括金砖几个国家巴西印度,必须坐下来谈我们怎么来改变现在的局面,必须有这样一个机制。要我提建议就是,我建议金砖五国加上美国、欧洲、日本坐下来谈怎么来有具体的措施来改变形势。另外我也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能够比较心态平和地去接受一个亚洲的甚至是中国的世界银行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的候选人。我想如果美国可以找一个医生作为世界银行的行长的候选人,我想13亿中国人一定能找一个比他强的候选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希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像联合国一样,把中文作为工作语言列入到这个里面。
[09:57:05] 主持人: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在这里就达成一致了。
[09:57:14] 李若谷:这样就让我们参与的容易的多,或者提出一个候选人容易的多。
[09:57:31] 主持人:Steve Howard,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或者说在接下来12个月中,你们全球基金会会怎么做?
[09:59:27] Steve Howard:我是从澳大利亚来的,我们本来就是很谦虚,我们只不过是窗户上的一只小昆虫。我们全球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营企业的支持,是一个全球、公民性组织,完全独立于政府。比如拉加德总裁在我们基金会都很活跃。我们在板球赛中老是丢分。在10月份的时候,俄罗斯总统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从我们经验来看,国际领导力实际上是要能够去解决国际社会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基金会希望通过我们的名人小组来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该地区的主要国家的代表必须要参与到这样的讨论当中才有意义。刚才李行长还有其他几位前面已经讲的很好,我们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取得成就,因为今天要想说服政府推动这些改变,很难,因为他们他忙了。我们各个国家的公民要团结起来,提出实际的建议。
[10:00:22] 戴相龙:主持人老是问我们具体措施是什么,我把我的想法跟李若谷行长结合起来,20国集团开一个会议,至少是美国、欧洲、金砖五国确定一条,美国在三年、五年内把财政赤字从现在占GDP的6%、7%,降到3%,债务率从100%降到60%,要求不高,跟欧元一样,当然你可以比欧元更好一点。如果做不到,你就失信了,人家就用其他货币了。美国应该有能力可以做到,这就是一个具体办法。
[10:00:40] 主持人:我想请三四位听众提问。
[10:01:20] 主持人:关于金融市场的工具是不是需要改革呢?因为金融市场必须要盈利,戴理事长说得非常好,必须和市场进行合作。利润和改革是不是同在呢?
[10:02:30] Geoffrey Riddell:我们认为金融稳定需要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银行有很多的投机的工具应该逐渐的放弃,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存贷的银行基本产品,我们希望向20国集团推动这样一个想法,其中一个20国的代表团是中国的代表团。冯国经会领导这个代表团。企业家他们会提出务实的想法。对保险行业在中国会有很好的理顺。
[10:03:06] 提问:我来自西澳大利亚大学,刚才你讲欧洲风暴已经结束,但是蓝天还没有出现。你知道什么使得你确信风暴已经结束了呢?以及这些国家如何把他们的船驶出这个风暴区呢?
[10:03:27] 提问:我来自财经网的记者,欧元之父曾经说过未来货币体系可能是美元、欧元、亚元,请问亚元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三个国际货币?谢谢!
[10:04:48] 提问: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您刚才一直说对中国有关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具体措施的看法,我想问一下,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从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就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世界经济在发生绝对量上、质的变化,中国前两年已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但是在货币基金组织所占份额比日本还少,现在金砖国家的份额都超越他们,但是份额也不多。中国有一句古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作为世界银行,一直由美国人担任行长,欧洲人一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如果有可能,你认为这个变革路径是什么?
[10:06:10] 提问:我叫李亦菲,戴理事长,你刚才谈到人民币市场化,利率浮动,还有资本项下的开放,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到的19个国家人民币的结算,这个是以我们之间的贸易额,我们跟各个国家谈判的时候是以当前贸易额为基数来进行的,还是说未来三年、五年有一个远期的数字来作为我们一个计算谈判的基础。
[10:06:45] 提问:我来自和讯网,两个小问题,第一个给戴理事长,去年社保基金在股票市场收益一般,不知道今年在投资力度上有没有一些变化?第二个问题提给李行长,刚才您在发言中对IMF以及世界银行的领导人是不是中国人的角色参与的少一点,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自己意向如何?谢谢!
[10:07:17] 主持人:我觉得您肯定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想从最后这个问题最左边这位嘉宾,请Geoffrey Riddell回答一下亚洲是不是会兴起,人民币、美元、欧元是不是会平起平坐。
[10:08:09] Geoffrey Riddell: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三种货币存在了,在贸易和谈判中,人民币进一步自由化。我觉得人民币已经是可以兑换的货币了,在香港我也有人民币帐户,在中国也有人民币帐户,好像已经可以自由兑换了。我没有欧元帐户。我想这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已经是现实了。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10:09:19] Steve Howard:中国人会不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领导者呢,我的回答是确定的。中国现在作出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选择,就像周小川行长在伦敦所作出的评论,拉加德当选后,他认为他是最好的人选。两年前我做协调秘书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做IMF和世界银行的领导者。中国人非常谦虚,中国现在时机成熟了,应该推选自己的候选人竞选IMF、世行的职位。
[10:09:41] 主持人:李行长,有几个问题给你的,戴理事长您所遇到的问题是是最大的,关于社保资金的运作问题。
[10:10:30] 李若谷: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第一个问题,主要是问戴行长他的投资收益安排,这个我回答不了。刚才有一个女士问我是不是自己愿意去IMF,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我不愿意去。因为那个活太累,我已经过了年轻气盛的时候。
[10:10:36] 主持人:拉加德女士很年轻吗?
[10:11:22] 李若谷:女士优先。我相信中国有许多年轻的,有精力的、有这个能力的人比我更强,他们可能比我更合适。
[10:11:42] 主持人:Lawrence Greenwood,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讲一下中国是不是能够加强努力,将来多货币的体系,美元、人民币、欧元是不是可以协调共处?
[10:13:13] Lawrence Greenwood:后面这个问题,戴行长已经讲了,市场会决定哪个货币在世界的贸易发挥作用,这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将来中国是不是会处于领导地位呢?这是很好的问题,在地区和世界上,中国会有更多领导人出现,这是你们的命运。有观众说中国在过去5000年一直非常谦虚,现在世界上很多的一些命运就取决于中国政府。中国可以在国内改革进行的更加激进,将来可以更多地开放,更多的外国投资界线会取消,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个目标已经定了。最重要的环境就是中国领导人需要有更好的领导,中国在地区比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清迈倡议和清迈倡议的创始人就是中国人,这个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0:13:32] 主持人:戴行长,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你才知道欧洲风暴已经结束了。第二,社保去年的损失,你会不会调整自己的组合?
[10:15:55] 戴相龙:中国有一句古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欧元来说,我是旁观者。因为1999年欧元使用的时候,我是代表中国政府最早承认欧元作为结算货币,我们对他形成的客观原因有了解,他是欧洲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实际上这几年,我跟德国中央央行行长、法国中央央行行长感情很深,经常有交流。前不久我也跟从希腊、西班牙回来,我还是有一些了解。我总体认为欧元区的财政状况比美国、日本好,但是债务危机比较重,主要是财政制度约束不够。他现在有了一个财政契约,但是执行还要考验。另外现在中央银行再贷款,这是他的本职职能,从去年11月份开始到今年已经两次再贷款,贷了1000个银行,将近1万亿欧元,流动性增强了。财政契约也签订了,27个国家中25个国家都同意这个契约,说明他们的决心。另外欧洲偿付债务数额也达到9000亿元。我认为欧洲有一个特殊性,将来它的决策机制也会更加灵活,大国发挥作用也会更大。所以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是急风暴雨过去了。
[10:16:01] 主持人:您可以去出任欧洲央行行长。
[10:19:36] 戴相龙:有些国家还有急风暴雨,但是整体欧洲急风暴雨过去了,我这个问题不是看一个专业问题,而是看一个历史趋势。我的社保基金不是地方缴的,我是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全国社保基金,不是地方政府个人缴的,你们说的很对,到去年底我们投资回报是每年平均收益率是8.44%,扣除通货膨胀率后净回报是6%,还是好的。但是去年投资回来的利息分红有400多亿,收益率5.5%,但是股市缩水了300多亿,最后回报是0.85%。今年1-2月份股市又上去了,市值又增加200多亿,长期来看,股票投资占我们整个资产配置只有20%左右,但是占我们实现利润是40%左右,股票投资9年来平均回报率18%,至于你说现在要不要投资。现在广东省委托我1000亿来投资,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有利于保值增值,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有利于国家走出一个路子来,怎么样使养老金保值增值。因为养老金已经2万亿了,将来更多,我们把它配置在固定收益产品,而且不少于两年期定期存款收益,可能会拿一部分投资股票,投资股票最高40%,但是我们9年配置只有20%左右,现在拿多少股票,是根据价格、市场来决定,主要投资固定收益,但是一部分也会投资股票的。再一个,你们说的亚元问题,我认为亚洲特别是日韩经济贸易量很大,经济合作关系很紧密,而且马上要建立投资保护协议。所以东亚地区,特别是中日韩经济发展前景很好。而且金融合作也加强,但是要成立一个亚元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除了经济问题,还是政治、历史的问题,我希望有这一天。但是我们先做一些能做的事,比如人民币国际化,日元也发挥国际化。亚洲和欧洲历史不同,是很远的事情,但是我们做一些现实的事情。
[10:20:27] 主持人:您讲的非常好,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英文有一句老话,你想咄咄逼人的时候,你的表现是谦虚的。实际上你谦虚的时候,你的表现是咄咄逼人的。我们去英国开会的时候,希望能够去显示我们的谦虚,然后希望能够用苏格兰的牛排招待大家。感谢各位访谈嘉宾的精彩发言,希望再次有机会跟各位在一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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