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温州金融改革应向全国推广

2012年04月05日 02:0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郑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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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鳌论坛“民间金融与银行业开放”分论坛上，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等人就“吴英案”、“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中小企业贷款难”、“监管乱象”等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保育钧对时代周报记者独家回应称：“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更多，境外资本已经注入中国，温州模式应该进行全国推广。”

4月3日上午9时不到，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以及其余三位嘉宾代表就步入了博鳌论坛“民间金融与银行业开放”分论坛的会场。

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这场辩论空前激烈。就当下较为敏感的“吴英案”、“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中小企业贷款难”、“监管乱象”等诸多问题，几位专家都给出了精准的分析。

就在此前的4月2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温州金融试点可能首先涉及境外资本注入的问题，对地方融资平台系统或许影响甚微。

金融业开放内外有别

辩论伊始，马蔚华直接用一串数字说明“中国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贷款力度正在不断加大”。

在马蔚华看来，对银行而言，节约资本是个现实课题，若想在同样的资本消耗下取得较高回报，或在同样的回报率下消耗较小资本，做小企业和微小企业最为合适。

但马蔚华也表示，大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强，风险较为容易控制，他坦承“现在有相当多的小微企业得不到银行的贷款”。

保育钧则回应称，对微型企业贷款是世界性难题，中国的特色实际上是“金融的垄断”。

90%的小企业基本贷不到款，这个数据来源于保育钧此前做的一项调查。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金融机构的不合理性”，银行不缺钱，但中小企业很难贷到款。加之中小企业贷款条件也不充裕，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对银行的监管，使它们很难也不愿意承担过度风险，而银行对这些企业的风险评估进行得十分艰难。

保育钧认为，“在中国没有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真正进行服务的金融机构”。银行金融业的监管垂直导致“上面管得越多越死，下面越活越乱”。

说到这里保育钧话锋一转提到了“吴英案”，他认为吴英案的根源就是“银行机构不合理，监管不到位的结果”。所以对吴英案定性为金融诈骗被判死刑保育钧“很有意见”。

保育钧表示，“11个债主并没有起诉，是检察院起诉的，最后还没有落定的时候就在评判，具体谁违法？现在小微企业很苦，他们为什么走到这个路上？因为正规的贷款贷不着，只能向民间借贷，很多事情是被逼出来的”。

保育钧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在于“金融银行业对内开放”，让民间资本兴办小型金融机构。

针对最近温州已被批准为一个金融改革的综合实验区，允许当地的民间资本组建小型的社区银行，保育钧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开头，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看到了希望”。

利率市场化仍受阻

保育钧研究了温州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材料后，仍觉留下许多悬念。他表示，材料中提到要“依法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和发起村镇银行”，但何法可依是个最大的问题。《商业银行法》是1998年通过的，根据该法民间资本不能办银行，所以如何修改和制定法律目前尚未可知。

而对于符合条件的贷款公司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保育钧也有疑问：“符合什么条件？这个条件由谁来制定？这还需要出台细则”。

保育钧表示，更重要的就是综合改革试验区没有提出来利率市场化的问题。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存贷款利率不市场化是不符合市场机制的基本条件的。利率是资金资本的价格，价格是配置资源最重要的一部分。

利率市场化的问题恰恰在本次温州金融改革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了，在保育钧看来，利率不市场化导致金融资源容易错配。他表示，“这些年来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民营企业为什么有意见？因为许多很便宜的贷款贷给国有企业了，在利率被管制的情况之下，谁拿了贷款就很轻易地占据了金融资源。所以民营企业讲国进民退，主要是这一点原因”。

马蔚华回应称，“大家都说温州融资很困难，但我不知道温州的很多钱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有个数据显示，35%的温州资金是用于实业，65%都不是用于实业而是炒其他的东西了。如果温州贷款难，那什么样的钱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的需求量太大了。另外，其实民间金融机构也不用一定要变成一个村镇银行。毕竟变成银行，监管层的监管力度将会加大，做起来也许比较困难”，马蔚华呼吁建立一个“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存在”。

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办银行？

时代周报：请问保会长。刚才您讲到小额贷款公司转成村镇银行，但政策的标准定得过于苛刻，所以导致小额贷款公司转成村镇银行特别艰难。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保育钧：这事我主张了大概三年了。我和你一样，看了这个文件之后，一方面是高兴，现在全国有5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是有条件的(转成村镇银行)，而且最重要的是只能放贷，资本放完就没了。事实上小额贷款公司有发明创造，它可以从银行里批发钱来再转贷，已经有了这个功能。所以我一看开头很高兴，后来一看很郁闷，符合哪些条件？这个条件由谁说了算？我等待着下一步的细则。所以我希望，衡量符合哪些条件，不要掌权方面单独定，要听听小额贷款公司的意见，要互动一下，我和你一起关注这个事。

时代周报：温州金融试点的事情，是否认为温州模式无法进行全国推广？外境资本的注入是否会压抑地方融资平台？

马蔚华：由于我们思想观念、法律制度和市场的种种原因，我们过去民间借贷一直在地下进行，所以各种需求呼声日烈，但各种险象同时环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这次国务院决定在温州搞试点，就是想让这些民间借贷从地下走出来，在阳光下，从野蛮成长到理性成长。

我相信一旦走在阳光下面，有了阳光就会灿烂的。作为商业银行，我非常支持发展这些民间借贷。因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它是银行业不可替代的补充。这个试点怎样规范引导发展，把过去在地下的放到阳光下怎样成长，包括建立各种各样的制度规范，包括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包括他们怎么样防范风险，这些都是一个内容，我想这都是试验的内容。在试验过程中，像保会长那样肯定会支持和发展一些银行类的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的银行。

同时，我觉得除了银行以外，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都非常有存在的必要，这个试验绝不是把小额贷款公司都变成银行，那样又失去了补充的空间。我一个朋友原来是央行的高管，他给我讲述一段故事，假如一个人在一个暴雨的夜晚要打出租车，一般的出租计表都不去。假如你给他比一般计表的价格多两倍、三倍，他肯定会跟你去，你会感谢他。这就是在特定的时期内，你还必须得靠他。

所以实际上小额贷款公司起到了很多银行起不到的作用，假如你变成银行，因为监管当局对银行的监管是比小额贷款公司严厉许多，全世界都是一个道理，因为有存款，存款是公众的，只要你吸收公众存款，监管就比不吸收公众存款要严，它要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试验要多层次市场化，既要满足需求，又要减少公众所要承担的风险。

保育钧：温州模式完全可以进行全国推广，境外资本可以进来并且已经进来。境外83个国家在中国办了几十家银行，我们对外开放远远超过对内开放，在金融这方面，我们保守得很。对外资进来这件事我早就有意见，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办银行，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不能办银行，没道理。温州地区也有外资银行。

时代周报：您是否认为如果温州模式进行全国推广，一行三会可能要逐渐放权给地方？地方监管机构的权力会日益上升？

保育钧：应该这样。为什么出吴英这种案子？就是因为监管真空，一行三会是垂直管下来的，地方金融办是没有这个权力的。权力都集中在一行三会，责任在地方金融办。所以地方根本不愿意干这个事。现在终于明确下来，机构由你来管，你来监管来支持他们创新，你就得负责任。这次的国务院会议上他们提出来，要求浙江省政府，温州市政府加强监管力度，总结经验，认真对待。这就说明已经把权力和责任交给了他们。这就恢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维逻辑，中国改革开放本来就是从下面先做起来，上面要支持。而不是上面先设计出来，再让下面去干。而是基层先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然后总结经验全国推广。

时代周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刚才马行长有讲到存贷款利率没有放开的问题，请问您作为商业银行领袖之一，是否着力于推动存款日均制代替时点制考核以避免类似高息揽存事件的发生？

马蔚华：商业银行的考核机制问题，监管当局历来不同意把储蓄存款作为考核的一个内容。但最近这一两年，负债业务的下降，银行存款就变得很关键。在近年货币政策的要求下，监管当局考察银行的存贷比，所以各家银行在存款上竞争比较激烈。但是我历来反对月底高息揽存。我支持日均制考核机制，现在监管层也正在推动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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