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农民工转户的5个关键环节(2)

2011年12月15日 12:19
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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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解决当中，重庆300多万农民工要4千亿，我们一分为三，其中养老、医疗这些保障性的问题，企业会承担1千多亿。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当中的费用当然政府该承担，这1千多亿，其实农民工进城还没转户，政府已经开始在承担，同时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市场需求本源，本来就该做的公共服务。第三还有一块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自己以及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也要摊销一块，这三个1千多亿构成4千亿，并不是一年来支付，而是15年到20年的过程。比如养老保险，缴交的过程是15年以上，这是一个分摊过程。当这个成本分成15到20年，又分成三个方面的时候，每一方面是可以承受的，很平稳，是理所当然该支付的成本。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经过分析以后，按这个思路进行推进，事实上我们1年多的推进过程是风平浪静的，很平稳。

第五，涉及到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就是三块地问题，我们推动农民工转户并不是图农民工的三块地，而是以他的有效劳动，以他就业岗位，以他的志愿在城市里落户，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们宪法规定农民的三块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是以什么来界定的呢？你是农村的户口，你当然是农村集体一员，如果你户口迁徙了，你不属于农村集体了，这三块地是不是就不是你的了，要流失了？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转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界定一个概念，土地的所有权是财产权，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所以，对农村农民的三块地进行确权，不仅是丈量他的面积，还要确定支配权。这个支配权不是去改变集体所有制，而是要确立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如果一块地价值100块钱，所有权这种财产权占多大比例，使用权的财产权占多大比例，我们大体上做一个划分。比如说宅基地，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而承包地、林权用地是八二开，使用权占80%，所有权占20%。有了这么一个比例，在80%、85%范围内，农民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是他的财产权，他即使到了城里，这地还是他的，他愿意给兄弟姐妹用，愿意自己继续使用，或者愿意租赁给别人用，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权，我们只要搭好市场的选择平台，有农民自主决定就把这件事解决了。中国的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千多块收入，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因此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融资的能力。大家有时候讨论中国农民缺乏贷款问题，就提到印度巴基斯坦有个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搞的那个小银行，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专家学者一讨论，也就认为是中国的大银行弯不下身来解决小银行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认为中国解决农民贷款问题也要发展小银行。其实本质上中国的农村之所以没有信贷，是因为没有质押物，农民没有财产，是无产者的问题。当你解决了三块地的问题，明确了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是可以让农民家庭进行自我质押流动，自我支配，这时候农村贷款也就会大规模发生。

比如重庆，没解决这个问题前，整个重庆1千多万农民，只有30多亿的银行贷款，通过三块地的确权，推行“三权”抵押贷款至今，农民贷款已经到了180亿，我估计明年就会跳到300多亿，几年后可能会有1千多亿的贷款。重庆目前农民总的收入1000多亿，粮食收入是600多亿，养猪、养羊的畜牧业300多亿，只有很少的融资，如果有一千亿融资往里面注入，至少会产生一千亿的产出，农民的收入就能翻番。当把这个确权问题解决之后，农民进城问题就可以解决，农民在农村财产收入问题，融资质押也就得到解决。

有了这五个方面科学的顶层设计、构想，因此重庆300多万农民工进城转户风平浪静，非常平稳，得到广大农民支持，呈现出各个方面都是很自愿，很自在，很顺利的一个过程。

总而言之，城市化的进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卡拉OK、自拉自唱、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来讲，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减少农民的过程，是农民转化成市民的过程。假如一个城市有300万户籍居民，有600万700万农民工，过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遣散回家，这个城市又回到300万，400万，500万城市居民，那么这是城市化过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违反国际惯例原则，违反市场原则，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设想现在两个人群分离，已经分离了20年，30年，再分离二三十年，等到中国有4亿农民工，突然有一天宣布一个决定，统统转为城市居民，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跳变，而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一贯，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