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用三年时间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
我向大会提交了“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几点建议”的书面发言。我的主要观点是,释放改革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潜力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直接取决于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就是说,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从当前突出矛盾与挑战看,关键是在以下三方面破题:
1.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内需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的级数。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比较充分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增长。
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这就需要:第一,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实践证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消费需求支撑和引导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增长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第二,改变投资结构。要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以及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第三,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
2.着力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尽快实现从城镇化的规模型扩张转向人口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并以制度创新为重点破题人口城镇化。
具体的建议是: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时间,人口城镇化率从目前的35%提高到42.5%左右,并且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初步接近60%左右的名义城镇化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区域体制、人口政策等多方面改革创新。
3.着力推进政府的转型与改革。实践证明,通过深化改革收获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越来越依赖政府转型与改革的突破: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下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二,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改变“大政府、小社会”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会”,逐步走向社会公共治理;第三,政府自身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优化行政权力结构,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优化调整权力结构,成为政府转型改革的重大课题。
十八大后,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今天的改革与过去相比,面临着的矛盾问题更为复杂、深刻、突出,而且改革与转型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高度依赖改革的突破。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尽快出台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尽快实现改革攻坚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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