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机构改革关键在放权

2013年03月12日 02:22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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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本报记者 耿雁冰 北京报道

两会期间，官方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这个方案突出强调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在迟福林看来，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核心，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继续减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并且提高行政的效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一直关注着政府治理等诸多改革，近日，其在两会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改革就是放权

《21世纪》：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在于如何优化行政权力结构，大部门制改革能否实质性破题权力结构优化？

迟福林：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并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为什么总体成效不大？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优化行政权力结构尚未实质性破题。例如：

首先，以综合性部委为例，既负责国家宏观政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职能，又具体负责重大项目的审批，还要负责价格监管和市场稳定。这就使其不能不把很大精力放在重大项目的审批上，放在短期的市场稳定上。

其次，以某些专业部委为例，本应成为决策主体，由于部分决策权集中到综合部委，它主要偏重具体的资源分配和相关审批，这样就不能不使其执行机构的特点突出，而决策主体的角色不到位。另外，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不分，也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是调整优化行政权力结构。前些年，深圳等地在这方面作了一些积极探索。从这一两年广东的实践看，调整优化权力结构，需要解决政府如何“放权”、“分权”、“限权”。

大部门制改革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问题在于，前几年的大部门制形式上走了一步，实质尚未破题。按照十八大精神，大部门制改革，应把重点放在调整和优化权力结构上。实现行政范围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第一，建立以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决策系统。以强化决策主体行为的有效性为重点深化大部门制改革，通过大部门制改革着力解决行政决策权既过于集中又过于分散的问题，强化各个部委的决策主体职能，实质性地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

第二，建立法定化、专业化的行政执行系统。把建立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执行体系作为深化大部门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建议结合事业机构改革，尽快提出行政执行系统建设的总体方案。

第三，建立权威性的行政监督系统。行政范围内的监督权，如何超脱于决策权和执行权，独立实施有效监督，尚未实质性破题，需要提出总体设计。

尽可能减少专业部委

《21世纪》：大部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要平稳推进，此前试点的部门具有示范、试点性质，通过对过去试点经验总结，将来如何推广比较合适？

迟福林：过去几年，除了中央推出大部门制改革之外，地方也有不少试点，比如顺德等地，在处理大部门体制内部的权力结构问题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大部门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需要充分汲取示范、试点中的经验教训。在我看来，大部门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权力结构的调整影响深远，需要慎重研究，把路子搞对，争取不“翻烧饼”。为此，建议在总体方案尚未出台以前，只对职能交叉重叠、矛盾问题突出的部门进行机构调整，而不急于全面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21世纪》：十八大后，各界对新一届政府有了更多期盼，今后的改革与过去相比有何不同？

迟福林：十八大后，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重要的在于通过改革把握历史机遇，充分释放发展潜力。能不能抓准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实现改革攻坚的实质性突破，全社会有着极大的期待。

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未来几年的改革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大局。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尽快出台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

配套改革协调机制

《21世纪》：如何看到恢复当年的“体改委”的呼声？

迟福林：十八大报告把“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十八大后，尽快建立一个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以加强对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现实需求增大，各方共识增多。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成立了高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机构——国家体改委。原国家体改委承担了许多重要领域改革的理论研究、规划设计、组织协调、实践指导等职能，在改革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到了上世纪末，对改革曾经有这样一个判断，认为到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将初步形成。在这个总体框架内，各部门、各地区按照既定的设计，重点抓好落实。这样，到2020年能够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这个比较乐观的判断，是撤销国家体改委的主要因素。

从10年后的今天看，不仅经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十八大又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发展和改革的重大任务，远超过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这就需要立足现实，着眼中长期，对全面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规划统筹，以把握改革的主动权。

在我看来，今天改革顶层设计对建立改革协调机制提出三大要求：第一，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第二，利益相对超脱；第三，具有较强专业性。

《21世纪》：假设成立类似改革协调机制，如何在具体领域突破相关部门的约束，如医改、电改。

迟福林：建立改革协调机制，最重要的是超越部门利益具体设计、协调和推进各项改革。在医改、电改等领域的改革总体方案设计，以及配套改革的协调，应由新成立的改革协调机构负责，这样可以超越部门的局限性推进改革。

从近10年来的改革实践看，改革需要克服部门利益，但又不能绕过部门推进改革。成立改革协调机构，还应当将改革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指导督办与部门推动有机结合，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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