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高度行政垄断的土地制度与城市化不匹配

2012年11月28日 15:24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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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11月28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表示，土地资产界定比人的资产界定看起来困难，现在就是两个东西不匹配，人口流动性跟土地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之间有冲突。

周其仁表示，中国的脉络还是蛮清楚的，就是经济一增加，城镇化就加速，过去我们的体制是划地为牢的体制，城乡之间不同产业、不同地方，也包括城镇之间都是不能轻易动。这种不能动的体制，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改革以后增加经济自由，增加经济自由这个人是很灵的，就是所谓人往高处走，要往较高的收入方向去努力，这样的话城镇化从不到20%到去年51%多，所以这个趋势脉络很清楚。新的问题是什么？新的问题就是经济自由的发展，在不同的方向不平衡，因为经济自由要靠权利规范它，因为你不能说你的自由去妨碍其他人的自由，那就要打起来了，这个社会就麻烦了。但是不同的资产权利规范难度不一样，人身资产是比较容易规范的，反正我打工的能力或者我的人力资本我背起来就可以走，哪里收入高我就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几亿人这些年完成了从低收入区往较高收入区移动，也提高了国民收入。

但是其他的资产像今天讨论的土地资产要麻烦得多，不能背起来就走，它有很大的位置型。两个礼拜前我去的贵州，我去的湄潭，湄潭大概有千万人还在外面打工，大家都有地，有宅基地，有承包地，有山林，但是他不能把那个地背起来到北京，来，到上海去，到深圳去，如果是背起来可以，那问题很好解决，自己住一块，卖一块就好了。土地资产界定比人的资产界定看起来困难，现在就是两个东西不匹配，人口流动性跟土地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之间有冲突。

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土地制度刚才几位都是行家，都讲了很多方面，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半行政、半市场，是行政权利和市场机制一种过度时期、转型时期的一种混合，你看我们土地不能说没有市场，1987年、1988年深圳开始土地拍卖，这对我们国家土地资源的配置起了巨大的作用，问题是问题，成就是成就。要是没有当时这么一拍，完全是靠划拨，高兴给谁就给谁，中国没有今天这个成绩。但是什么地可以拍呢，可以进入市场呢，这个口子很小的，第一必须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农民拿来的，是征来的，征这个字很了得，它不能谈价钱，它是强制，一划圈就要拿过来，补偿多少是政府定的，补偿多少政府这方面来执行，那么从这方面来看是政府主导，我们好多位置是涨的非常快，带来这样现象，政府不断地储备地，然后卖，这样的话财政也发展得很快，这样就发生一个利益冲突，因为你国有土地世世代代是人家的地，农民说你这个地拿去搞国防基地了，农民就算了，要为国家做贡献，现在农民一看你拿过去卖那么高的价，农民现在就醒了，也懂这个东西了，这个摩擦就发生了。我想土地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土地，要跟城镇化配合起来，要跟人口的流动集聚有一个很好的配合，这是我们根本的出发点。

怎么样配合？高度行政化的土地配置跟人的流动我觉得很难配合，珠三角流动性比较高，哪里有一个亲戚朋友、老乡给我指一条路我就去了。可是这个行政主导的行政制度是讲这个行政级别的，你看我们土地拍卖是从香港学的，香港就是一个行政政府，大陆是一个省、市、县五级政府，每一个政府都有一个半市场化的土地冲动，所以这就造成了改革难度非常大。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制度，农民的粮食不能卖，政府拿过来，农民给城里，拿的价非常低，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基础。非常艰难的是改这个统购统销的粮食制度，因为统购统销保证了机关、军队，如果你把这个一下子拆掉，这个国民经济就乱套了，所以就找一个缓慢的方法，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挖的。当时看有两个地方是可以挖的，高度行政化你一定要求他种粮食，有的地方不能种粮食，他可以交钱，最后变成政府交粮食可以变成交钱，使刚性制度增加一点弹性。

第二，在国家规定的非要收上来的粮食，保粮食供应，保城市供应、军队增加的粮食可以市场卖，双轨，所以后来统购统销的改革在这两个经验的基础上变成全国政策走出来了，先是一轨稳住，一轨慢慢发育，等到时机成熟再并轨，完成粮食市场。这个经验在土地改革当中可以参考的，当然土地比粮食问题复杂，刚才讲的很多我听了很有道理，第一个不是说你收缩正轨范围，你收缩了以后那这几亿人要流动是要用地的，工业化要用地，城镇化是要用地的，你如果又把它收缩经济怎么办？所以更重要的是除了征地我们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配置土地资源，这也是我们对重庆、成都改革非常有兴趣的地方，经验有很多，可以探索出一条路来，把原来这个路都交给政府你要去卖，经过归纳和规范把它纳入市场里面来，还有另外一条方法获得土地资源，这是我们认为地方实践有价值的地方。你看成、渝这两个地方，里头也有新的苗头，直接把这个资源组成公开拍卖市场，在较大范围发行价格，我觉得只要一个路慢慢走出来，有可能把这个大难题让资源配置跟人口流动资金能够协调一点。最后我讲一句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地方实践的东西不可能是完美的，你要去批评，都可以批评，而且批评也是对地方很好的帮助。我认为在北京制订政策、研究制度变化应该充分吸取底层变革的力量，不能光靠我们顶层设计，你想应该怎么样，最理想的方式是怎么样，你应该想在中国什么路是可以走出来的，地方行得通能不能完善，能不能变成一个立法的政策，能不能可以在全国推行，我想十八大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提上来，因为地方围绕这个难题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应该在里头吸取了这个经验，因为中国的问题确实大，而且复杂，完全靠我们想象说哪样子最好，这也有意义，但是更有意义的是实践当中我们走出来的。我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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