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是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详细】

4800多字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仅有一处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既没有操作性，不含具体目标，并且也是老调重弹。就连会议前胡锦涛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一词，也没有出现在公报里。【详细】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促使居民消费？这也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详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演讲中强调，以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要想得到真正的解决，根子还是在政府转型。【详细】

行业垄断的存在表面上看是结构问题，实际上是体制问题。行业垄断表明改革没有到位。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详细】

现在都把目光放到来整理农村的宅基地和村庄的这些集体土地。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城市的建设用地。为此就强迫农民上楼。对农民而言，这是一条不归路。【详细】

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公众对公共服务各个方面的期望值也在不断地提升，有时期望值提升速度比经济发展的速度还快。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又是人口大国，全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要想在人口福利方面有很快的提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牢靠，期望值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详细】

这样的增长也就不能不伴随着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紧张和冲突升级。为应对这一事态，从地方政府开始，各级政府逐渐构造出“维稳体制”。如此“维稳”体制，既不在理想化的“法治政府”蓝图之中，也不在更为中立的“服务型政府”的范畴内。由此，也就隐然形成一种奇特的增长体制：通过“维稳”保增长。【详细】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跟西方很多国家不一样，别人是一步走的过程，我们是把它分成两步。第一步工业化，城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农村人口虽然部分参与进来，但由于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人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所以出现农民工，背后隐藏很多社会问题。下一步处理不好很危险。【详细】

经济发展目标需要上下共同来决定，不能只是上一级领导考核下一级领导，也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向上传达当地的老百姓的需求，用公共服务质量从下向上考核。所以首先要对政府的考核体系进行改革，不能只是单方向的。【详细】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发现两个积极性好正在成为趋势。也就是说，第一，国家的目标比较接近地方的目标。第二，地方的目标开始接近中央的目标。我们还有一个发现，凡是这两个目标更匹配的地区，发展相应的更成功。【详细】

我们的瓶颈在于如何释放内需，如何走出一条绿色的、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这亟需改革来提供答案。在李稻葵看来，最需要改革的是财政体制。财政体制从1994年以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实质性改革。该体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详细】

关于中国中长期经济目标，我们究竟该有什么样的基本思路跟准则，我就要提到两个思路跟准则，第一就是在战略上这个增长的目标要从高定定，在战术上增长目标要从低定定。战略上比较要从高，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一要它的必要性，第二更重要的是有它的可能性【详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理顺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问题，单单依靠各类‘三农’直补不足以为‘三农’问题找到出路。农村金融改革可能会成为重要的突破口。【详细】

章武生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近年来，理论界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方案：一是将党内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二是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三是将选举制度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