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道与治道有别 要清楚何为政治

《尚书》中有一句话，叫“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多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来源。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治国之道正确了，政治就能治理好；恩泽散播开来，民众就能安居乐业。文言文是单音词，“政”和“治”的概念也不相同。“政”的意思是指国家的权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则指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也被称为“治”。 在古汉语中，“政”就是今天的“政治”意思，而“治”则有今天“行政”的意思。最早建议用“政治”来翻译西方政治一词的，据说是孙中山。这个词虽然翻译得很好，但也容易让今天的人们模糊了“政”与“治”的差别。

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专门辨析过“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不同，他写过一本书就叫《政道与治道》。这是新儒家政治哲学中比较重要的理论，用这个观点可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思想和形态。牟宗三把人类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和立宪的民主政治。封建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政治，政权皆在帝王，帝王取得政权，开始时是凭借德行或武力，政权的延续则依靠世袭。在牟宗三看来，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乏对政权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极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学说，只能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牟宗三认为，无论是打天下或者世袭，这种“政道”都是不合理的，算不上“真正的政道”，因而可称之为“无道”。牟宗三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政道”，中国传统政治因为一直没有解决政道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很像现代政治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洛克认为立法权在国家政治中，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而政治学家孟德斯鸠则认为，只有当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两个部分，并能彼此制约和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立法者能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社会价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则执行立法者通过的法律。牟宗三虽然在书中的论述有些模糊和矛盾处，但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症结。正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对政道没有做过明确的辨析，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把政治与权力浑为一谈。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会自动拥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关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牟宗三有几段话很有意思：“以前，政权隶属于具体之个人，可以取，则取得政权即握有治权之源，治权随政权走。”他认为，“当人之意识不能觉识到政权之本性，不能认识其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进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则革命、受命之说亦是必然者。而所以被革命，政权被拿去，则由于政权、治权不分，继体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政权是属于民众共有的，它的本性当然是不可取、不可拿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立法权永远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全体民众的拥有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拥有。在现代社会，它是由一个国家的宪法来代表的。宪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表述，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确立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宪法法成为政道和政权的来源。

在传统社会则不同，牟宗三说：“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也就是说，政道与治不分、政权与治权不分、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分，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它的历史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的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以及政府应当做什么等方面的认知，总是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子。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包括大家如今说得热火朝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内，仍然是政道与治道不分。而这也是由当下的现实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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