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政府做好三件事“十二五”才会有希望(3)

2010年11月09日 21:42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正在加载中...

薛澜：政绩考核从单向转变为双向是关键

凤凰网：不管是做什么事，最终还是靠人来实现的，您刚才也提到了政府其中一大要素是团队问题。

薛澜：对。

凤凰网：您觉得我们现在政府团队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我觉得其实这里面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像公务员法，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包括从入门，包括中间的这种职级的提升，现在公开招聘，各种改革都在做。我觉得这个方面，说到底提供一种比较稳定地合理地激励机制，使得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有积极向上正常发展的一种环境，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合理的约束和监督。因为你是代表公权，可能跟企业和其他地方的工作不一样，我可能对你行为进行监督，就在廉政这方面制度建设也是在大大加强。所以我觉得这两条腿都必须同时往前走。

凤凰网：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公共服务型政府，我们前一个阶段，比较强调发展主义的政府，我们距离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还有多远，差距在哪里？

薛澜：我理解公共服务型政府，其实有广义的概念和狭义的概念。广义的概念，其实你像推动经济发展政策，也可以说是服务型政府。关键你需要什么服务？我觉得从对我们全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刚刚的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的时候，那个时候推动经济发展可能是最大的公共服务。回过头来想，如果不是我们过去这三十年经济的大力发展，我不会有今天这种发展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是公共服务，包括可能维护社会治安，包括国防，这都是公共服务，所以我是广义的来讲，其实政府做的都是公共服务。

但狭义的来讲，我们确实讲到，原来政府可能更多的推动经济发展，在很多社会保障的领域，在很多市场做不了，市场是零的领域，这些方面可能原来忽视了，所以现在把这块，包括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等等，所以在这些方面，大家觉得说政府应该加强，狭义地把它定义为公共服务，讲的是政府应该加强的方面。所以现在讲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多的是讲政府需要改进的。

另外一点，服务型政府的行为方式，既然是为公众提供福利，就确确实实的要去了解到底公众需要是什么，服务方式也更加高效地，注重公平，所需要遵循的原则公平、公正，能够合理高效地去提供，可能就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这种N次式，我想这个中间，行为方式也是不同。

凤凰网：行为方式就涉及到背后具体的这种考量，真正比较有现实价值的这种考核指标的比重和体系构成，您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也不能因为要政府转型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目前能采取的是什么样渐进的策略？

薛澜：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得需要实事求是，到底我们发展的目标这是需要上下共同来决定的，不能只是上一届领导考核下一届领导，大家老指望这个指标合理，我觉得仅仅靠这个可能还不行。你也需要当地的老百姓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渠道，或者人大代表，通过他们来把他们的需求能够反映上来。当然希望上一级的指标也是能够反映老百姓的需求，可能一般性的需求和更具体的，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市，我这个县，我这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能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指标体系，不应该只是单方向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这个指标，它发展的指标，目标还是要有一定的连续性。我觉得现在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政府换一届，马上提出一个新的指标，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经济发展的节奏被打乱，可能今天一个领导的思路，是这么一个发展模式，明天换了一个领导，又换了新的一种，这种来回折腾的情况也是在不少地方存在的。肯定要意识到，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发展的大目标、发展的节奏要有连续性，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点，要承认地方政府的多元性。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面，这种发展的目标，既要有些共同的，整个国家层面的目标，需要各地政府来分担责任，好比说二氧化碳排放，各个地方需要去分担。但是也要知道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各地方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凤凰网：刚才您提到考核的指标不能单向，既然要变成双向就涉及到下情上达，这个渠道怎么打通？

薛澜：对，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现在这个改革，其实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截然分开的。怎么样能够使得公众的利益得到最好的反映。其实目前来看，比较有效的方式还是通过我们的人大代表，尤其是地方上的人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选举确确实实是反映民意的，选举是竞争性的选举，最能够代表老百姓利益的代表被选上来，而且同时他们又能够尽到他们的责任。

当然我们从制度安排上，也要给他们提供尽到责任需要的资源，从这点上来讲，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怎么样改善我们的选举机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需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资源。

薛澜：我们要增加所谓全职的代表，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代表都是兼职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到底我这个选取，老百姓需要什么，所以需要有些专职的代表，这样的比例希望它能越来越，这样的话，他们能够真正把他们的精力就集中在了解老百姓的需求，然后去看看我通过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管理办法来满足这种需求，所以这样的，首先他能够真正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另外一点，作为人大代表，也需要相应的资源，去了解实际情况，要助手帮助，需要空间、时间，还有相应的工作条件，所以这点的话，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完善的。

凤凰网：您觉得在这方面，西方比较值得借鉴的是什么，在这种政府团队的管理体制上？

薛澜：像公务员体制，其实就是一个挺好的借鉴，现在其实我们的政府这方面也在学习。公务员行政职务跟公务员级别不是完全对应的。

凤凰网：要有一条专业线。

薛澜：相当于公务员的级别是根据你的年资，我去工作多少年，我什么相应的级别。你的职务是根据你特定岗位的需要和你的能力，这样的话，这两条如果把它分开好，我觉得其实也会保证公务员它的激励机制是比较稳定的，也许可能我工作二十年，我还是处长，我行政职级比较高，这样我也能安心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体系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想可能我们有很多像前一段所谓事情大布置，希望政府管理的幅度能够更加宽一些，很多相关的业务能把它融在同一个政府机构里面，减少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这个也是有意识的学习探索，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是。

另外一点，我觉得中国政府也有它独特的经验，我觉得其实也是其他一些国家可以考虑，也可以从中受益的。你像我们比较重视这种政府官员的培训，我们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向我们国家行政学院党校系统还包括高校等等，各种方式来鼓励我们这种官员不断去学习，提高素质，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中国政府这些年做的是相当好，可能跟其他国家政府相比，我们是走得前面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这里面确实有一个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过程。

凤凰网：刚才我们谈了很多政府体系内的一个自我的管理和监督，从外部而言，扩大到社会，社会对于政府的监管，您觉得怎样一个制衡也好监管也好，比较符合我们中国国情的，大家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西方的三权分立也好，很多人认为并不适合中国，您觉得呢？

薛澜：我觉得三权分立也许可能有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其实各个核心的问题是权力的制约，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对公共权力，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制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可能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对权利提供有效地制约，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我们目前情况来看，我想应该来讲还在探索阶段，能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发展情况的，对权力能够产生有效制约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机制，我的感觉，现在成熟的经验还没有。目前媒体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尤其是网络媒体，在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它毕竟有它的随机性，制度安排上怎么样形成制约，我的感觉目前人大对我们行政部门的监督，力度是加大了，所以很多地方政府，目前对人大的质询、人大的监督还是高度重视的，这方面也可以更加制度化去完善，我觉得是需要的。

凤凰网：人大的独立。

薛澜：对，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人大内部成员的构成，因为我们人大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退下来的官员，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形成那种监督也是不容易的，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大代表，它不是简单政府官员退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