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官员：构建现代农业 摆脱“国际化农产品”威胁(3)

2013年02月18日 16:42
来源：《财经》 作者：财经 张燕冬 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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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传统农业之路

《财经》：你将改造传统农业、探索机械化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模式与国家粮食安全结合起来，并认为是中国提高竞争力的根本。但有人提出，因为缺乏竞争优势，广西应淘汰糖业。

陈章良：我不认为广西蔗糖业就应淘汰，但降低成本是可行出路。生产成本依然是决定食糖价格长期走势的重要因素。对于没有足够财力进行农业保护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降低成本才能在扭曲的市场中生存与发展，而降低成本主要靠提高单产和降低劳动力成本。

从技术层面来说，单产提高主要是指培育新品种和增强水利灌溉。降低劳动力成本，主要是指减少收割甘蔗所需的劳动力，目前实现农机收割的机械化成为迫切需要。全世界的甘蔗地，包括苏丹、非洲等国，都采用机器自动收割，可我们的农机至今不尽如人意。妇女成为强劳力，每人一天扛一吨。劳动力严重短缺，只能提高工钱，加大成本。

这种原始耕作方式、小面积经营为主的特征根本无法与国际竞争。同时，相当面积的作业空间缺失，亦导致中国的农机创新难以突破，新品种难以推广。道理很简单，新品种提高10%-20%的产量对农民诱惑力不大，地小了良种推广很吃力，导致农机创新动力不足，更无力实现机械化。中国目前能生产各类汽车，却无法造出高质量的甘蔗收割机。

《财经》：但听起来难度较大的还是土地集中和机械化作业。都说广西地貌复杂，甘蔗种植多以山地、丘陵、坡地、旱地为主，很难实现大面积的机械化操作，只能通过原始的人工砍收为主。

陈章良：机械化需要规模化，规模化经营是根本。地貌不是问题，属喀斯特地貌，平地突然爬起，山多但不高，地势较为平坦。估算一下，广西有将近500万亩左右的土地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但每家每户的地太分散，机器无法拐弯，条条田埂拖拉机进不去。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举，但大量农村土地分散、零碎、经营规模小的传统特征已不能使农业规模随着劳动力转移而相应扩大，这不仅不利于机械化生产，也不利于形成农业生产关系的转型以及专业化、集约式发展，从而造成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投资与亿万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过大，这实际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积极应对“国际化农产品”挑战的进程。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劳动力的大幅减少，实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并没有实质减少。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尽管广西土地已经确权，但如果拆掉田埂，农民担心没人付钱，田埂找不回来；进城找不到工作，回家没地种怎么办。政府又担心失地农民会导致贫民窟产生。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时，广西从沿海地区回来了200多万打工的农民，如果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那是非常危险的。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土地相对集中是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前提。全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不能限制及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地”，这是否意味着以土地流转推动规模化经营？

陈章良：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构建现代农业的基础，关键是如何选择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方式、程度与速度。

事实上，承包制一开始，就意味着土地流转。1984年的一号文件就规定，个人不愿意承包的地，集体可收并重新转包，也可个人直接转包。1986年规定土地可以流转给大户，以进行适当的规模经营。1993年对规模经营进行了规定，即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此后，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土地流转问题若干规定和《土地承包法》，提出协商、自愿、有偿三原则，规定承包户为流转主体，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强迫或阻碍承包户进行土地流转。从2005年起，中央又颁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其流转行为进行了规范，但较为笼统，对流转方式和期限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后来，又明确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对如何支持土地流转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也缺乏对失地农民利益的保护措施。目前大家对土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已较为清晰并达成共识，但如何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仍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重庆、成都、深圳、浙江等地都在进行尝试，广西也在甘蔗地里进行试验。就广西来说，目前土地流转有不同模式，有蔗农直接流转，政府引导、集体和农户结合，糖厂与蔗农协议，外来资本、种植大户与合作社共同经营，蔗农、糖厂、政府联合的流转模式，都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不足和成本加大，土地急需流转以实现机械化耕种；但另一方面，仍有部分农民依靠土地为生，尽管部分劳动力已转移城市，但担忧“失地”顾虑重重，为保持其完整性，他们或许要接受被动流转。因此，广西在选择进行流转地块时，偏重选择那些劳动力已经出现明显匮乏或地多人少的地块进行，相关矛盾不太明显。但随着流转的深入，一系列问题会凸显出来。

地方确实存在由于相关评估机构严重缺失，导致土地流转的不规范行为，如“廉价工业用地”“圈地”“非粮化、非农化”等现象。相关部门不倾向于向外来资本授予产权相关证书，外来资本能否长期经营其流转获得的土地仍存有不确定性，再加上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严重滞后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种种因素叠加都对规模化经营的土地相对集中构成了制约。

《财经》：你所谈的似乎涉及所有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包括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人说，美国人少地多，中国人口基数大，土地相对稀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照搬美国的大规模生产模式。

陈章良：中国和美国资源禀赋不同、国情国力不同，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也可能不同。我国确实耕地紧张，人均耕地仅1.38亩。近年虽然农村劳动力部分转移，但呈梯度状，并受我国城镇化水平、机械化程度、工业化进程、劳动者素质等种种因素制约，即使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60%-70%(目前客观数字应是35%左右)，农村人口也可能不少于4亿。鉴于此，短期实行土地大规模经营肯定不行。但我们也不可因此陷入另一种看似正确却实属误区的歧途，即简单关注于抽象的“规模化、机械化”等概念，却忽视研究和比较西方国家现代农业发展中真实的历史过程。

美国现代农业转型起始于18世纪到19世纪，即使是20世纪，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呈现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就拿美国南部机械化对农业体制变革的影响来说，从内战到1920年的长时期里，南部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工具数量少、机械缺乏，农具价值低，当时的农业体制主要以种植园主的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实现以个体家庭劳动方式为特征的租佃小农场制，西方人也称作“旧式租佃制”。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机械在美国西部地区被发明和广泛应用，南部一些地区机械化初露端倪，导致种植园土地整合，劳动方式发生变化，即大部分佃农“失去”土地，去外地谋生涌向城市，或部分留在种植园成为雇佣农业工人。这种劳动方式的转变，为大农场制发展奠定了实质性基础。

而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政策偏向于大中型农场和种植园，主要进行价格扶植，使农场主有钱购买机械并大量使用机械化代替人力，实质上改变了土地与人的关系、经济规模和经营分配方式等，农场数量骤减且面积剧增。与此同时,机械化开始向纵深发展，不仅对原有机械进行改造，而且关注于机械的发明推广，尤其是对南部农业起革命性作用的摘棉机，为植棉业和种植园的进一步变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南部农业体制深刻地变革，内战结束以来以个体家庭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租佃小农场制，最终被以雇佣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现代大农场制所取代，农业土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所有权变动。虽然这一体制变革发端于20年代，并在罗斯福新政后形成某种地区性的风潮，但真正的变革浪潮却出现在“二战”以后的20年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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