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不进的城市，离不开的乡土

2013年03月02日 05:48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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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和7500万流动性的农民工。年复一年，这些人像“候鸟”一样在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流动。一个城市既需要拿手术刀的也需要戴安全帽的，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安家立命也是考量城镇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但现实的情况是这些怀着梦想的农民工群体正在遭遇各种不平等待遇，在《中国经营报》记者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不想离开土地，原因在于他们在城市各种门槛的限制下根本无法融入城市，农民工的现状极大地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春节刚过，35岁的个体商人宋志凌(化名)和他的媳妇从商丘农村老家乘坐长途汽车到达郑州，再从郑州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也就是在四年之前——2009年春节过后，宋志凌只身一人丢下妻儿从郑州闯到了北京，盘下一间店铺，做起了红枣批发生意。后来，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宋志凌在自己的店铺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将妻子、儿女都接到了北京。

每年春节都是红枣批发、零售生意最为火爆的时候；然而，由于“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春节宋志凌都要携妻带子回家过年。“这是乡情使然，只有回到生我养我的农村，才能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存在感。”宋志凌感慨，城市就像一个大熔炉，经常让人不知身之所在。

令人头疼的子女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对于宋志凌一家来说就是最沉重的话题，为了获得在城市里的学习机会，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成本。

11年以前，1998年的时候，刚满20周岁的农村小伙子宋志凌是坐着拖拉机，扛着铺盖卷离开商丘老家的。在举目无亲的郑州，宋志凌从第一份工作搬运工开始，先后干过餐馆服务员、保安、业务员等。

宋志凌说，他在郑州一共换过四五十个工作，2008年开始跟人做起了干果批发生意，虽然从此开始自己的境遇有了一些改观，但是这个小生意仍然无法让他在郑州这座城市立足，在这里买房对他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在郑州打工的11年间，宋志凌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打工期间认识了他的妻子，结婚之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漂泊损耗了他们的幸福感。但是为了一个城市梦，他们仍然在坚守着。

在宋志凌的老家——商丘市的一个小村庄，轰轰烈烈的城镇化也正在改变着它的面貌。未来几年之内，河南新农村建设将有约1000万农民进城。宋志凌的老家从2010年开始禁止建房，政府也已经针对老房子丈量面积作为入住新房的补偿依据。附近几个村庄即将拆掉并将建成一个大型社区的传闻目前正在成为当地村民热议的焦点话题。

宋志凌私下说，等到新农村社区建好，他打算回去买套房。“总要回家的。”他说。

宋志凌的老婆谢爽最为苦恼的事情就是一双子女的上学问题了。

2009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女儿宋媛媛已经10岁，儿子宋小双只有4岁。“首先是女儿的转学问题，找了好几个学校，都不愿接收。后来找了一个熟人，终于能进一个学校，每年要求交1万多元的赞助费。”谢爽告诉记者。

儿子当时也到了进幼儿园的时候了，为了接送方便，宋志凌夫妇两人在他们的店铺周边找了很久，所有幼儿园都是人满为患。“北京这边都是从孩子一出生就要找好幼儿园，然后开始排队的。”宋志凌说，后来他们问了一家私立幼儿园，“费用太贵了，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就让人受不了。”

后来，等到儿子4岁的时候，宋志凌想办法让他进了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现在，儿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每天由谢爽负责接送；女儿已经上中学，不用大人操心了。

更加让人头疼的是孩子们的高考问题。“我们的户口在河南农村，孩子的户口跟着我们，将来可能还要回到河南参加高考，真让人头疼。”谢爽说。

春节之前，看到电视上到处都在讨论异地高考的问题，谢爽很上心，她问：“什么时候才能消除高考的地域差异啊？”

教育问题对于宋志凌一家来说就是最沉重的话题，为了获得在城市里的学习机会，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成本，但孩子们在学校仍然因为打工子弟的身份被一些同龄人瞧不起，即便如此，在未来决定他们命运的高考问题上，他们仍然要被区别对待。

一个大学生农民工的城市梦

李伟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打工的城市买套房子，把老婆和孩子都接过来，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李伟30岁，一个3岁男孩的父亲，河南长垣县人。

他在郑州一家医学院上了3年学后，从事的工作却是农民工工作。这是他理性选择的结果。

2005年，李伟从医学院毕业后，托了许多关系想在县里找一份工作。在这个人情构成的县城里，找工作很多时候并不是靠文凭和能力。几经努力，终于在县医院落下了脚：在内科上班，编制是人事代理。但是院方告诉他，人事代理有个过程，需要先以临时工身份干着，再找机会解决。

每个月400元工资的上班族生活开始了。李伟每天早上6点半都要骑着摩托车从13公里外的老家出发上班，下午下班再回去。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2年，这期间他在医院的身份没有变化，医院领导也换了。

生存的压力让李伟无数次想到外边闯荡一番。“每月400元的工资，连油钱都不够。别说是同事朋友之间人情往来请客吃饭了。”李伟说，“这两年的上班除了名声好点儿，没有任何保障，还不如打工。”

几经考量，李伟没有去郑州应聘医疗行业，而是跟同村人一起加入了当地的工程队去了山西。抱着暂时干一段缓解经济压力的想法。

第一个月，施工队长根据工作量给李伟记录的工资是3400元。第三个月，掌握一定施工技巧的李伟开始和工友一起，与包工头议价。将某个油罐刷漆、有个车间的管道保温工程承包下来，然后由包工头开个价。这对于双方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这些愿意被包工头再次转包出去的小工程，通常是比较危险，施工难度较大的工程。李伟和他的工友很多时候靠一根保险带吊到半空中数小时来完成施工。

2012年夏天，在湖北的一个钢厂施工中，李伟差点从20多米的高炉爬梯上跌下来。这惊魂一瞬让他重新审视打工生活：四处流动、没有保险和安全感。李伟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不过几天前，以前的工友再次打电话告诉他有一个工程队在广州有一项防腐工程，待遇还不错时，李伟还是没有经得起诱惑，将被褥装进编织袋，再次抛家弃子，去了广州。

刚到工地的李伟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打工肯定不是一辈子的事儿，他准备在那儿干一段时间看看，有合适机会想自己“干点事儿”。至于干什么，李伟说他还没想好。李伟告诉记者，他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打工的城市买套房子，把老婆和孩子都接过来，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不过每次望着高企的房价他都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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