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提升幸福感的城镇化

2013年03月11日 09:52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朱宁

0人参与0条评论

最近一段时间，城镇化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经济发展政策之一。政策风向一出，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利好因素。各地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动向尤其关注，浙江、山东、湖北、安徽等省都明确表示将现有小城镇撤镇设市，培育一批镇级市。另一方面， 在自然条件不那么“配合”的某些地区，如湖北十堰、甘肃兰州、陕西延安等地，地方政府更是推出了削山造城的宏伟蓝图和总值数千亿元的宏大投资计划。

受到如此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机会的刺激，投资者和资本市场都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城镇化憧憬十足。房地产板块首先躁动不安，随即带动水泥、钢材、原材料等板块，一时间也蓄势待发。一股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热潮逐渐席卷全国各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似乎一夜之间都落到了“城镇化”的肩上。

既然城镇化是如此重要和宽泛的一个话题，人们似乎就必须对“城镇化”的概念进一步加深理解。在众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城镇化目标的选择和确立，对于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和推动进程，都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大城市的成本

毫无疑问，城镇和城镇化会带来很多重大的优势和直接的经济利益。随着城镇的发展，城镇的集聚效应导致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也会大大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技术革命和技能的升级换代。

西方众多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创造出许多知名的大都市。以美国为例，随着科技进步和疆土扩张，美国创造出了一批以贸易、工业和科学创新为特色的城市带。从纽约到芝加哥，再到旧金山，城市的发展无疑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城市在交通拥堵、污染、社会资源匮乏方面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

美国的洛杉矶市是全美人口总数排名第二大的城市。当地的光化学烟雾(SMOG)是和洛杉矶奥运会及影都好莱坞齐名的洛杉矶“特产”。根据美国肺病防治协会的统计，洛杉矶市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造成如此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交通拥堵。尽管市政当局不断通过增发债券的方式，进一步修建新的高速交通系统和维护提升现有的公路交通系统，洛杉矶仍然是全面通勤时间最长的城市。洛杉矶城区居民平均单程的通勤时间超过半个小时。通勤者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个把小时在洛杉矶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

庞大的城市、拥挤的交通和高企的房价，导致很多中低收入者不得不住得越来越远，加入每天在高速路上的拥堵大军。众多通勤者有一种说法，“自己的房子不是用金钱买来的，而是用自己的生命买来的。”通勤者在漫长通勤途中，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健康，牺牲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牺牲了自己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幸福感被挤压得粉碎。

等到2007年-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价的大幅下跌再一次压垮了许多人拥有自己房屋的美国梦，导致很多洛杉矶市居民决定搬到其他能带来更高幸福感的地方。

和任何其他经济发展进程类似，城镇化过程必定会对不同社会阶层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收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大城市的发展对广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超级富豪的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中产阶级注意到城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超级富豪们对超级城市也表达出自己不同的想法。

如果看一下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几乎没有一个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或是商业中心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住在美国西北沿海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郊区，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住在旧金山市的远郊，沃尔玛家族的继承人大多生活在美国南部的阿肯色州, 德国的零售大王卡尔·阿尔布雷希特还住在德国的乡间。

几年前，笔者曾应邀带领所任教的加州大学的MBA学生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首府奥马哈市，拜访全球投资者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当时正值2月中，奥马哈市还是寒冬料峭，白雪皑皑，整座城市没有几座像样的高楼大厦，和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些充满活力的美国大都市相比，简直像是两个世界。

很多同学在感受大师的投资精神和理念之外，都很感兴趣巴菲特先生这位在全球财富榜上名列前茅的超级富豪怎么会选择在奥马哈生活？巴菲特先生的解释很简单：“这是我成长的地方，城市的人民对我很友好，这里有我熟悉的社区，而且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和浮躁。对我来说，在奥马哈生活和在纽约或是旧金山生活，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与之相对应的是，身处发展中国家的超级富豪们，无论是墨西哥的斯里姆(Slim)、 巴西的巴蒂斯塔(Bastista)，还是中国香港的李嘉诚，几乎无一例外都生活在超级城市里。

除了各地超级富豪们不同的兴趣和偏好，富豪们的选择也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不同路径和不同阶段。发达国家的村镇， 无论在居住条件、居家购物还是教育文化方面，和大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

美国的加州小镇Palo Alto, 坐落着鼎鼎大名的斯坦福大学。和大学相邻的是惠普、苹果、谷歌这样举世闻名的全球企业总部。马里兰州拥有200万人口的巴尔的摩市， 是全美最好的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其医院的发祥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Andover小镇，有着全面常青藤大学“升学率”最高的预科学校。笔者在美国加州生活的小镇，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鲍勃·迪伦和马友友这样世界级的艺术家的演出。

随着城镇的发展，乡镇越来越像城市，乡镇和城市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对大城市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眷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不断移居到郊区和乡镇，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消费能力、税收贡献、城市化的理念和生活方式，和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要求。城市固然很难再变回乡村，乡村确确实实可以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变化，变得更像城镇。

城镇化是享受城市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通过居民迁离而非涌进大型城市实现的。随着现代化公路、铁路、轻轨体系的建立，乡镇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距离也越来越近。一些原来的乡村地区，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的“金三角”研究区域、得州的奥斯汀市，这些原本的小乡镇，都在过去几十年随着技术升级和人口迁移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城市带，也是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地区。

反观国内过去二三十年的城镇化，更像是一种逼出来的城镇化。农村家庭砸锅卖铁供养子女求学深造，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下一代能够不再生活在农村。农村在居住环境、基础设施、交通配套、医疗保健等方面，和城市都不可同日而语， 更不要说教育资源和文化生活了。

城乡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 有很多历史原因，而过去30年的政策，显然没有有效地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随着一些新的“超级大学”“超级中学”“超级医院”的出现，很多农村居民觉得城乡间的差异和二三十年前相比甚至更大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少数的几个大城市。过去几年，这些城市中竖立起了越来越多全球最高、最大、 最前卫的建筑，同时也帮助中国创造出了好几个全球最大的大都市。然而，就在新一轮的“造城”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人们感受更深的，是逐渐从身边逝去的幸福感。

污染、交通拥堵、高企的房价、对有限社会资源的激烈竞争，都让很多期待移民城市的人望而却步，令很多城市新移民无奈叹息，更令不少城市“原住民”甚至选择用脚投票，选择搬离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城市市区，转而到郊区去生活。

不同的城镇化路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城镇化结果，也会带来不同的幸福感。笔者认为，要想保证城镇化过程能够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切实给中国居民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是不可能通过削更多的山，造更多的城，打造更多全球排名靠前的超级城市，或者更多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来实现的。

城镇化的进程，应该是让生活在乡镇的人民能够逐渐享受上城市的生活，把现在的乡镇，变得更像现在的城市。只有让乡村的居民能像城市居民一样能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尊严和幸福感，才可达到我国希望通过城镇化进程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

城镇化不能倒果为因

目前有一种想法，认为是城镇化的进程促成了某些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进而帮助某些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观点以为，城镇化是和外贸出口和房地产一样充满魔法的支柱产业，可以只手擎天地推动经济发展。而只要对城镇化给予足够的政策配套和投资刺激，新一轮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不期而至了。

应当指出，目前在很多发达国家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政府规划的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利用城镇化来推动GDP增长，可能是赋予了城镇化太高的期望。在如此高的期望之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城镇化所达到的目标，有可能会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受到扭曲。

和外贸出口不同，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增长模式，已经带来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社会问题。在目前房地产行业调控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还要进一步以城镇化的名义进一步延续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风险不可谓不大。

笔者认为，要想真正推动提升幸福感的城镇化，至少要大力推动三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首先，应该加大村镇基础设施的提供。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多都选择留在美国。其中一个原因， 是在那个时代独栋别墅、私家汽车、24小时热水这些在国内可望而不可即的生活条件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与此类似，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就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城市，城乡间生活条件和社会资源的不平衡，负有很大的责任。

因此，更好地平衡城市和村镇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就业发展等方面资源的分配，不但能推动村镇和二三线城市的发展，直接推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更有可能在社会资源更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化解一线城市房价高企不下的难题。

其次，重视公民对社区的塑造。城市的一大优势， 就是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正因为如此，中国城镇化下阶段的发展，也应该利用城镇的人才优势，让各个新建的社区可以反映当地居民的思想、理念和诉求。只有社区的多元化发展，才能促进新兴小型城市在某些细分领域展现出自己的竞争力，吸引同道之人一起加入到村镇的建设发展之中。

最后，城镇化不能脱离市场选择和主导的原则。历史上的城镇化，大多是依托自然条件的市场选择。不少国家曾有过另立新都或重造新城的尝试，但效果好像往往不尽如人意。时至今日，很多国家新建的首都，在各自的国家里仍然算不上最大的城市，更不用说在经济、教育、文化上对全国的影响了。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城市发展亦然。“大干快上”地造城，当然可以达到短期刺激经济的目的，但拔苗助长人为造城，有可能最后会适得其反。边际收益递减这一简单但重要的经济原理，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在外贸出口或是房地产开发行业， 在互联网技术和金融创新方面，都好像还不曾失过手。

总之，无论如何选择下一步中国城镇化的路径和进程，都应牢记，城镇化应该围绕提升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展开。毕竟，中国十亿多人民的幸福感，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打印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