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实录

2013年03月23日 13:43
来源：凤凰财经

0人参与0条评论

吴敬琏：我没有很多新鲜的思想，就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去年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我们知道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在中国内部对向哪一个方向走，其实是有很多争论的。大体上说来，一种意见是中国应该加强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英语杂志的说法是国际资本主义。

另外一种方向是群众过去30多年的道路，使得我们初步建设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个改善和提高，能够建设起一个在规则基础上的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

十八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答，中国今后向什么方向走？向继续改革的方向走。十八次代表大会要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的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能够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加强民主自由的政治化，实现国家法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可是决定了方向，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共产党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一些要求。

根据过去中国改革的两次大推进情况，我们需要做三件事。在中国30多面的改革历史中间，有两次比较大的推进，全面的、系统的推进，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另外一次是1991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甚至2001年。这两轮改革，特别是第二次取得了很大的实效，从经验看起来，确定目标是第一步，这是三部曲的第一步。确定目标以后，第二件事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或者叫总体规划。第三件事就是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各种改革落到实处，所以我们如果对照过去的经验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做出大体的设计。

去年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工作要求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列在2013年六项主要工作的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13年的要求，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人们普遍认为今年提出，意味着在今年晚些时候要求党政领导机关把这个路线图提出来，根据过去的做法，一般是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会把这个路线图经过讨论，得到确认，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面的推进改革。

这个工作其实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已经在许多政府和民间的研究机构着手进行了，因为十二五计划里面提出来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研讨工作，从前年开始，许多研究机构就已经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工作大体说来是两个层次，首先是问题导向，我们现在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从大的问题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所谓增长模式，这种粗放的、旧的增长模式，要求转变已经几十年了，转变不过来。那是什么问题？以至于到现在资源的短缺问题，环境的破坏问题，以至于劳动者收入提高问题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是跟增长模式转变不过来有关。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腐败，腐败蔓延、猖獗，而且导致了低层群众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从问题入手，去研究找出来它的制度上的根源，然后就可以确定应该做哪些改革来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这是第一件事情，这类工作做了很多，我们报刊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讨论，比如刚才史帝芬。罗奇讲到的城镇化，旧城城镇化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其中根源在于体制问题，土地财产制度问题，政府职能问题等等。

第二步就是把这些改革的项目按照改革的领域汇总，开出每一个领域，比如财政领域、金融领域要做哪些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需要改革的项目也很多，譬如中国经济50年论坛前一个时候年会上，大家可能看到报道，提出了大概三四十项改革的需要，不可能全面出击，一下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还有第三步的工作，就是要筛选、梳理，找出最需要改革的，而且关系有比较密切的改革项目。然后设计出一个我们根据过去改革手法，叫做最小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这就是一个路线图。

现在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各个地方都在进行梳理，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应该有一个中央的机构来下中央政府的路线图方案，经过会议讨论定下来。不管是设计和执行，现在是做设计工作，不管是设计和执行都会很困难，从设计来说，主要是两个困难，一个方面的困难是理念、理论、思想，到底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障碍是利益，李总理前两天讲过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困难，解决意识问题还容易一点，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利益格局会碰到很大的障碍。预计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会碰到许多需要解决的障碍和困难。

即使能够设计好，能不考虑执行下去？一方面需要领导，十八次代表大会所说的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另外当然就是需要有智慧，我希望能够靠一方面领导上能够像他们所宣誓的那样，李总理的话就是壮士断腕的勇气，另一方面有大众支持推动，有希望实现我们的目标，谢谢！

以下为现场答问：

问：吴老师，我想问问您，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已经参与了国家改革开放的设计和落实，30年下来，您自己觉得在哪方面比当时的预期做的好，在哪一方面落差是最大的？

吴敬琏：有许多方面的改革，只要有祖国的勇气和智慧，往往它的也许比原来预想的要好，我举一个例子，1994年的外汇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可兑换外汇制度，接着是加入WTO。这个改革其实在社会上特别是跟利益相关的部门，怀疑的、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具体的指出哪些部门做到这样以后，虽然是个有限度的开发，我们的产业会整个被摧毁，比如说汽车制造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比预料的还要好的多，做了外汇改革，加入了WTO，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现在中国是汽车的第一生产大国，这个产业完全没有被摧毁，当然还有很多问题。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你相不相信市场，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受到的教育，不管是学校，还是学校外的教育，都是说政府是牵头的，市场会造成混乱，许多改革比原来预想的结果好，没有出现灾难。但是有一次改革的设计，我想是最不好的，虽然我并没有参加，就是2003年中共中央通过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是研究了情况，认为我们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存在很多旧的体制的遗存，妨碍了它有效的起作用，所以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进行改革。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通过，但是回过头看，这个《决定》的基本部分没有得到执行，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最不满意的。

问：我的问题也是提给吴敬琏先生，刚才郑所长提到土地制度改革是下一步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提到说土地制度怎么样国有化，使用权私有化，我想问一下吴教授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吴敬琏：刚才我讲到城镇化的时候已经说到，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我不一一列举，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制度，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我很同意郑永年先生的意见，但是我要补充说，第一，所谓农民的土地私有化，这个主张讲的就是使用权的私有化，因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发达地区，从来都是把所有权跟使用权分开的。苏南浙北地区过去一直是这样，所谓的私有化是永久的使用权。

另外，土地产权制度除了农民的土地权利不能忽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这是我们1982年宪法加上去的一条规定，以前没有这个规定，为什么城镇化造成运动？就是利用土地差价，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当一个土地要变成工商业用地或者住宅用地、城市用地的时候，政府要征购，而这个征购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中间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城中村发生了大问题？就是农民不愿意用征购价格卖给政府。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把城中村都能利用起来，土地是完全够的，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分割的产权制度，就造成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他们现在正在做一些实验，譬如做一些产权安排，做出一种共赢的公司来开发城中村，把它建设成为能够给工商业，能够给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所用的住宅区，这种实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实现。

问：史帝芬·罗奇先生说我们争论结束了，该行动了，吴敬琏先生说现在要开始设计，从第一问题开始着手，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能不能请两位互相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史帝芬·罗奇：我一直都没有说不同意吴老师，我想说的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中国的目标是要转变发展的动力，从外需转到内需，尤其是内部的个人消费已经有了六年的争论，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在十二五规划里面。我的积分卡显示的是进步是有的，但是结果也有一些是不尽如人意的，最需要改善的就是为社保体系筹资。因为可以通过提高工资、促进就业，通过城镇化来提升收入，但是如果大家都是用来储蓄，而不是花费的话，那就不会造成内部的消费需求，未来不仅仅是要建立全面的社保体系、医疗，而是要提高筹资水平，为未来产生可持续的收益。中国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而内部的储蓄应该降低，所以我说的并不是吴教授讨论的比较深层的问题，我讲的是比较实用的一些方法来推进十二五规划促消费的建议。

吴敬琏：我觉得刚才提问的先生没有能够把我们两个人说的事情理解透，其实我跟史帝芬。罗奇刚才讲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我比他还要激进一点，这个争论早就结束了，十一五就结束了，他用的词叫增长动力，我们词叫增长模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应该找寻什么样增长的动力，这个争论在制订十一五时候已经达成了一致。问题在哪里呢？你要转变你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找到新的增长的动力，要有一套体制去支持。十二五规划就是要转变，可是体制的支持没有动，所以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要动手。李克强总理前几天讲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做什么？改革。

问：吴老师要设计的主张，我觉得非常正确，因为要做得有体制的整个路线图和时间表，那吴老师能不能讲一下您对于路线图、时间表和设计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轮廓，是不是应该改变过去很粗放式的设计，不具可操作性的设计？在这样的设计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些更可操作的改进？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描绘一下，谢谢！

吴敬琏：那天你也参加了50人论坛的年会，发言的十来个人提出了三四十种路线图，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梳理整合。就我个人来说，我自己的意见，核心还是一个怎么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我们现在最需要改革的大概这么几点。

第一，价格要放开，商业价格、要素价格都要放开。

第二，政府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单位的活动。

第三，对于市场监管，市场监管要做合规性监管，不要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这么几项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个核心。

另外，有些重点领域，大概是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本的运营，只是个人的一种想法，这个不可能是极其详尽的，而是大体对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和时间顺序做出一个安排，而且执行过程中还要调整。

是不是过去的设计都很粗或者过细，以至不能执行？我想举一个例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的一个总体规划—50条规划，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大体上是正确的，而且对于中国体制改善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打印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