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华：南方谈话纪念为何热不起来

2012年02月26日 23:20
来源：投资者报 作者：吴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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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报》记者 吴建华

“现在的改革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新36条根本就没有得到落实。”北京紫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罗锐韧一脸无奈地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2012年2月18日，罗锐韧参加了由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人民政协报社举办的“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座谈会”。作为受邀参会的民营企业家代表，罗锐韧对重拾“南方谈话”精神并不乐观。

1968年出生的罗锐韧是湖北黄冈人，21岁便开始涉足图书编辑发行行业。目前其公司主业是经营图书连锁超市，间或也投资房地产和矿业。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在1992年、1993年的时候，最优秀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就业意向首选不是进机关，而是去市场上创业。”

并不隆重的纪念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国内刚刚经历了1988年“价格闯关”的挫折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社会涌现出改革“姓资姓社”的争论，农村出现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质疑；另一方面，国际上又出现了苏联解体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改革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前往南方巡视，途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对推动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方谈话”距今已经整整20年。

2012年2月18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座谈会上，得益于“南方谈话”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学者约100人参与了讨论。不过记者发现，这场会议与普通的座谈会并无差别，无非是官员和学者在台上讲话，而台下的民营企业家发言甚少，更没有表现出任何高涨的情绪。

座谈会邀请的新闻媒体也不多，一些媒体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后就离开了，并没有对“意义重大”的“南方谈话”表现出多大的报道热情。

“南方谈话已经过了20年，但我觉得近十年好多问题发生了变化，有些地方甚至是倒退。”罗锐韧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我本来有事不想参加的，但会议主办方中有我的一个好友，盛情难却。”

在此次座谈会上，民营经济的处境问题是与会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此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今年上半年要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实施细则。记者就此询问一些参会企业家的态度，大部分企业家表示并不看好。

作为受邀参会并在台下第一排就坐的民营企业家罗锐韧，对于重拾“南方谈话”精神、打破行政垄断、改善民企的经营环境并不乐观。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即使在国土资源部徐绍史部长表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矿业开发领域之后，我们公司想投资矿产领域仍然非常困难，新36条根本就没法落实。”

一位医药行业的人士也对记者说，“医疗行业的行政垄断可能是最严重的，私立医院根本没法跟公立医院竞争，打破垄断没有那么容易。”

“企业家对‘新36条’的失望可能还是因为政策没有具体落实，或者说在落实的过程中受到垄断部门的阻力。还可能跟2009年政府救市的‘4万亿’投资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4万亿’投资主要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对民营企业实际上有一定的挤压，这与国家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有些矛盾。”

低调的官方宣传

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的纪念活动，除了这次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也于2012年2月21日召开了一个“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学术座谈会”，不过该次座谈会并没有高级官员出席，基本上只是一个学术层面的纪念和讨论。

到记者截稿时为止，官方没有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官方媒体的声音也比较有限，主要是新华社在2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的评论员文章，和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续写“春天的故事”》的报道。

并且这些报道也没有引起社会舆论多大的反响，对“南方谈话”20周年的关注度甚至不如因集资诈骗被判死刑的吴英。这与政府高层近年在不同场合强调改革的呼声并不一致。

记者注意到，温家宝总理近年反复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本月初，温家宝总理到广东视察时更是直接引用邓小平的名言：“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对比官方对“南方谈话”的极高评价，结合中国当前的改革发展形势，这样的纪念“规格”不能不说是“低调”。正如外媒《国际财经时报》(IBT)在1月19日的报道中所说，“中国低调应对南方谈话20周年”。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邓小平南方谈话虽然产生了巨大作用，意义重大，但毕竟是一个退休领导人的个人行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的国家大事没有可比性，因而政府没有举办正式纪念活动也可以理解。

保育钧认为，改革的氛围确实不如当年，像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一样坚持市场经济导向，主张产权彻底私有化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少。

茅于轼认为，今天的改革跟当年相比之所以力度差一些，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改革没有那么紧迫。另一方面，政府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不能说政府颁布新老36条就是装样子，它是真心诚意想要帮助民营企业发展，但是阻力比较大。这说明政府内部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推进改革、阻碍改革的两种力量都有。而且某些人自己就矛盾，在一些事上他赞成改革，在另外一些事上他又不赞成改革。”

寻找改革的动力

20年前，改革开放的命运还不明朗，而2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了，利益也更加多元化，现在改革最大的困境可能是没有共识，无法形成合力。

茅于轼对记者说：“20年前的改革可以说没有什么阻力，老干部或者政府官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不会反对改革，但现在不一样了，谁是改革的动力？”

“从现在来看，真正要求改革的，主要是农民，另外就是民营企业家，但是阻碍改革的主要是既得利益者。”茅于轼认为，“一方面是不受监督的政府官员，再有就是国企的领导干部，包括国企员工，他们对改革会有所抵制。”

保育钧则认为，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之所以得不到落实，包括实施细则迟迟难以出来，最根本的问题是垄断利益集团的阻碍，他们手中握有权力，其中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承认有垄断。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副局长、研究员景学成在2月18日的座谈会上表示，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是对外开放，我们要继续对外开放，但是今后的重点在于要对内改革开放，要对大型国企、大金融机构改革，要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开放。

对于怎样突破垄断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保育钧认为，只能靠经济形势倒逼改革，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当前国际经济危机，出口下降，政府投资也不能依靠，就只能靠民营经济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有改革的动力，为民营经济释放更多发展空间。

也有不少人期待“第二次南方谈话”。1991年以“皇甫平”为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评论文章的周瑞金近日撰文指出，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复杂纠结的社会矛盾。

茅于轼则认为，“现在已经没有邓小平式的人物了，现在是集体领导，而且从改革本身的逻辑来讲，它也应该进入一个自下而上的推动阶段，老百姓要从被动变成主动，变成国家的公民，这不是一个领导人能解决的问题，需要老百姓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这样改革才能成功。”

限制公权力之难

长期关注改革话题的经济学家韩志国曾在其微博上表示，“最值得反思的就是，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同时需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如果不限制，很显然，随着市场化的改革，经济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公权力干预市场所带来的利益也会越来越大。”

经济改革超前，政治改革落后，这恐怕是学界甚至是官方都一致公认的问题。“所以邓小平也说了，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也搞不下去，他已经预见到这个状况。”茅于轼告诉记者，“中国有了30年的进步，今后能不能再有30年或者10年的进步，就看我们在政治改革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余斌部长在2月18日的座谈会上表示，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口红利削弱，全球化红利削弱以后，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动力应当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所谓制度红利，说白了就是政府和垄断部门要进一步向民间、向市场放权让利，以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

然而保育钧认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这些年该说的都说了，但是做不了，为什么？谁都不愿意从自己身上开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肯定是要限制政府的公权力。”

有学者总结，“南方谈话”最根本的精髓就是相信市场，相信民众。然而，最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把行政权力伸到了微观市场领域。正如茅于轼所说：“宏观调控应当仅限于通胀、财政支出等总体变量，目前是走偏了，已经是微观调控，包括限购。政府将一些权力触手伸到微观领域，是大有问题的。”

改革目前还面临方向感差、思路不清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副主任、北京富达尔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刘世能教授在2月18日的座谈会上表示，今天我们说“南方谈话”，不仅仅是感恩，更需要反思：一是我们的改革是被动式的，确实走不了了，才挤牙膏挤出一点来；二是我们的决策是散的，很多东西是矛盾的。改革不能再停留在摸石头过河的阶段，需要更清晰的总体思路和宏观战略。

2012年1月9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而茅于轼则将这一问题的症结归纳为，“中国的改革是‘只立不破’，新的东西立起来了，旧的东西没破掉。比如说，既不从宪法中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又增加‘尊重人权’，既保护私有财产又要坚持公有制，所以现在的社会充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