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不是简单打倒既得利益 他们也没安全感(3)

2012年03月03日 03:2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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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是最急迫议题

《21世纪》：在经济改革领域还有不少有待完善的问题，你认为还存在哪些重大改革议题？

郑永年：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与民争利问题突出。

目前，最急迫的改革议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21世纪》：目前的国有企业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郑永年：国企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国企进入非垄断领域。原来的设想是要国企在一些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实行垄断，并发挥作用。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企大扩张，其触角伸展到非垄断领域，哪里可以赚钱，哪里就会有国企。结果，国企大肆进入民营企业领域，占据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很快改变着原来国企和民营企业两个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也大大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其二，就是国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走出去”的目的是，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个目标显然没有达成，西方各国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中国国企“走出去”。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国企的投资很难说具有多大的经济理性，并且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民众有“走出去”了但“走不回来”的感觉。实际上也是这样。很多国企“走出去”没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现象非常严重。很多年里，国有企业盈利了，国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进行内部分配。近年来，社会上的一些精英群体纷纷离开私企甚至是待遇优厚的外企而重回国企，这并非没有原因。事实上，国企内部的隐性福利已经大大超越所有其它的企业，而其垄断地位又意味着可以免于许多市场风险。即便国企发生亏损，最后还是会向政府伸手，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国企。

关于国企改革当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私有化，一种是将国企利润与全民分红。我认为，它们都有问题。第一种方案可能会导致大型垄断企业的出现，这种垄断是被少数权贵垄断，后果非常可怕。第二种方案，不对国有企业的肆意扩张进行限制，而是拿一些利润出来分给公众。这种安抚策略最后难免导致国有企业全面出击，民营企业全面溃败，最后是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我认为，应该在第二种方案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的进驻领域，通过法律的形式和技术进行严格限定，将之限定在一个笼子里面，如果越界，就严格处罚。先确立国企的边界，然后再进行国企和政府、国企与社会以及国企的内部机制改革。

《21世纪》：除了设定国企的经营边界之外，国企改革应还有哪些操作空间？

郑永年：实际上，国企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首先是进一步的去行政化，现在国企的管理者还具有行政级别，更像政治人物，而非企业家。这种制度安排既是政府控制国企的手段，也是国企行为行政化和政治化的手段。所以，管理者的行政级别必须去除，使得企业管理者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必须“国有化”。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毫无关系。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让民众参与国企。国企不能再继续成为财富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机制，而应当是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机制。这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在很多国家，公共部门的运作具有很高的制度性保障的透明度。比如可以设立专门的独立机构监督这个部门，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机构，比如国资委，但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远远不够，这是亟待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