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九二南方谈话：谁反对改革 就让谁睡觉去好了

2012年03月15日 08:31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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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要让人民知道

“我当时听着老人说的话，很感动，也很心痛。一个已经88岁的老人了，对这个国家仍是那么忧虑，那么爱。所以，当小平同志离开珠海后，我就想，一定要让人民知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的思想。一定要让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曾经做过那么巨大的努力。”

梁广大向谢非提出，希望能让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尽快见报，谢非说先等等。但梁广大等不住了，他心想，本地报纸不能刊发，那我就“出口转内销”吧。2月12日，他找来时任珠海宣传部副部长彭冠和珠海特区报的摄影记者何华景，让他们找出一些代表性的照片来，第二天，邀请了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的社长来到珠海，把选出的照片交给了他们。2月14日，那些照片遂整版刊登在此三家报纸上。

一个星期后的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发“猴年新春八评”的第一篇《扭住中心不变》。猴年新春八评从20日起，每两日发一篇，一共八篇。这八篇评论文章除在香港媒体同步转载外，《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其中四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看到第一篇后，立刻致电深圳，让其把所有文章传真至国务院。当时“他正在筹备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紧锣密鼓地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由此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外国媒体纷纷转载与评论。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深圳特区报》3月26日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作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此文甫一刊发，全国重要的报纸纷纷转载，人们争相传阅。而“小平南巡”也成为刚度过猴年春节假期的全国人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

“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因而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巨大突破，而成为了党十四大的理论基础。”

多年之后，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描述当年的情景：“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

其后不久，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

(实习生刘舒羽对本文亦有贡献)

先行者的今天

听深圳市宣传部前副部长吴松营说自己的近况时，我觉得很是吃惊。59岁的他还是每天六点多起床，然后去游泳，冬夏都是冷水池。游泳完吃早餐，随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的办公室在深圳报业大厦的38楼，出了电梯，左边有一个门禁，当门被一个保安从里面打开后，你会看到门边放着一张小凳子。那位年轻的保安就常常安静地坐在那。38楼的办公区很静，只有窗外深南大道的背景声。

坐在眼前的这位老人脸色红润，很是慈祥。

2005年从报社集团的书记、社长职位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闲着。他是广东文史研究馆馆员，身兼众多大学的兼职教授头衔。用他的话说，最忙的是作为“深圳市新闻人才基金会理事长，管着六七百万的基金，要好好利用这笔钱，培养深圳的报业人才”。而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利用现在的时间好好看书，写文章。他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他信赖萨缪尔森学说(他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此，当我听他说发表过《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以及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再论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就不觉得那么奇怪了。

当我说到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时，他说：“我与张维迎相识。当年厉以宁任清华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时，聘请我为兼职教授，我去讲课时，张维迎也来听我的课。当然他是专业研究经济学的。他信赖自由的市场经济，这与我有对立之处。这或许与我俩的身份不同有关，他是学院派，而我一直在政界，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工作，所以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有所不同。”

我想不到这位深圳市宣传部前副部长，在退休之后，仍然对新思想那么孜孜以求，我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可能这是人生所有可能性中的最高乐趣。

采访珠海原市委书记梁广大给我带来另一种感受。他的办公室在珠海市政府5号楼的7楼。这是一栋办公副楼，七楼是一些简单的会议室，信息研究中心、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在约定时间前，他的办公室门紧锁着，我站在门外等，走廊上不时有人说话、走动，而旁边一个办公室在装修，不时响起电钻的声音。让人以为到了一栋民居楼。十点，不多不少，梁广大到了，他看了我一眼，但并不说话，表情很严肃。

他把房门关上后，房内安静了不少。他的办公室也很宽，有两个房间，里面是书房，外面是会客厅，还有一个小卫生间。他退休之后就完全退下去了，不像别人仍然挂着很多职位。为什么政府给他布置这个办公室？他说，是因为他要看一些政府里的文件，而那些文件是不能带走的。在采访过程中，我很难插得进话，只能静静地听他说。从1984年的邓公第一次南方谈话讲起，到1992年，他给你讲他能记起的每一个细节。而在讲述的过程中，他表情冷峻，头微微仰着，仿佛头顶上的天花并不存在，直接是那天珠海的阴霾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