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江：政府责任到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做的地步

2012年02月24日 18:54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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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由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人民政府和凤凰卫视共同主办的“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于2012年2月23—24日在中国深圳举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称，中国政府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政府，这一点我想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体会到，但是这种责任政府的使命感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点越走越极端了，到了无所不能，到了无所不做，那么反过来似乎不是政府做的事情，政府都做了。

以下是发言实录：

【李晓江】谢谢主持人。很荣幸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交流。今天我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多样性和非正规。

因为我们在讨论城市的质量和生活品质，实际上生活品质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他心目当中追求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中产阶级来讲可能是500平米的花园，但是对于一个城市的新移民，一个打工仔来讲，可能是一个安全的住房，一个有卫生间的，哪怕是公用卫生间的一个居所，或者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正规的学校里上学。所以在讨论城市质量和品质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想一想中国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城市化当中，我们到底还有哪些，还有做得更好的事情？

两个月以前我访问了UBC，非常高兴跟潘妮教授(音)我们有了非常好的交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达成了两个合作协议。第一个协议是我们参加她的一个课题，她已经完成了北美欧洲生活品质的研究，刚好和我们的课题是一致的；第二个协议，我们在考察温哥华的过程当中，我们向潘妮(音)教授提出，能不能帮我们开展土地混合使用。因为温哥华的土地混合使用非常成功。

就在两个星期以前，UBC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安排，我们马上要派出我们的研究人员去UBC来开展这样的一个研究。

对质量问题的关心、对品质问题的关心，为什么我们要牵扯到多样性和非正规？我们在回想30年的城镇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量是怎么完成的，是通过什么方式完成的。

我记得两年以前也是在深圳，我们中国城市规划学院的国外学术委员会在王鹏(音)局长的主持下我们在深圳举办了2010年的年会，做了一个报告，报告就是4亿中国人往哪儿放？也就是在未来20年，因为这次年会我们是回顾前30年，展望后30年，深圳刚好提出这个命题。再展望30年，我们还有4亿人口要进入城市，这4亿人口怎么放？非特尼(音)教授做了很好的报告。

我们发现前30年我们很成功，所有外界都是这么评价，我们自己也是这么评价的。但是在这种评价下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冷静的看问题越来越多了，这个问题可能和中国的文化基因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我个人认为我们从事城市规划，我经常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有两个非常强烈的东西对我们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是责任政府。中国政府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政府，这一点我想每一个中国公民，或者每一个中国，特别是规划的职业工作者都能体会到，但是这种责任政府的使命感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点越走越极端了，到了无所不能，到了无所不做，那么反过来似乎不是政府做的事情，政府都做了。

第二，中国传统当中，求新、求大、求秩序。经常人们说西方文化崇尚自由，东方文化崇尚秩序，我基本同意这个判断。但是我们在把握这种秩序和“新”和“大”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种危险，就是这个城市过度的拆建。甚至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到了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做出两句话的评价的时候，我们能听出他的褒贬来，我说的是研究历史的学者。

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讲，他的价值观应该是这个城市保持历史不变。但是他到了一个城市，他如果说：“这个城市变化真大！”，往往是一种表扬；他说“这个城市没什么变化”，往往隐含着批评。我想这个真的是中国对城市文化，对人居环境的一种内在的求变的一种传统，但是这种求变有的时候往往和文化的破坏，和不必要的重复建设相挂钩的。

这样的话，在这样的一种传统下，在这么快速的城市化下面，在行政和体制下面，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30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应该警觉到哪些事情？

1996年世界银行请我到孟加拉从事一项交通项目，刚好这一年我见到两个除中国以外最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孟加拉，一个是新加坡。新加坡建设之完美，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它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设计的。新加坡能做到如此极致，如此完美的设计管理，这也是一个案例。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孟加拉，完全没有正规化可言，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最基本的城市秩序都无从谈起。那么，我就在想中国的道路到底在这两者之间会怎么走？至少我目前有一种感觉，中国的一线大城市，包括深圳这样的城市来讲，可能我们期望的像新加坡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绝对不可能去重复孟加拉的模式，因为那是一个只有自由，只有非秩序、非正规，没有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模式。

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大城市越来越正规，正规到了没有给非正规留任何空间，没有给多样化留任何空间的时候，我认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和提醒的事情。就像我们经常讲，我们的住房，要么就是政府解决，要么就是房地产商解决。所以有人就调侃说，如果中国人的婚姻都需要婚介来介绍的话，那么婚介一定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道理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民间的方式，有更多的非正规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城市的发展，来解决我们城市发展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中，中国确实很成功地避免了过度的非正规化。但是这种必要的非正规，我认为是城市的生命所在，是城市的魅力所在，是城市的吸引力所在。城市的非正规往往意味着他们需要的就业机会，非正规往往意味着共生，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多样。在文化上，非正规能拼出最漂亮的马赛克，今天上午刘长乐先生讲到马赛克。所以，非正规一定是多样化的重要的来源，一定是生命力的重要的来源。那么，非正规和正规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是秩序和生命力，和活力之间的平衡，是防止垄断，是让一个城市、一个社会能够更加全面、更加健康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2000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分院工作，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学生，在我们中科院实习的一个大学生，他是重庆人，我问他重庆好玩还是深圳好玩？他跟我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深圳城市很好看，但是深圳看不到有意思的事情和人。这个可能就是深圳用很短的历史完成了城市化，用很规则的、很正规的管理和建设来完成了城市建设带来的一个特点，那么它会缺少这种必要的魅力、吸引力，而这种魅力和吸引力，和非正规、和多样化是直接相关的。

最近我们在从事澳门新城的规划研究，前几年一直到目前，我们在北川，在玉树一些灾区进行了一些规划的实践，我们发现把民间的力量融入到规划的体系内，对于城市的发展是及其重要的，也是一个城市未来更加人性、更加包容、更加亲切的生命力所在。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