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平行论坛一（实录）

2012年08月22日 15:52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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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8月22日，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本届年会有超过40个的国家和地区人士参加。

以下为平行论坛一文字实录：

主持人(卢琛)：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平行论坛环节。说到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大家都知道，中央出台了6项有关内地和香港的政策，其实从这6项政策就可以看出，内地和香港之间具有非常强的优势互补的特点，同时这也对于两地的发展有相互的促进作用，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论坛的主题，就围绕着拓展香港与内地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一起来探讨中央挺港措施及CEPA9和如何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的话题。首先有请香港贸易发展局周启良先生。

周启良：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我谨代表香港贸发局感谢香港中国商会邀请本局参与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并欢迎各位领导和企业的代表特别来到香港出席今天的活动，这一次的专题论坛可以向大家介绍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平台。

今年，有不少内地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都很积极以海外并购的形式达到转型升级的木，加上现在欧美市场经济放缓，所以不难理解，中国已经在2011年跃升为全世界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逐步落实，国家经济将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香港于6月份与中央签订CEPA补充协议9，加强两地在金融、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等领域的合作。内地也会在2015年前向香港的服务业全面开放。而将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施的先行先试政策，也会进一步协助香港的服务业拓展到广东省，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另外，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内地每年有56%的海外投资会流向香港，或者经过香港流到海外，足以证明香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香港的专业服务公司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熟悉国际运作模式，拥有国际商贸网络，在贸易、金融、会计、法律和其他专业的服务方面，可以配合内地的企业在海外并购发展中提供不同专业的意见和服务，包括融资，尽职调查，以及团队融合、品牌管理等等，为内地和外国的企业合作起了良好的中介和沟通的作用。香港贸发局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通过不同类型的活动，向有意“走出去”的内地企业，推广国内企业“走出去”的专业服务平台。另一方面，我们也协助香港的服务业界抓紧机遇，于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大趋势下发挥关键的作用。

因此，贸发局将会在今年8月底在杭州举办第二次以升级转型为主题的展览会，向内地制造业、零售业、品牌企业及相关业界的人士展示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各项的专业服务，提升企业的形象、管理水平、生产力和整体的竞争力，进一步拓展海外与海内的市场。今年5月份，贸发局也曾经与广东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合作举办了一个赴德国的投资考察团，带领了广东省的企业、香港的中介机构前往德国，于当地4个城市寻找商机、投资对象、合作伙伴，并加强广东省企业和香港的中介机构对德国自动化和技术企业发展的了解。本局也会定期在香港和内地不同的城市举办企业培训班和研讨会。今年的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是本局非常重视的活动之一，我们贸发局很高兴能够作为这次年会的联合主办单位，并再次与年会的筹组会合作举办这次的专题研讨会，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各方面的专家，分析香港于内地企业投资活动中能发挥的作用，我们期待通过这次的活动向年会的参与者，特别是内地和海外的企业推介香港的桥梁角色。此外，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明年1月14到15号再来到香港，出席由贸发局和特区政府联合举办的亚洲金融论坛，进一步拓展人脉、商网，深入拓展亚洲的商机。最后，我衷心祝贺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取得圆满成功，也祝愿各位的更上一层楼。

主持人：谢谢周副总裁。下面有请国家外汇管理局委托贷款办公室主任王燕之先生发言。

王燕之：谢谢主持人、谢谢周局长，很荣幸出席本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加快实施“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要求。改革开放之初，国内企业不具备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内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国家明确提出了积极扩大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发展方针，内地企业迈开了“走出去”的步伐，在这段期间，国有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集体、民营、股份制企业也开始凭借灵活经营的优势探索海外市场，据统计，这个时期内内地对外投资累计总额226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内地企业“走出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02年，中央决定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企业“走出去”被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层面。2005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上升和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内地企业“走出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十年中，内地对外投资总额累计2001亿美元，是前20年的10倍。截止2011年底，内地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入3000多亿美元。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较为迅速，其占内地对外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2011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当年境外投资总额的40%以上，民营企业有影响力的海外投资项目不断出现，其中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三一重工收购德国麦斯特等，都在市场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有影响力的收购中，民营企业与本土私募股权基金的合作更增加了海外投资的金融内涵，充分展示了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在“走出去”战略中发展的潜力。

观察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国家支持“走出去”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管理已从偏重审批向促进便利和服务企业“走出去”转化。例如，发改委下放了境外项目投资审批权，外汇局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并放宽了对外担保和企业购汇用汇等政策限制，便利了企业对外投资用汇。其次，对外投资方式由初级形式向高层次发展，对外投资更加多样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主要为贸易服务拓展出口销售渠道的方式开始，逐步发展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独资或控股等多种投资的方式。目前，资产或股权投资等特大型项目不断出现，企业的投资目标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从没有经验向经验不断积累过度。经验积累的过程也是思路和理念向国际化、市场化转变的过程，而且这种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在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同时发生。这个变化对实现“十二五”规划所要求的，加速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深远意义。第四，金融等专业机构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在投资咨询、资产评估、客户尽职调查、融资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专业服务作用，金融与企业的结合日益紧密。

当前，内地企业“走出去”也面临一些新的复杂问题，除企业自身问题及经营风险外，地缘政治、法律文化、社会责任、国际关系等都给“走出去”战略增加了新的因素，需要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更长远的视角思考可持续的、共赢的“走出去”发展战略。香港一直就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桥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世界经济相融合的需求方式、目标等都更加多元、丰富和复杂。这也给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走出去”与各经济体共有、共赢、共同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个大框架下，如何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CEPA9提出：支持符合香港上市条件的内地企业赴香港上市，为内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到境外市场直接上市融资创造便利条件。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这些措施的落实，有助于寻找联合“走出去”的市场需求和结合点，实现政策层面推动和促进内地与企业联合“走出去”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专业投资机构在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联合“走出去”是一个新的课题，有很多问题还需要各方面共同来探讨、设计，我期待着就上述的问题听到各位嘉宾的真知灼见。

主持人：谢谢王主任，请您入座，同时我们要请周总裁入座，有一些交流的环节，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轻松的互动环节，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周总裁。说到香港的服务业，大家知道，是非常具有品牌性的，也看好香港服务业会给内地服务业带来的一些启发，CEPA9在这部分又有进一步的拓展，我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香港服务业的优势和现状是什么样的？

周启良：大家都知道，原来香港是一个制造中心，我们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香港拿了好多的冠军，我们的服装业、玩具出口都是第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把它的生产都转移到了珠三角，把香港就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服务中心。到现在为止，香港的GDP有超过90%是来自服务业的，所以可以看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服务中心。我们在好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平，在国际上也很出名，比如说在设计方面，香港是亚洲一个重要的设计中心，以前我们做OEM，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做ODM，是原创设计生产。当然，厂家本身带有设计师，同时也会雇佣香港一些知名的设计师为他们生产。同时，香港也是个定潮流的潮流中心，亚洲很多不同领域都看着香港的趋势来定他们的潮流，这样也促使我们的设计界、品牌管理、市场推广的业务做得非常好。另外还有专业服务方面，比如说法律服务，据我了解，香港每年法律服务的出口有几亿美元之多，其中30%是出口到中国内地，大部分业务是牵涉到商业的并购工作。同时香港在仲裁、和解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做得也是不错的，因为有时候香港和内地的契约争议，最终的解决都会以香港的仲裁方式来解决。金融服务做得也非常不错，现在在我们的主板上市的众多公司里，超过一半是大陆来的H股和红筹股，市场总值达到8万亿港元。CEPA9也是鼓励有条件来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多来香港上市，这对于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最近中央也把香港定位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这些中央的政策对发展香港作用未来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主持人：谢谢周总裁。下面请王主任介绍一下“走出去”战略。“走出去”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策，但是从您刚才的发言中也了解到，目前全球的情况比较复杂，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中东和北非的情况也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将会怎么发展？

王燕之：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从几个方面来回应一下你这个问题。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们而言是有挑战也有机遇，特别是有一些原来我们不可能进入的市场的投资机会现在已经出现了，同时另外一些市场，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资源方面，他们自己开发的动力很强，机会也很强，这样也给我们提供了“走出去”的机遇。所以在发达市场和发展中市场都有很大的机遇。但是现在的情况确实也很复杂，我们“走出去”的一些政治环境、舆论方面，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因为随着我们的经济实力上升，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程度和深度不断加深，大家都有一个互相认识、互相接纳的过程，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但是这些问题确实使我们企业“走出去”需要认真的考虑，外面的市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走进去。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到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融入，融入过程中最好是有共同持有、共同经营、共同发展的战略，这样既符合我们的经济利益，又符合事业发展的利益，也能被大家介绍。

主持人：香港贸发局主要是想让大家走进来，而不是“走出去”，现在配合“走出去”大的战略，香港和内地都在发挥相互的作用。我想知道贸发局如何理解两地“走出去”如何配合？

周启良：其实贸发局和其他的贸易促进机构不太一样，很多的贸易促进机构只负责出口，我们这个机构既负责出口，也负责进口。在1996年开始，我们除了有形贸易的推广，在无形的服务贸易方面的推广工作我们也在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香港的服务业和贸发局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大陆企业走出去跟香港贸发局好像不是很对口，其实我们在帮忙的过程中也是在帮忙推香港的服务业。因为很多时候内地的企业在出去并购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契约的拟定方面，需要找一些可靠的律师帮他们拟定契约，或者是尽职调查，可行性研究，这些都需要香港的专业人士来帮忙做这方面的工作，香港跟内地也可以优势互补，在国内的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相信有很多工作是香港的服务公司可以帮忙的。

刚才王主任说得很对，共赢和可持续性的问题都要研究，不是并购完了就结束了，其实两者像结婚一样，一般是结婚以后才出现问题，怎样把相互之间的角色理顺，这个很重要，品牌怎么运用，是用你的品牌还是用我的品牌，或者开发新的品牌，这都需要研究。我相信未来香港的品牌运营专家、市场推广专家等等方面都可以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

主持人：王主任，说到香港的经济发展，大家不仅仅在谈香港如何保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是要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您觉得现在内地和香港的相互促进发展，比如说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的产品的创新等等，您如何定位目前香港的金融地位？

王燕之：我第一次听你说要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词，香港一直就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现在它有独特的内容，现在虽然世界上有一些竞争，但是谁想取代它，还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优势。内地企业“走出去”，香港这个渠道是别人不可替代的，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我们对专业机构的要求，对专业队伍的要求，对法律制度的要求，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制度的了解，内地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取代的，所以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作用是非常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它的中心地位是不太会动摇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燕之先生和周启良先生带给我们精辟的论述。

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论坛环节，现在有请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先生。

薛荣久：大家好，我不是企业家，也不是政府官员，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从60年代开始就在清华大学从事国际贸易教育，现在还在从事国际贸易教育，从事这方面教育工作将近50年。上世纪80年代我到了香港，9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搞了一年研究，最近清华大学和香港一些大学有合作关系，所以这次我参加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我想结合我本身的教学情况，讲一讲内地和香港高等学校的合作问题。

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主要的议题是“走出去”，“走出去”最重要的是人才，而这些人才主要是高校培养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内地和香港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想重点讲一讲从CEPA签订之后，两岸的高等教育合作的情况，合作的成果，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比较好，这样可以使得我们两岸在高等学校合作方面培养出更多符合“走出去”战略需要的人才。

CEPA签订之后，内地和香港高校合作的成绩是相当大的，大概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内地和香港高校相互就读的学生数量大大增加。在CEPA签订以前，两地的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比较少，CEPA签订以后，两地相互就读的学生非常多，到目前为止，香港在内地就读的大学生有一万多人，内地在香港就读的大学生也有一万多人。内地有63所大学可以免试为香港的学生提供学习，香港每年也从内地招收3000名左右的学生。两地学校的学生相互就读越来越多。

第二，两地的高等学校的合作方式多种多样，打破了内地大学的培养方式，现在主要是2+2和2+1的模式。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等学校通过2+2模式联合培养学生，合作办学。所谓的2+2模式，就是本科一二年级在中山大学学习，经过考试合格，在大三和大四来到香港地区的大学学习。在内地打好基础，然后到香港再进行进一步的学习。第二个方式是相互交换学生。第三个就是相互承认学分，在内地高校获得的学分在香港获得承认，香港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在内地也获得承认，这样为学生的相互培养提供了途径。第四个方式是内地的学校聘请香港的老师进行教学，把香港的先进方法在内地进行传播。第五个是加大成人教育，现在内地的成人教育比较发达，香港跟内地合作起来进行成人教育培训。这一点我印象比较深，1995年我到中文大学搞研究的时候，中文大学就承担了内地很多省市干部的培训班，这样的方式还在发展。

第三，科学研究合作成果在不断加深。现在内地和香港合作大概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科学研究方面，合作非常广泛。现在两地高校培养人才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人文社科学、医学生命科学。第二个是合作重点增多。以前是一些虚的合作，现在都进入的实质性的合作。第三，内地的一些比较强的大学和香港的比较强的大学合作起来，强强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我们在交流合作方面现在发展比较快。另外是学术交流互相向纵深发展。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方向就是高等学校合作机制走向体制化。第一，香港和内地建立大学校长论坛，就两地的高等学校的重大发展问题进行交流，提出改革的方案。第二，香港和内地大学的合作组织在各个高校纷纷设立。现在两地把两地合作计划纳在学校的发展里，这样才能整体安排香港和内地高等学校合作的方式。

从CEPA签署以后，两按高等学校的合作取得了以上这些成就，但是现在看来，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方面，重欧美、轻港澳，从内地的大学来讲还有一种情况，他们愿意和欧洲、美国的一些大学合作，香港的大学也是希望跟内地的名气比较大的学校进行合作。这种情况不利于两岸高等学校的合作，特别是专业合作。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将来合作的面是比较窄的。第二，重设想、轻落实。CEPA签署以后，在政府的推动下，各方面都有一些设计，这些设计变成了设想，但是落实的还不太多。第三，重技术、轻理念。对于质方面的东西比较重视，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对学校的理念、对学校办学的方式方法比较差。我自己觉得，内地跟香港合作过程中，在办学的理念方面，内地还是比较差的，当然现在内地的一些大学也建了教事委员会，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教事委员会跟香港的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学的教事委员会不太一样，这是带有内地特色的。因此，教授在学校治学的地位，包括学术资源掌握的情况，跟香港，跟其他国家还是不能相比。所以在教授治校方面还是有一些问题，在这方面，内地和香港学得比较差。学了其他的方面多一点，但是教学管理方面比较差。第四、重建立，不够健全。计划很多，但是不够健全。虽然现在成绩比较大，但是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些问题。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第一，应该很好的总结CEPA签订以后，广东和香港高等学校合作的情况，因为CEPA建立以后，广东省走在前面，并且向内地开始延伸。我希望香港和广东省合作的很好的经验向内地进行总结，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要认识到香港和内地高等学校发展的问题。进行CEPA签订以后，两岸进一步整合，这方面需要高等的人才，这样会有战略意义。我刚才说了，香港和内地培养的人才，比如在大学方面，是有一些区别的。第三，在合作中，双方应该确立一些必要的原则，并且逐步的推行。这个原则，第一个是要自主、自愿的，第二是要平等互利的，第三个是要循序渐进，要逐步往前发展。

现在在香港和内地的合作中，在我看来有一些问题，内地现在在管理上行政化的情况比较严重，现在一般的教授光教书不太甘心了，都想要当官，现在内地的官僚化、行政化比较重。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高校的科研资金审批问题，如果他有了行政职务，就可以为自己的科研获得资金审批。所以很多教授都想要当官。现在内地的高校有校长、副校长，还有了校长助理。而且这些人还把校长助理的头衔印在名片上，在跟外界交往的时候，他还要强调说自己是校长助理，这意味着他将来的职位还可以升，校长助理将来有可能当副校长。这个情况对内地来讲，对内地的人才培养十分不利。因为现在的教授地位不是很高，大家都想当官，争取搞一些课题，拉一些资源，安安心心坐下来搞学问、教书的人很少。所以我希望内地要向香港学习，去行政化，提高教师在学校的地位，内地的高校和香港的高校合作，争取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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