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Lehman：创造力需勇气 要承担遭羞辱的风险

2012年11月03日 19:39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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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2浦江创新论坛”于11月2日-3日在上海召开。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兼CEO Jeffrey Lehman就“研究型大学”发表观点。

他提出，创造力需要勇气。“关于创造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亨利马蒂斯说得很对，创造力需要勇气。我们的情感告诉我们遵照先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是比较保守的做法。如果我们只是重复，也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如果你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则有可能遭遇尴尬甚至羞辱，这就要求我们要勇于承担创新的风险。我们也许是错的，甚至是愚蠢的。在基础教育层面，多数社会都倾向于教育孩子不要太异想天开，要做乖孩子，照老师和家长说的做，被动的学习重复。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大人们总会教给孩子一个现成的方法让他们解决问题。但作为一个创新型的成年人，我们得有创新的勇气，要抓住机会提出创新的想法，既使是错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Jeffrey Lehman：尊敬的嘉宾们，我们在这边举行浦江创新论坛，在论坛上面主要讨论创新生态的各种元素，这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令人激动的话题，这个话题已经深入了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今天主要想谈谈生态系统的一角——研究型大学。

我曾在四所不同的研究型大学供职，在这些大学工作的经验也让我相信研究型的大学可以对创新生态做出非常突出的贡献。今天我的发言将着重讨论如何让研究型大学可以更有效的为创新生态做出贡献。我建议研究型大学是创造型环境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如果研究型大学能够具体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的话，就能形成一个创新型的氛围：首先要成为吸引优秀学者和学生的智慧中心。另外，他们的教学方式要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我想先谈谈四位作者，他们都帮助过我去更好的理解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创新产生的机制。在20世纪上半叶，雄彼德坚持经济学理论应该更多的关注企业创新，他也坚持说新的产品、技术、资源和组织，才是持续推动经济内在结构变革的动力。并且他把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的破坏。熊-彼德的观点源自于他是经济学家的角度。

而德拉科作为在一位纽约大学执教超过20年的教授，从商业领袖的角度出发，认为创新决不是运气的产物，而是一种通过认真分析和努力实践后能够学会的技能，他告诉我们如果你关心周围的事物就能够成功的创新，在商业环境里寻找那些出人意料的成功和失败。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层面里去发现人口、观念和知识的变化，当你找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细想一想，为什么一个细小微小的简单变化，能够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变化，再想一想怎么样控制带来的改变。

克里森发现，老的企业更注重改进他们正在做的，受顾客欢迎的东西，而不是去创新。那些新的企业呢，他们更喜欢引进一种颠覆性技术的方法。新的工作方法在一些方面不如老方法，但在其它方面做得更好，比如说新的方法更简便也更便宜，新的企业通过不断完善新技术，可以让工作方法在各方面足够优秀，在原先不足的方面赶超老企业，又保持创新的优势。在之后的工作中，他进一步研究那些人是如何创造出颠覆性技术的，这样的人都喜欢问一大堆问题，有一些则花很多时间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有一些人做大量的实验。这些创新者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这些想法在别人看来可能毫无关联，然而这些创新者们成功了，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些想法之间的关系，而且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创新就诞生了。

威廉姆斯，他是纽约大学教授，建立了一套让人们可以产生颠覆性创新的流程，并把这个流程分成几个步骤。首先提出一个创新型的假设，然后试着怎么把这个假设转化为现实的商业契机，再提出一个颠覆性的方案，去抓住这个契机。然后想办法让这个方案落到实处，最后说服别人也加入进来。

当我看他们著作的时候发现，创新生态是在持续并迅速变化着的，在创新生态的舞台上，角色频繁更迭，它们迅速壮大，又很快被更强大的对手所取代。我今天早上的观点是研究型的大学能够通过为这个舞台提供背景，一个创新型的氛围来成为创新生态的重要一环。把杰出的学者、优秀的学生都聚集到一个有高度启发性的环境当中，通过特定的教育方式，从而来培养这些学生的创造力。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研究型大学当然应该致力于科研，但大学不是唯一做科研的机构，商业做科研，今天早上也听到了很多例子，比如说GE在科研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还有非政府组织、政府和个人也在做科研。大学科研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我的经验是，大学只有在做其它组织尤其是商业不做的科研的时候，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这种科研不是为了设计某个商品，而是为了创造更广义的公共福利。

一种属于此类的科研就是“基础研究”，特别指那些致力于开发和检验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研究工作。接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另一种属于此类的科研，称为应用研究。应用研究致力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应用研究分为很多种，而大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中一种，最好的大学应用研究支持行业研究，但决不应该是去取代它的工作。这种应用研究，应该满足两个关键的研究标准。首先大学的应用研究必须是原创的，而不是简单重复。而且这些研究的结果必须是我们在研究之前确实不知道。

第二，大学的应用研究要有广泛的意义，对很多方面都有作用，能在未知的黑暗中为我们洒下大片光明。有人认为研究型大学强调基础研究和关键应用研究是个错误。他们觉得大学应该把大部分科研实力直接用于商业创新，去开发对社会有直接影响的新产品。在美国，这些人催促大学要在“技术转化”和“商业孵化”上花更大的力气。但这样的研究不应该主导大学的科研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的意义有限。根据我的经验，上述这种科研在企业界往往可以做得更好，而研究型大学则更应当专注于做那些其他机构做不好的研究。

我今天的主要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是创新生态的必要组成部分，既使他们不生产新产品或培育新产品，作为基础研究和关键应用的教授，创新的种子只有在复杂多样的环境里才能生根发芽。如果一个人不肯花足够的时间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那他无法在跨领域的中取得成功的。

研究型大学能贡献创新生态的第二个要素是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数百年来，顶尖的学生们远离家乡去上大学，就是为了能更接近那些伟大的学者。为了使得最大化的为创新生态做贡献，研究型大学要做的决不仅仅是把优秀的教授和学生聚集到一个地方。对一个大学来说，把人集中起来，然后等着看他们能够做些什么这是远远不够的。研究型大学必须明白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能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具有颠覆性的创新者，还必须精心设计课程和教学法培养学生这些素质。

请允许我就其中的一点发表观点，那就是创造的能力。创造力是指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能力，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关注创造力。举个例子，有学者在研究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一个问题产生多种不同的答案，这种素质被称为发散性思维。还有学者在研究为什么有的人能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想象成完全不同的样子，这种素质被称为反事实思维。关于创造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亨利马蒂斯说得很对，创造力需要勇气。我们的情感告诉我们遵照先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是比较保守的做法。如果我们只是重复，也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如果你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则有可能遭遇尴尬甚至羞辱，这就要求我们要勇于承担创新的风险。我们也许是错的，甚至是愚蠢的。在基础教育层面，多数社会都倾向于教育孩子不要太异想天开，要做乖孩子，照老师和家长说的做，被动的学习重复。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大人们总会教给孩子一个现成的方法让他们解决问题。但作为一个创新型的成年人，我们得有创新的勇气，要抓住机会提出创新的想法，既使是错的。

一所好的研究型大学知道怎么样培养学生这种勇气和创造力，把这种能力进行传播，把听老师话的被动学习，转而锻炼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不会因为新的错误的观点得到奖励，当然也不会受到惩罚。这样一种环境的教学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如果只是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显然也不会加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毕业后非常受到欢迎，实际上那些需要创造型人才的企业，都会跟研究型大学互进。等学生一旦毕业，企业会迫不及待把学生招到门下。一旦企业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其它辅助人员也会涌入比如说像风险投资人、技术员、律师、会计师等等。在过去管这种发展模式叫“人才雪球”，当人才的数量聚居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才靠拢过来。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里面，应该包括不断的互动。作为创新氛围的提供者，研究型大学能为成为创新型大学的催化剂。

我们会教学生如何积极主动的学习，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够在上海这样一个非凡创新生态里，成为一枚有用的催化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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