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前期过度投资导致现在产能过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
凤凰财经讯 8月18日消息,由商务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主办,义乌市人民政府、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500强企业研究中心承办的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民营500强企业论坛在浙江义乌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先生发表了讲演。
以下是文字实录:
卢中原:主要讲当先中国经济形势对企业带来的影响,整个经济形势就不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主要分析一下今年以来企业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的企业面临着增长速度下滑,以及经济效益恶化,这样的一种新的挑战。增加值、利润都处于下滑,增速放慢,甚至负增长,这种情况的背后有短期因素,有趋势性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我归纳为四点:
第一,首先是我们的外汇环境不乐观。李德水主任还要专门就欧盟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向大家做报告,我这里就不展开了。外需下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约束条件,以往世界经济,特别是2007年,3%、4%左右的增长,是很快的,未来不会那么乐观。我前不久为了美国经济研究局的老局长,说对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怎么看,他们不乐观,美国经济增长2%、3%,欧洲经济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口会面临挑战,年初我们预测今年能达到10%,到3月份经济发展出现了反弹比较明显的迹象,当时我们出口数字比较乐观,我们预测能够达到15%的出口增速,但是4月份出现了波动,因此我们的预测又修正为10%,今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不是特别乐观,因此我们的出口增速大概能够争取到10%就很不简单了,这是我们的外部经济环境。
第一,外需下滑使企业的出口增长,以及相关产业链连带的工业生产、服务业生产都受到影响,这是短期的,今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对企业效益影响的原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调不变,房地产调控不松,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环境,因为大家都做了对比,2009年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是外需严重下滑,我们了内需,由于有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国家强力刺激经济增长,当年2万亿投资就下来了,2年4万亿投资,那个时候感觉的困难是外需,而内需很快就刺激起来了。今年就不同,今年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基调是稳中求进,财政货币政策基调不变,尽管我们不断的听到地方和企业呼吁放松货币控制政策,放松财政政策,但是我们总的基调没有变,房地产也是,各地在跟中央政府驳议,房地产企业在跟地方政府驳议,最后中央仍然是不松,按照我个人来说,我是搞研究的,我坚决的主张不能松,松了就像人民日报评论所说的那样,要前功尽弃,这是从我们内需来看。内需和外需都是比较紧的,这个和2009年的情况不一样,又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第三,由此带来的预期不乐观。企业看得清楚,2009年是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很强劲,今年国家政策比较稳健,因此他们的内需不知道往哪投,投资不是很活跃,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恰恰认为比较理性,这是预期不乐观。大家多不愿意投资,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经济的活跃状态肯定会受到制约。
第四,前期过度投资导致现在产能过剩,以及企业的短期存货调整周期。产能过剩比较好理解,大家都知道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但是产能过剩本身要做分析,不能简单的说国内过剩,这就叫产能过剩,有一个经济增长周期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在高当期产能过剩表现不出来,在平缓或者收缩期才能展现出来。从国际来看,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产能过剩是很复杂的现象,有周期性带来的变化,还有你着眼什么范围来判断,收缩期产能过剩要表现出来。这个时候企业尽快清理库存,产出品尽快出,但是购进放缓。企业存货调整的周期,根据我们周期性的研究,正好处在加快清理存货的阶段,第二季度才能见底。房地产的存货调整的比较慢,有人说今年的3、4季度完不了,到明年的1季度才能把积压的房地产清理的差不多,开始增加房地产投资,短期的存货调整也会影响企业的增长和效益,这是四个短期因素。更重要的是趋势性的因素,大概也有四点。
第一,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上升,速度型效益缩水,综合经营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地价、水、电、治理环境污染的代价,通通都要反应我们企业成本里。资源成本也在提高,因为过去中国资源价格偏低,企业在长期的粗放型增长的情况下,他不计成本、能耗和排放,利润空间也很大,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各种生产要素成本通通在上升。不仅是劳动力成本在上升,我们的水、电、汽成本也在上升,环境治理的代价要反应到我们企业成本当中,过去不反应,现在资源价格改革的方向,大概应该知道有三个方向,第一,符合资源的稀缺性。第二,符合市场的供求水平。第三,反应环境治理代价,这三个方向会使原来偏低的资源价格升高,这种升高本身并不是政府可以要提价,而是它要反应资源的稀缺性,市场的供求程度,反应环境本来应该表现出来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代价。所以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不一定是坏事,而是中国经济增长越过粗放阶段的必然反应。长期因为综合经营成本没有反应市场均衡水平,我们的利润空间很大,所以大家不愿意再投资,不断的再投资,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带来速度型的高效益。这种速度型的效益已经维持了三十年,现在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根据我们的中心研究,我们GDP增长提高一个点,工业利润、财政税收提高3到4个点。同理GDP放缓一个点,我们企业利润和财政税收下滑4个点,这就是普遍地方政府感到财力吃紧,要透支企业的偷税,现在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这说明我们前期粗放的经济增长,高速度、高效益开始缩水,要显现出中国经济本来应该承担的负担。我们对此认识的不清楚,认识的不够,宣传不到位,我们各地包括很多企业,纷纷向政府要求放松信贷,要给房地产企业松绑,这是不行,如果听信了这样的声音,贸然放松,我们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调结构、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一句空谈。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课题组,还有专家,包括我们这些领导们都不断的在呼吁,在内部也呼吁,公开场合也户部,全世界也在呼吁,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常心,不能速度一放缓,我们就惊呼我们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不是这样的,这个经济增长30年它绷紧了,必须要调整,如果这个时候不放慢怎么调整,它再放慢也不会慢到哪去,因为中国经济基本增长面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商贸城我来了两次,这个如果放在北京爆火,这样大的商贸中心过去被外国人不看好,现在连车位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消费升级,因此你说中国经济放慢太多也不至于,它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必须看到综合成本的上升,利润空间的压缩,导致速度型效益的缩水,尤其在发达地区看得最明显。中西部地区投资和GDP增速快语东部,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在上海、深圳、义乌这个问题都在反应出来,这是趋势性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行业利润分配严重失衡。导致了我们的结构调整不够理想,特别是实业,制造业、实体经济,没有人愿意去做,这样也属于制造业投资积极性不高,利润空间逐渐的受到压缩。这种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很深层的原因就是我们行业利润分配率太不合理了,根据我们中心了研究,房地产业的利润率是制造业的两倍。金融业的杠杆率太高,它的营业利润率比制造业高五到六倍,特定的时段里高十倍。垄断行业,资源类的、能源类的高五到六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愿意老老实实做制造业这样利润很薄的,义乌还在做,我也听说都在大量的向中西部迁移。如果我们国家不在行业利润分配严重失衡的方面有所作为的话,我们的企业利润还会进一步恶化,主要是指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这是第二个趋势性的原因,这不是短期的,如果我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竞争政策、价格政策都不到位的话,这个趋势是不会扭转的。
第三,中国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调整和产业迁移。这也影响了企业效益的区域性分布在发生变化,主要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企业利润和工业增加值出口明显放缓。甚至明显的负增长,包括义乌,中西部现在上来了,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结构调整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我们看到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这是一个先行指标,现在一直在放缓,六七月份放缓已经差不多到底了。我们看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上升的,高达56.7%,比上个月提高1.5个点,中国经济现在拉动的动力从制造业获得的比较弱,从非织造业获得的越来越大,这就是一个结构调整。我们不要老看工业企业增加值下降,非制造业的高达56.7%。上海、深圳、义乌这样一些东南沿海地方,出口和工业增加值下降,利润也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看到四川、河南、湖南这样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投资GDP还有出口明显在上升。四川80%的出口上升,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有很多制造业,有东南沿海迁到内地,迁到内地会使东南沿海的出口和工业增加值利润下降。但是我们分析当地的结构,比如说深圳,深圳富士康的出口,占它出口的20%。富士康迁到成都和郑州毫无疑问拉动了四川、河南的工业增加值,四川的工业增加值上升的同时,深圳的工业增加值出口、利润下滑,深圳出口当中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没有任何影响,是保持稳定的。深圳这样的沿海地区,未来出口和增长要靠新的结构支撑,这是一种新的变化。我们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企业效益的下滑,是结构性的调整,产业迁移,中东西不同地带不同产业在发生重组,一定要冷静分析这些变化,不能简单看整体投资增长、工业增长和利润增长,如果仅仅看总量不能说明问题。
第四,我们发现企业的转型跟不上中国的经济转型。刚才给大家报告的地区变化,行业的变化,反应中国整个经济转型的变化。但是我们很多企业它的利润下滑,增加值下滑,说明什么呢,很难跟上转型的步伐,还在原有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下面经营管理和发展。我们不断在调查一些企业,上千户出口企业,上千户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他们有相当一部分利润没有下降,上扬,这样一些企业有比较好的供应链管理,比较好的品牌,比较好的管理和盈利模式。这说明这些企业在整个中国经济变革当中,他们微观的经济模式转型已经适应了大的宏观经济转型。大量的企业效益下滑,感到困难,恰恰是他们的战略转型、经营模式转型、盈利方式转型都没跟上。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了进程不是一年两年就能结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进程。我们的预测到“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将会明显出现,“十二五”期间不会那么明显,可能今年明年还会8%左右,到了“十三五”期间可能就到7%左右,我们有迎接长期7%左右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这样了,这就是我们企业面临最重要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提。我们要反思,我们以往的经营模式,我们习惯了那种盈利模式,还能不能适应了。大家会问,你凭什么说经济会放慢这样,放慢这么低我们国家就业怎么样。很多人说这个8必须要保,低于8中国就业保不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没有理论认证和分析,这完全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经验数字,到现在我们结构机制已经发生变化,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的时候,还拿这个来说事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中国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已经低到6%,这是一个压力测试。那个时候中国重要是不是崩溃,中国经济是不是大量的人失业,我们是不是一定要8%以这个就业才能回去,我们非织造业竞争能力上升,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这就表明将来我们中国吸纳就业更多的领域是在非织造业,非织造业比重大了以后不需要那么多投资和就业,那么多劳动力,因此在中国未来增长不需要8%就可以解决劳动力问题。我们更多的内容是效率改进,劳动力在2015、2016他的绝对增长要停止,贡献为零,这个时候就要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再就是资本,资本了贡献也将会放慢,那个时候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发展,当年了储蓄率会降低,投资率也会降低。因此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劳动力的贡献和资本的贡献都处于零和放慢的状态。你代维持8%、9%靠什么,第三个因素就是效率改进。效率改进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改善,结构调整,劳动者速度的提高。因此将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要来源于效率改进这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是需要企业在微观层面做很多有利的探索。尽管这个效率改进有可能增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难像我们主观想象的那样想提高很多个百分点,这是受技术经济条件制约的,想提高5到6个百分点不可能。因此我们看到了劳动力资本和效率改进三大贡献中,前两个逐渐下降,第三个逐渐增大,相抵消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放慢的,我们有一个图表可以丰富清晰的看到预测前景。我把今天我们研究的结果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帮助大家反思我们企业现有的盈利模式、成长模式、经营管理模式,还能不能适应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性放慢的前景。希望各位思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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