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曝施正荣不在乎钱：1/3时间社交 出入克林顿晚宴(4)

2012年11月07日 18:09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作者：兰红 姚芳沁 施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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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09年，施正荣在企业管理方面做的另一个思考—人才结构的重新匹配和构建。在他还未明确地得出结论之前，他已经先后发动了两次人事变动。最大规模的一次横跨2007年至2010年。大量的简历光鲜、有着跨国公司背影和海外生活经验的“ABC”，以及刚刚走出学校的毕业生，在这段时间进入尚德。

这基于施正荣对未来市场的判断：三五年内，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将得以结束；未来十年光伏市场将从欧洲转移到亚太，成为真正的全球市场。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他需要储备人才。

这个判断或许没有错，但尚德在企业文化方面并没有准备好，内部矛盾突显。

曾经，施正荣要求只要有一个外国人在场，他的管理团队就不能说中文，即使那些英语不好的人也被要求“说两句”。外国人得以重用，一群跟随施正荣创业的元老纷纷相反。但这批在2007年至2010年被重金请入尚德的外国高管，又有60%先后离开—许多人完全没能派上用场，其中一些是因“性价比太低”而被迫离开的。

施正荣自己也在管理风格上探路。一开始，他试图营造出一种温和开放的氛围。所有人都敢对他提出异议，甚至高管会议上也经常吵得一塌糊涂。这让施正荣怀疑民主在企业经营中是否有价值。他开始推崇另一种军队管理文化—凡事他说了算，下属只需要执行就好。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这种执行力又往往变成了一种服从力。

有一段时间，尚德就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中左右摇摆。“一度，他们号召学丰田的管理体系，但很快，韩国的管理体系又占了上风。后来，新进一个高管，就会新提倡一种管理体系。到最后，甚至拼拼凑凑出一个自我标榜的尚德管理体系。”马志强说。

诸如此类矫枉过正的做法，带来了一场灾难—新人和老人之间、国际化人才和本土人才之间，矛盾交织。“很多简单的事情被弄得很复杂，内耗严重。”一位尚德离职高管说。这也得到了首席人力资源官姜宏宽的证实：“跟其他公司比，这里可能需要两三倍的沟通成本。”

不断离开的高管，又引发了关于施正荣众叛亲离的猜测—在施正荣自己列举的外界的误解中，这一度排到了第一。他说，自己在这方面是个优柔寡断之人，“我不能啪地做出决定，我也是试图帮他们找到满意的位置。”

这种犹豫不决，也让尚德错过了一些机会。以产能为例，施正荣在2008年年初便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到了光伏产业的转折边缘，随后产能过剩的泡沫即将破裂。他甚至在多个公开场合向同行呼吁过这一点。但尚德后来却没有付诸行动，从2009年11月开始，它四处建厂，产能从2009年的1.1GW一路飙升至2010年的1.8GW、2011年的2.4GW.

施正荣多少有一些侥幸心理，甚至希望自己是过剩状况的受益者—冬天会让那些匆忙进入光伏产业淘金的人得到教训，市场份额会进一步集中在包括尚德在内的几大光伏企业手中，接下来，利润会恢复到合理的水平，那些拥有更多产能的强者益强。

现在，拥有最多产能的现实，反而成为了一种拖累。

从今年年初开始，每一名尚德采购部的员工，拨到手中的一周货款仅有50万元，而他手中至少有11个平均欠款200万元以上的供应商。在2012年8月至9月间，一些长期收不到货款的供应商打算结束合作关系，并且将货车开到尚德门口堵门追债。最后还是在无锡政府的担保之下继续给尚德提供货物，“但这些钱基本上不可能再拿回来了。”马志强说。10月中旬，尚德供应商再一次堵门追债。

有的时候，施正荣常常感觉外界干扰太多，背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自己往前走—地方政府希望出政绩，并要求明星企业快速做大，甚至会给出具体的扩张要求。这也形成了一种反向的依赖。它已经影响了一个公司的判断。

这个怪圈还要继续下去。尚德历经的几次危机，都是无锡政府出面帮着解决的。这一次，不例外地，它也希望政府继续援手—毕竟无锡市政府此前承诺的两亿元贷款，“只够一个电池厂把工人们的薪水发到年底”。

龚学进说，尚德正在谋求一场涅盘重生。尽管没有了施正荣的个人资产抵押，但包括国开行在内的多家银行，还是集体进驻尚德，与已经在尚德就地办公的无锡市市长朱克江及企业管理层一起研究救助方案。

未来的问题是，躲过这场劫难之后的尚德，是否会犯相同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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