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三种协调机制应对各种风险危机

2011年11月12日 10:34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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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2011财新峰会11月11-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寻找真实的成长”，凤凰网财经全程进行报道。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教授青木昌彦在会上表示，关于风险危机问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协调机制：一是来进行整合，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在一个框架下来进行协调，以一种更为集中的方式来进行协调，我想中国人民对此也是比较熟悉的。

以下是青木昌彦演讲的部分实录：

卢迈：下面我们想听一听从国际角度关于中国增长问题怎么看待。下面的演讲人是青木昌彦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教授，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对日本、美国，对世界经济有非常深的了解，他是比较经济制度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最后也要说，他是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时代杰出学者，下面让我们欢迎青木昌彦教授。

青木昌彦：各位早上好，我从我的老朋友胡舒立那里收到了邀请函，让我参加本次峰会，我非常荣幸接受了。因为我们与中国之间，尤其是学术界、政府，还有与媒体沟通，我一直是比较有兴趣的。后来告诉我说，我参加的这部分议题是中国经济新一年，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安，因为在这新一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是不是指2012年呢？如果是的话，说实话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方面我不是专家，尤其是深入的了解上我也没有太多的权威。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大概的范围上，我可以从未来的角度上看一下2012年有怎样的变化。之后可以讨论一下，对中国来说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来面对这些机遇和风险。刘世锦主任也对未来做了一个展望，我对此是完全同意的。

青木昌彦：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阶段，我想明年对中国来说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一年，也就是明天和今天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和明年将会是非常不同的一年。在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人口的70%大多都住在农村，从1950年到现在，从中国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到，在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出增长了6倍，我说的是每个工人在服务和商品方面的产出率。所以，农民也开始进行城市化的进程，这也是和这个元素紧密相关的。农民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之后，人均产出增加了6-7倍，所以这样一个城市化，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这在70年代末开始的。之后工人又开始向自由经贸区迁移，这样就出现了人均产出的高速增长。

青木昌彦：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在我的计算中，人均的收入增长至少有2%是由于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沿海区域人均收入是1万美元，在内陆区人均收入是6000左右，所以全球的人均收入也不过1万美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其实已经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了。农业在积极参与，已经占到沿海区域的20%，日本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如果说农村人口不到20%的话，整个国民经济会有所减缓，在制造和服务业中，工人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我想在中国的确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过渡阶段，中国能否顺利过渡，就要看一下人力资源的增长模式会又怎样的变化。

青木昌彦：第二，关于风险危机的问题。我们总是在想，比如说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救济方案等等，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等，怎么能够解决这些危机？这些对经济产生的振荡是不一样的，而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大家可以回顾过去几年，高速列车出现的问题以及在南韩的断电、泰国的洪水洪灾，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日本的海啸、地震以及核电站产生的灾难等等，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对这些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的错误引起的灾害，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做好准备。还有怎么进行创新，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基于各行业是怎么进行协调，怎么进行结构组织的，所以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国现在正进入一个人力资本的社会。我想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协调机制：一是来进行整合，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在一个框架下来进行协调，以一种更为集中的方式来进行协调，我想中国人民对此也是比较熟悉的。

青木昌彦：列于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50%是国企，所以他们具有很好的中央化的协调机制，另外就是这种水平方式的协调机制。比如供应链，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是单独的实体，但是他们都是通过一个水平的方式共享信息、共享技术，同时在产出方面共享一些信息，比如汽车行业就是一个水平集成的或者水平的协调机制。对于水平机制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监管，大家都知道福岛事件，使得整个供应链出现了断裂，这不仅仅对于日本经济，对于全球经济都带来了重要影响，大家都知道iPhone3，如果你们回顾一下它的价值资源的话，发现iPhone价值的5%是由日本的中小企业或者中小制造者所创造的，包括小型的部件都是由日本的中小企业。韩国提供了16%，中国只有3.6%，所以如果其中的企业中间出现断裂或者出现问题，整个流程都会出现问题，整个环节就会断裂，整个价值链就断裂了，在整个生产环节和生产流程上要进行协调。这样一个恢复相对而言，福岛事件之后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但问题是在及时协调方面怎么来进行纠正，使得人们可以直接进行更好的预警准备。在硅谷，比如像Apple等高科技企业，对于行业来说，他们能提供一个标准或者平台，或者设计一个硬件，智能手机等等。但是一旦这些平台提供了之后，其它小型企业都可以和这个平台连接起来，或者把这些平台叫做架构。在连接的基础上互相竞争，使得系统更加优化。所以，这样的小型或者大型公司都是和这种接口性的架构紧密结合起来，它们成为模块之一，这些模块之间是可以进行替换的，而且在模块之间也可以进行竞争，而且模块也可以进行扩展。

青木昌彦：举个例子，苹果和桌面电脑是不一样的，它有桌面系统，有iPad、iPhone，还有智能手机等等，这些不同的原件都是在苹果云平台上连接的，把这些不同元素连接起来，再通过不同模块的分割，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使得整个行业具有创新力。我在这里提到的是三个不同的行业协调，一是集成、集中式的控制；二是水平式的协调，价值链上的协调；三是一个更为创新的竞争力的模块。哪个协调方式更好呢？这主要看这个技术本身的性质，它的本质是什么了。同时也要看人力资源或者资产本身的质量，另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元素。

青木昌彦：因此，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是当中国要进入新的工业化时期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多样性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我也觉得在中国可能我们过多的注意力关注在企业的规模，希望将更多的企业打造成全球企业，只是关注规模的扩大。但这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呢？是否适合于所有行业呢？在有些行业重视规模的确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其它的一些行业，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信息技术和其它一些技术，也许分离式的方式更加适用，也许更能刺激创新、更加有效。非常感谢。

卢迈：谢谢青木昌彦教授，日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如果中国经济下一步出现转型，我们所应该看到的企业不同的整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