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一年实录

2011年11月12日 11:27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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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5:55]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和财新传媒一起组织这个会，实际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只是挂了个名，所有的工作都是他们做的，我们在这里来表示热烈的祝贺。刚才大家看了短片，我的同事说，财新确实是有人写的东西都非常刺激，如何判断经济形势是本节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经济形势，一边说我们现在正在软着陆，经济减速符合预期，形势还是乐观的。另外一边，听到中小企业，听说在温州在跑路，听见刚才用的词“哀鸿遍野”，经济形势怎么估计？

[09:36:07] 主持人：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行业受创非常明显，钢铁行业、水泥行业，以致他们在海外的投资可能都会面临着重大损失。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又要再想，也许这正是过去多产能过剩一个必要的调整，是恶性竞争造成价格高起的一个正常回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在这个节点上到底走的怎么样，“十二五”开局之年是按照新的增长方式在那里转弯了，还是在旧的增长方式中继续再把这些窟窿都露出来了呢。我们现在是需要放开货币的水龙头，至少把它打得稍微大一点，还是说继续保持着现在这样的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然后同时加大的措施，我们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可以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改革政策？到底是什么？这一环节请到几位非常重要的嘉宾，有两位是搞智库的，有两位境外的学者，包括一位在日本，一位在香港的。再有两位做投资工资的，做研究和做主管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听一听国内、国外、业界三个方面的观点，我们最后一定能够对刚才片子提出的问题得到回答或者是更增加疑虑，我们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演讲。

[09:51:04] 主持人：首先，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博士演讲，他从1994年开始就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期负责宏观经济、产业经济这些方面的跟踪研究，对于很多过去经济形势的判断，后来证明都是准确的、正确的。所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世锦副主任。

[09:51:58] 刘世锦：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想讲一个想法，有一个题目是这样，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带来的挑战。最近一段时间CPI渐渐也回落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回落。在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中国经济重要的前景，在这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眼光，就是从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阶段大背景下看当前的经济形势。这样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仅仅是在宏观紧缩政策背景之下一种周期性的回落，还是意味着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讲这个问题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国经济已经经过了30年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结合国际经验，最近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研究。

[09:52:01] 刘世锦：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还有我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大体上都经过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指的是麦蒂森1990年的购买力元，青木昌彦先生对这方面很有研究。达到这个点的时候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的幅度一般是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样的变化在德国是60年代中期，在日本是70年代初期，韩国是在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个规律性是相当强的。我们算了一下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时候1990年的国际元已经达到8000国际元，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两三年的时间内我们就可能达到11000国际元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这个分析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阶段的变化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09:52:39] 刘世锦：我们回头来看目前增长速度的变化，到底怎么看，它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的转换期已经开始了。我们感到今年大概有这么几个迹象值得关注：

[09:52:46] 刘世锦：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我们国家总需求结构中，消费一直相对比较稳定，进出口有比较大的或然性，带动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是高投资，在投资中基础设施占30%左右，房地产占25%左右，设备投资占30%左右，这三项加起来可以解释我们过去一些年投资高增长的大概80%-85%。最近一两年发生了一个变化，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由过去的30%降到22%。其实房地产的投资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的投资跟上去的话，其实也是要下来的。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房地产的投资如果都下来，设备投资也会下来。

[09:52:52] 刘世锦：二是去年东南沿海几个大省，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GDP的增长速度在全国来讲是排在后面的，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上海的投资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如果说我们的经济要实现这样增长阶段的转换，东南沿海地区是发达地区，应该率先从这些地方开始，这个迹象现在已经出现了。

[09:52:57] 刘世锦：三是最近大家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大家已经感觉到在这些领域中投资的回报可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投资潜力已经有点怀疑了。所以我感觉到刚才讲的这几种情况，是不是说中国的增长阶段转换已经开始了，我们感到这可能是一个过程，需要若干年，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09:53:05] 刘世锦：如果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如何认识这个阶段，现在在认识上有一些混乱，这个问题要讲清楚。第一，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用中国人的话来讲，这是规律。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我们能在人均11000国际元的时候，中国增长速度自然回落，实际上是一个好事情，我们顺利渡过了工业化高速增长的一个成功的标志。第二，这是潜在增长力的下降，我听说最近有些地方说是，我们进行了主动的调控，所以速度由多少降到了多少。如果你想主观调控再把它提高的时候可以吗？不可以了，因为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了。第三，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由10%降到未来的6%、7%。从国际范围来讲，这仍然是一个不低的速度。如果我们转入这样一个6%、7%的中速增长阶段，再保持10、20年，仍然是很好的事情，中国将会进入高收入社会。我们讲增长变化的时候，有人会感到悲观，我认为不必，实际上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中国增长的前景保持乐观。

[09:53:19] 刘世锦：在这个背景下，对明年的经济增长有三点想法：第一，从国际经验来看，增长速度的下台阶有的是比较平滑的，但也有的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大的外部冲击，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滑。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争取让台阶下的比较平滑、比较稳。所以，稳增长仍然是明年和今后几年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这里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是各级政府思维方式还转不过来，还想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过去10%多，现在掉到10%以下，不担心，还想重现往日的辉煌，思想方式转不过来，采取一些措施想把速度拉上去，但是这时候再往上拉是很难拉上去的，其实短期拉上去负面的后果会相当严重。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实行刺激性的政策，试图把日本经济恢复到60年代那样一个高增长的平台上去，最后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泡沫，这个教训是要汲取的。二是我们进入增长转换期以后，整个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是大大增加的，有点内外冲击，有可能增长速度在短时间内会比较大幅度下滑，这种局面我们也是要避免的，因为短期内快速下滑的话将会引出不少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感觉到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估计比今年还会有所回落，今年应该在9%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明年还是有潜力也有可能争取保持8.5%左右的增长速度。

[09:53:27] 刘世锦：另外，物价的问题，目前来讲物价已经回落了，到年底水平会逐步下降的。但是中期的通胀压力仍然不能低估。因为我们目前通胀有一个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推动成本上升的因素，比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它是趋势性的，而且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我们受管制的一些能源产品的价格需要进行调整，我们也需要给改革留出空间。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还不得不被迫提高对较高物价水平的承受能力。当然，政府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09:53:32] 刘世锦：第二，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过去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说中国经济的矛盾比较多，经济的不可持续，但是事实上已经持续增长了30年。有一个特点，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和吸收风险的特点，但是当高增长不可持续的时候我们将会遇到两类风险，第一类风险是过去可以包得住的风险隐患，现在包不住，会暴露出来。第二类是如果短时间内下滑的过快，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明年将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风险的防范：一是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的风险；二是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往高的话，风险肯定很大，如果短时间内下滑的很快，也会有风险；三是增长放缓以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风险。刚才卢迈秘书长已经讲了钢铁行业的情况，钢铁行业最近的情况很值得关注。已经露出苗头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四是国际经济再次下滑对我们经济冲击的风险，9月份以后出口大幅度下滑，对我们的投资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方面的变化我们也要关注。

[09:53:39] 刘世锦：第三，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这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强调通过深化改革，而且改革要加快，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什么含义呢？你要和新的增长阶段相适应。最重要的一点，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低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实现向创新驱动转变有两大危险：一是资产泡沫，二是大的垄断的企业和大的利益集团的垄断。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目前都是存在的，而且某些方面问题相当严重。所以我们下一步深化改革，这里面问题很复杂，我没有时间展开说，我想我们有一个重点，需要解决资金和其它资源向实体经济、向创新和产业升级、向中小企业流动的问题，主要的办法可能是一个老办法，还是要放宽准入，尤其是要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提供动力和需求的空间。谢谢。

[09:53:55] 卢迈：谢谢刘主任。我们听到中国经济现在正在由一个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阶段，有什么样的风险、有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这是刘世锦副主任的看法。经济增长现在是一种阶段性的变化，但是有多少是和我们2008年以后货币和财政政策有关呢？我们现在的货币供应量是70、80亿，短期的这些问题，通货膨胀、投资过剩、债务危机，很可能和现在的资本市场、货币状况连在一起的。

[10:13:55] 卢迈：下一个演讲者是金融方面的专家，李扬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原来第三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在金融方面有颇多著述，在整个宏观经济方面他也是领导着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的追踪研究，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李扬副院长。

[10:14:58] 李扬：尊敬的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每年都能够参加财新年会。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优化中国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在明年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经济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出口部门相对于GDP而言，占比在下降。前10个月我们的顺差1200亿，根据目前我们的估计，全年大概在1600亿，占GDP的比重就低于2%，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实现了在G20首脑峰会上那19个国家逼我们答应的条件，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所谓参考性指标，说贸易的差额要低于4%，当时我们心里没有数，就不敢答应，招来了那19个国家一致的攻击。

[10:15:05] 李扬：从现在看来，要低于2%。而且从各种情况来看，这可能已经形成趋势。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各部门中，出口部门所做出的贡献与过去30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回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国际方面，因为出口是两家的事，你出，别人要进。国际环境显然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有人说是二次探底，我是不主张用二次探底，我认为危机根本没有过去。我们将面临着一个长期低迷的国际环境，这对于我们的出口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二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调整。大家知道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就在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被认为比较扭曲或者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一就是过度依赖出口，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对于过度依赖出口的这种模式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而且是痛苦的调整。刚才大家都注意到，那个短片里说，中小企业哀鸿遍野，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出口部门的调整密切相关的。

[10:15:13] 李扬：我认为这两个趋势都会延续，因此它会造成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主要的需求因素中，出口因素会大大的弱化。大致框下来，如果出口按照目前的格局下降，整个GDP跟过去32年的平均数相比，下1-2个百分点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可能只能指望8-8.5的平均增长速度。出口部门这块是很硬的，因为它并不完全决定于我们。在这样的硬约束下，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那就很清楚，我们只有两个因素是自己可控的，两个国内需求，一是国内的消费需求，二是国内的投资需求。消费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讨论，应当说政府在刺激国内消费方面也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有时候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展示给我们看的结果非常的冷静，消费占比没有多少变化。今年的情况，如果扣除物价，实际消费是下降的。

[10:15:21] 李扬：从长期来看，指望国内的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靠它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可能性是基本不存在的。好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投资，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在我们说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等等问题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两个事情，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但是对投资我们一直有一个看法，中国的高投资其实是由中国的高储蓄被动的决定的，因为国民收入产生、分配、使用，除了消费就是出口和投资，出口不行就投资，如果投资上不去，第二轮经济增长就会下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循环过程。这些年来我们每年都喊要压投资，但是投资的增长速度也没有显著变化。

[10:15:28] 李扬：如果在2012年以及未来的一些年份里，出口部门不可依赖，消费很稳定，我们唯一可控的，当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唯一可操作的就是投资。我想这是被中国经济发展30余年所证明的一个基本道理。有人可能认为这个道理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个评判，是否符合原理我们不说，但是一个现象在中国持续这么多年，我们采取了这么多的措施想把它的方向进行扭转而没有成功，这本身就值得敬畏。实践没有什么错误，错误的是理论，我们可能对这种状况不太了解而已。

[10:15:35] 李扬：说到投资，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特别是面向未来。3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动力上来看主要是工业化，我听说昨天李毅中部长说到，他要冒昧的说一句，“中国还在工业化过程中。”可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这么看，理论界从来不认为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什么可争辩的，只不过工业化在区域分布上有些偏颇，工业化整体进程我们认为可能到了中后期。另外一个动力，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两个动力。目前的情况是，工业化基本上到了中后期，城市化方兴未艾。也就是说，我们今后的投资要和工业化、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并且与城市化相关联的投资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开始进入金融问题，中国投资资金就钱而论，中国是不缺钱的，我们做金融的从来不把钱看成一个东西，地方官可能认为钱就是钱，钱到口袋里就行，不管从哪个来源上来的钱他都需要。我们特别关注钱是谁的，钱用什么方式提供出来。

[10:15:41] 李扬：就钱的结构而言，我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着三个扭曲，而这三个扭曲是对我们整个投资从工业化为主转向城市化为主有制约。第一，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的资金配置是倾向于政府的。第二，从资金性质而言，债务性资金和权益性资金存在扭曲，而且是偏向债务性的。第三，在资金配置层面上来看，中央和地方，资金是偏颇在中央的，更多的钱在中央。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后的投资主要在城市化，大家都知道城市化的投资大部分发生在地方，大部分需要市场机制，而城市化的投资需要大量的权益性资金，于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个扭曲”就会制约我们今后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我认为，在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必须致力于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

[10:15:52] 李扬：就政府和市场关系而言，应该把大量资金放在市场，现在我们大量的资金是在政府手里，中国的特殊现象并不是说政府完全用自己的预算资金用来投资，而是政府掌控着大量的资金，这样的格局我认为不应该继续。当然一方面看起来政府好像掌控了很多资金，但是同时政府承担了很多负担。现在所谓融资平台就是政府掌控了资金之后现在要偿恶果的时候。因此，在扭转这样一个扭曲结构的过程中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那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10:16:21] 李扬：第二，在中央和地方。如果大家说下一阶段是城市化为主基调的话，大量的经济活动、大量的投资会在地方。但是钱在中央，财政资金主要集中在中央，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所谓转移支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正规的转移支付，大量的是这些权益性的转移支付。通过转移支付机制再到地方上去。但是事在地方，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总是想法设法截留资金，想设法吸引资金，最新的例证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往前的例证就是卖地，再往前就是无截至、无规则的减税。解决问题的方略，我觉得体制型的解决，我们要重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1994年做过一次，现在这个结构已经不适合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了。另外，要广开财路，要让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来融资这样一个事情正规化、体制化、法律化。

[10:16:45] 李扬：第三，中国不缺资金，但是钱都集中在银行，银行只能发贷款，贷款就形成债务，而债务危机，高杠杆率是这次危机最大的心头之痛。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目前中国资金的分配结构是一个形成高杠杆率的资金结构，这个问题在过去大家不以为然的话，这次危机给我们当头棒喝。解决资金问题当然还是发展金融市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主板不行发小板，小板不行发创业板，这个板那个板都是一个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我们鼓励创业、鼓励股本形成的机制有没有？我们整个这个体制，整个金融的经营结构是不是激励大家拿自己的钱办企业，而不仅仅是借别人的钱，现在已经到了再进一步严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发展资本市场问题不只是发展交易所的问题，而是在全民形成创业浪潮的问题，是鼓励人们创业，鼓励人们拿自己的钱冒风险，去取得收益的问题。如果把思路放在这个层面上，要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进一步发展正规的交易所市场那是肯定的，OTC肯定是要发展的，各式各样的PE需要鼓励发展，以及现在被大家所购并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我们看来它是创新的源泉，大家想一想，影子银行体系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本来放在银行体系中的，而且只能形成债务性资金来源的钱，在相当部分转变成股权投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当然也要对他进行监管。另外，我们在这个领域中也要鼓励民间投资，需要继续引进外资，因为在中国资金来源结构中，外资进入，因为我们大部分是FTI，FTI是形成股权，从资金优化来看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认为现在到了要转变资金来源的时候了，到了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债务性市场和股权性市场的关系，如果我们进行了这个调整，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还是前途无量。谢谢各位。

[10:16:52] 卢迈：谢谢李扬副院长。他和刘世锦副主任意见一致，中国经济将会增速减缓8-8.5，靠城市化来解决下一步增长动力，国外会持续低迷。一旦到城市化，你说市场和政府的时候就非常难界定，所以城市的东西都和政府审批、土地、所有的执照，各方面的规则，我们将来会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这些掌控，政府管理的方式。

[10:24:27] 卢迈：下面我们想听一听从国际角度关于中国增长问题怎么看待。下面的演讲人是青木昌彦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教授，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对日本、美国，对世界经济有非常深的了解，他是比较经济制度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最后也要说，他是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时代杰出学者，下面让我们欢迎青木昌彦教授。

[10:25:32] 青木昌彦：各位早上好，我从我的老朋友胡舒立那里收到了邀请函，让我参加本次峰会，我非常荣幸接受了。因为我们与中国之间，尤其是学术界、政府，还有与媒体沟通，我一直是比较有兴趣的。后来告诉我说，我参加的这部分议题是中国经济新一年，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安，因为在这新一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是不是指2012年呢？如果是的话，说实话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方面我不是专家，尤其是深入的了解上我也没有太多的权威。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大概的范围上，我可以从未来的角度上看一下2012年有怎样的变化。之后可以讨论一下，对中国来说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来面对这些机遇和风险。刘世锦主任也对未来做了一个展望，我对此是完全同意的。

[10:25:59] 青木昌彦：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阶段，我想明年对中国来说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一年，也就是明天和今天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和明年将会是非常不同的一年。在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人口的70%大多都住在农村，从1950年到现在，从中国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到，在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出增长了6倍，我说的是每个工人在服务和商品方面的产出率。所以，农民也开始进行城市化的进程，这也是和这个元素紧密相关的。农民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之后，人均产出增加了6-7倍，所以这样一个城市化，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这在70年代末开始的。之后工人又开始向自由经贸区迁移，这样就出现了人均产出的高速增长。

[10:26:48] 青木昌彦：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在我的计算中，人均的收入增长至少有2%是由于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沿海区域人均收入是1万美元，在内陆区人均收入是6000左右，所以全球的人均收入也不过1万美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其实已经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了。农业在积极参与，已经占到沿海区域的20%，日本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如果说农村人口不到20%的话，整个国民经济会有所减缓，在制造和服务业中，工人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我想在中国的确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过渡阶段，中国能否顺利过渡，就要看一下人力资源的增长模式会又怎样的变化。

[10:26:55] 青木昌彦：第二，关于风险危机的问题。我们总是在想，比如说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救济方案等等，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等，怎么能够解决这些危机？这些对经济产生的振荡是不一样的，而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大家可以回顾过去几年，高速列车出现的问题以及在南韩的断电、泰国的洪水洪灾，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日本的海啸、地震以及核电站产生的灾难等等，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对这些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的错误引起的灾害，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做好准备。还有怎么进行创新，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基于各行业是怎么进行协调，怎么进行结构组织的，所以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国现在正进入一个人力资本的社会。我想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协调机制：一是来进行整合，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在一个框架下来进行协调，以一种更为集中的方式来进行协调，我想中国人民对此也是比较熟悉的。

[10:27:03] 青木昌彦：列于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50%是国企，所以他们具有很好的中央化的协调机制，另外就是这种水平方式的协调机制。比如供应链，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是单独的实体，但是他们都是通过一个水平的方式共享信息、共享技术，同时在产出方面共享一些信息，比如汽车行业就是一个水平集成的或者水平的协调机制。对于水平机制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监管，大家都知道福岛事件，使得整个供应链出现了断裂，这不仅仅对于日本经济，对于全球经济都带来了重要影响，大家都知道iPhone3，如果你们回顾一下它的价值资源的话，发现iPhone价值的5%是由日本的中小企业或者中小制造者所创造的，包括小型的部件都是由日本的中小企业。韩国提供了16%，中国只有3.6%，所以如果其中的企业中间出现断裂或者出现问题，整个流程都会出现问题，整个环节就会断裂，整个价值链就断裂了，在整个生产环节和生产流程上要进行协调。这样一个恢复相对而言，福岛事件之后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但问题是在及时协调方面怎么来进行纠正，使得人们可以直接进行更好的预警准备。在硅谷，比如像Apple等高科技企业，对于行业来说，他们能提供一个标准或者平台，或者设计一个硬件，智能手机等等。但是一旦这些平台提供了之后，其它小型企业都可以和这个平台连接起来，或者把这些平台叫做架构。在连接的基础上互相竞争，使得系统更加优化。所以，这样的小型或者大型公司都是和这种接口性的架构紧密结合起来，它们成为模块之一，这些模块之间是可以进行替换的，而且在模块之间也可以进行竞争，而且模块也可以进行扩展。

[10:27:09] 青木昌彦：举个例子，苹果和桌面电脑是不一样的，它有桌面系统，有iPad、iPhone，还有智能手机等等，这些不同的原件都是在苹果云平台上连接的，把这些不同元素连接起来，再通过不同模块的分割，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使得整个行业具有创新力。我在这里提到的是三个不同的行业协调，一是集成、集中式的控制；二是水平式的协调，价值链上的协调；三是一个更为创新的竞争力的模块。哪个协调方式更好呢？这主要看这个技术本身的性质，它的本质是什么了。同时也要看人力资源或者资产本身的质量，另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元素。

[10:27:14] 青木昌彦：因此，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是当中国要进入新的工业化时期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多样性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我也觉得在中国可能我们过多的注意力关注在企业的规模，希望将更多的企业打造成全球企业，只是关注规模的扩大。但这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呢？是否适合于所有行业呢？在有些行业重视规模的确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其它的一些行业，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信息技术和其它一些技术，也许分离式的方式更加适用，也许更能刺激创新、更加有效。非常感谢。

[10:27:26] 卢迈：谢谢青木昌彦教授，日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如果中国经济下一步出现转型，我们所应该看到的企业不同的整合模式。

[10:46:09] 卢迈：下面演讲的是许成钢教授，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长期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而且工作中很重要的是要看东欧和西欧之间的整合，现在到香港就近观察中国大陆的变化，下面请他来讲一讲他的看法。

[10:46:42] 许成钢：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体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和结构性的问题。这一页是想讨论最近这些年中国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扭曲，没有改进反而退化，退步到了中国80年代中期水平。大家都知道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等这些资源合理的配置，决定了经济合理的结构和长期增长。过去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资源配置的扭曲比起计划经济时候显然有了减少。我今天要强调的是，最近这几年由于行政干预市场增加，行政干预资源配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最近这几年来全国资源配置的扭曲逐年快速增加，后果是不仅仅降低了国民经济效益，而且更是成为了中国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前面好几位都讨论到了中国结构性的根源问题。“十二五”计划里一个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的根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资源配置的扭曲。下面的问题是，它不仅仅降低效益，造成结构性问题，当国际间出现问题的时候，资源配置扭曲本身威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威胁了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使得中国在面对国际间出问题的时候更困难。

[10:46:48] 许成钢：我今天主要是想讨论三方面分析：第一，国际间的对比，从国际间对比的角度看中国的资源配置扭曲有多么严重。第二，看中国的宏观数据，看时间序列，刚才我在讲中国的资源配置扭曲退步到了80年代中，这是定量分析的结构。第三，用微观的数据，企业水平的数据来分析资源配置的扭曲是什么造成的。如果看资本的成本，资本成本对比的对象应该是资本的生产率，在全世界来看，中国的资本成本是最低的，资本成本低到这个程度，本身就表明中国的资本配置不是市场进行的。实际上是在行政干预下使得中国资本在世界上是最便宜的，便宜的资本本身又为行政干预创造了条件。

[10:46:54] 许成钢：(幻灯片)这是一一个时间序列，把中国跟全世界资本成本进行对比，在这个表里表达的百分比实际上是相当于对资本进行了补贴，这曲线越高表示对资本的贴越高。从图里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中国对资本的补贴变成了全世界最高的，越来越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水平。当以其他方式对资本进行补贴的情况下，这个补贴是各种各样的形式，最后的结果相当于补贴。这种情况下行政干预变成了中国资本配置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环节。

[10:47:02] 许成钢：如果看一下其它资源的情况，是基本相似。这是燃气价，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燃气的进口国，进口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把中国的燃气价和全世界所有国家进行对比的话，会发现中国的燃气价是全世界上最便宜的，世界上仅有几个燃气价低于中国的都是燃气的主要出口国。这是中国的宏观数据，根据朱晓东他们最近做的工作，这个工作表明，(幻灯片)曲线最左边是1988年的情况，最右边是到2006年的情况，上面蓝色曲线表达的是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他们估算出来的资源配置的扭曲，这个线越高，资源配置扭曲的程度越大，从曲线的走向可以看到，从1988年到1996、1997年大体是下降，这是好消息，中国资源配置扭曲在下降。但不幸的是，1996、1997年之后迅速上升，他们的工作只做到2006年。实际上有更近的研究表明，现在中国资源配置扭曲极其严重，比如说把中国的资源配置扭曲和美国相比，中国纯粹由于资源配置扭曲带来的成本要比美国差不多60%。换句话说，不增加投入只要改进资本配置的扭曲，中国还可以有很多GDP的增长。

[10:47:08] 许成钢：资源配置扭曲集中在什么地方？根据朱晓东他们的工作可以看到，最多的资源配置扭曲集中在国营企业，高的这部分是国企，低的这部分是非国企，大家可以看到差距极其巨大。在国企内部又可以看到不同的地区，东边指的是沿海地区，中部、西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国企的资源配置扭曲要低一些，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时间，每一个地区国企资源扭曲的图分三个时间，1987年在最左边，1997年在中间，2007年在最右边。从1987—1997年资源配置扭曲在下降，1997—2007年在国企部门大幅度上升。大家如果看非国有企业，这个趋势是不清楚的，非国有企业大体上资源配置扭曲都不是很严重。最近这些年里，资源配置扭曲实际上即便是在私有部门里也在迅速滋长，在私有部门里这个问题更复杂。

[10:47:15] 许成钢：下面我要介绍的概要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我们用的数据是根据中组部、工商联等等机构在过去将近二十年里在全国进行抽样调查收集来的数据，数据本身相当反映中国私有企业的基本状况。根据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发现，1995年和2000年里，在中国的私有部门里没有显然的资源配置扭曲，换句话说，早些年中国私有部门里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不是很严重。1995年、2000年时，在私营企业主里面的共产党员、各级人大代表，在获得银行贷款和土地资源与普通企业家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私营业主的共产党员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普通的企业家之间，企业效益之间也没有显然差别，都差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不到资源配置扭曲。但是，在2006年和2010年，我们发现私有部门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便是在私有部门里，资源配置扭曲开始加大，而且2006年比2000年大幅度增加，2010年再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具体的表现是私营企业组里面的共产党员和各级人大代表比非党员，非人大代表的企业家显然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土地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更集中在人大代表这些企业家手里。一方面他们得到更多资源，非常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完全没有更高的效益，和在一起，得到更多资源并没有更高的效益，这本身就表明资源配置严重扭曲。

[10:47:20] 许成钢：行政扭曲资源配置的另一个例子，房地产市场。一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特殊的高价，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是政府对土地供给的限制，尤其是2005年以后对土地供给实行了中国严厉的限制措施，导致房地产极端高价，上升速度非常快，这本身是由于行政干预市场导致了资源配置扭曲。二是为了降低房价又用限购等等行政手段干预市场需求，这两个手段加在一起，供给一方、需求一方同时下手控制，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房地产行业萎缩，房地产行业和中国GDP的1/4和1/5相关，两种行政手段同时入手强制萎缩房地产行业，后果是进一步大幅度削弱中国内需，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里面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导致，当国际间的情况更困难的时候，中国更难应付。

[10:47:27] 许成钢：近几年来，行政干预市场持续增加，这不仅仅导致资源配置效益大幅度倒退，而且导致经济结构性问题，在中国结构性问题里，最基本的方面是中小企业发展受阻，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导致了就业不足，导致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后果是中国全国国民经济的内需不足。

[10:47:32] 许成钢：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危及了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危及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危及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我们现在需要重新提出来，而且要深化以限制行政干预市场为目标的体制改革。谢谢。

[10:47:38] 卢迈：请许教授简单说一下资源配置扭曲的定义和计算。

[10:47:45] 许成钢：从简单的经济学的道理来说，资源配置在最优的情况下，在市场上实现的，比如资本的的配置，资本成本应该大体上等于资本的生产率，劳动力成本大体上等于劳动力的生产率，这就是定义，整个核算都是按照这个想法核算的。

[10:47:55] 卢迈：谢谢许教授，我和他很早就认识，是朋友，他在哈佛受的教育，他是曼昆的学生。

[10:58:12] 卢迈：我们现在开始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而且很不客气，下面我指望哈继铭博士能有更明确，更尖锐的批评，哈博士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现在在高盛投资管理部任中国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原来他在中金的时候我特别爱看他的报告，下面有请哈博士。

[10:58:48] 哈继铭：经济分析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经济政策，这类分析我相信各位都听到前面几位发言人的高见。另外一类是预测性的，主要重点不放在政府应该怎么做，而是更侧重市场，对政府不管怎么做可能出现反映的一种分析。在政府部门、学术界或者是国际组织，大家比较关注前一类研究，我在市场上自然是比较关注后一类的研究。

[10:58:56] 哈继铭：一谈到“新年”两个字，中国人马上讲到第三个字，“好”，这是中国人的客套话，尽管新年不一定好。要看到新的一年无论是经济还是市场，有几个关键点是不容忽视的，一是欧债问题，二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及政策可能出现的微调。三是股市问题，大家关注欧债问题的朋友，可能在不同场合看到很多分析和研究，我这里只想就一个方面谈一下个人的直观感觉。我前两天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参加了一个论坛，有一个来自印尼的代表，说希腊的问题跟我们很像，我们应该到希腊给他们出点点子，解决这个问题。我心里想，你们的问题跟当初根本就不像，因为当初我在印尼任MIF的代表，我很清楚它的汇率，从2500印尼兑1美元，几个月时间贬值到17000，6倍以上的贬值，无论是政府、企业或者是个人，都没有能力进口产品，但是出口能力明显增强，经过几年顺差的积累把外债还上了，希腊现在是做不到这一点。

[10:59:03] 哈继铭：打个比方，比如一个人已经很饥饿了，如果一些客观的条件使得他必须勒紧裤腰带，这个调整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在饥饿的情况下想喝点凉水，或者是早点睡觉，不会想其他的东西，汇率贬6倍，客观的条件使你没有办法，不得不作出调整，必须作出调整。如果你已经很饥饿，明明有食品放在那里，但你就是不吃，这就很难了，这个时候脑子里整天想的不是早点睡觉，喝点凉水，是想着怎么把这个东西吃了，这是很痛苦的，也是很漫长的。欧元就是一个气球，强度是由最薄的部分决定的，我相信欧元区里许多其他的一些国家，问题和希腊大同小异。这个调整非常漫长，明年我们可能还会处在欧债问题难以得到圆满解决的状态里。

[10:59:08] 哈继铭：对于中国经济会不会在短期内出现硬着陆，这是投资者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在任何一个论坛上几乎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些来自国外的投资者。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您要是对中国的投资是看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我可以请你吃饭我们个别聊，如果看未来一两年的，那你放心，中国不会硬着陆的，我们撇其他的宏观指数不谈，一个国家老百姓的储蓄率很高，资本账户是关闭的，这个国家又没有欠多少外债，而且政府对于国内资源的掌控和支配能力很强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经济很难出现硬着陆。效率不一定是最高的，但是在抵御外来冲击的时候可以是最有效的。如果我们分清楚长期和短期，我相信短期我们不会出现硬着陆。

[10:59:15] 哈继铭：这种状态可能会伴随着经济的小幅下滑，或者是一些原来比较高起的价格变量出现下降，这个时候人们通常期盼政策能够放松，能够有一些微调，我对微调的理解是你要有比较理想的工具才能实现微调。我们看到“微调”两个字的时候想一下我们有什么工具可以微调，最近有些国家进行了微调，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印尼降了两次息，原来利率是高于通胀的，原来实际利率是正的，通过微调是可以得以实现的。我们现在利率低于通胀，往那个方向调是调不过去的。我们很多政策，这十年以来微调工具有没有增加，我觉得有，汇率是一个，其他方面的政策要么就是0，要么就是1，我们是二进制的政策，限价或者不限价，限购或者不限购，很少有比较适合微调的工具。所谓谈的微调，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局部调整，这个我们在做，由于没有微调工具变成重调了，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未来欧洲的问题不是短暂的，可以用暂时的政策进行应对的，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长期微调是不太现实的。

[10:59:22] 哈继铭：市场上现在大家最关注，中国经济可以增长8%、9%，股市从3000多点跌到2000多点，有些国家，比如美国经济增长1%、2%，股市不怎么跌，中国是经济不错股市不行，其他国家是经济不行股市不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原因很正常，有些分析师觉得股市是经济的风向标，如果股市跌去1/3，代表经济硬着陆，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根本原因是在于我国和其他国家在3、4年前刺激经济的方式方法完全不同，我们以美国为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美国过去财政状况非常良好，至少GDP债务负担，或者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3%，或者债务负担是40%左右，经过这一轮的刺激之后，财政刺激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刺激，财政赤字到了10%以上，债务负担接近100%。换来的是企业得救了，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非经营企业，现在的本金比例以及现金流状况是明显改善的，大家很清楚，政府是不上市的，企业是上市的，美国那种情形是政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经济比较差，财政赤字很大，财务负担很重，相比之下中国当时用的财政刺激，名以上是财政刺激，实际上是信贷刺激，财政赤字中国没有怎么增加，2009年是最大一年占3%左右，我估计今年2%左右，但是我们的信贷在2009年增长30%，比08、09、10年这三年的货币增长明显超出GDP累计超出50%多。最后这一轮保增长政策完成之后，发现政府其实没有怎么伤筋动骨，反而是企业和银行资本金不够了，需要到市场上进一步融资。这么一来，投资者会想，一般来说刺激政策的成本是由税民未来几年逐渐偿还的，但是中国这个情形需要股民短期内来偿还的。经济可以增长很快，但是股市可能就不一定和经济保持一致的增长了。

[10:59:30] 哈继铭：我觉得这是中国经济和股市似乎脱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可能还会对一些中小企业造成挤出效应，财政是有挤出效应的，中国的财政刺激没有看到挤出效应，其实是有的，在这个政策退出的时候，信贷方面有很大的回落，或者是增速方面有很大的回落，但是中国这些银行贷款的方向就决定了他对于中小企业的伤害是最大的。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可以规劝银行多给他们一些贷款，这种规劝还是二进制的政策，要么是0，要么是1，不是比较市场化的手段。长期来说是机制改革，短期也许有一些办法，如果我们能在财政上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于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银行可以给他们贷款，但是一旦出了问，前20%或者是多少可以由财政进行买单，这样银行就会有比较大的积极性来进行放贷。这个有点像EFSF里面20%的买单，其实EFSF也不是新的东西，当时我们在印尼的时候，印尼当时对于中小企业贷款，在亚行的支持下就是采取这种做法。这方面是可以做一些探讨的。

[10:59:37] 哈继铭：房地产政府会不会调控，人们认为接下来泡沫可能就破了，我过去做过一个分析，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势头，2015年以前一直是比较强劲的，如果听之任之，房子涨到2015年之后出现比较大的回落。在这样一种风险之下，我觉得政府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主动用一些政策进行抑制泡沫的增长会延续未来房价上下调整的时点，短期需求的释放得到了抑制，而这种需求在未来几年是不会消失的，最简单的，中国现在有2亿多年轻人需要买房子，成家立业要结婚，不一定20岁就买房子。如果这时候用政策抑制这样的需求，将来可能到25岁再买也可以，25岁和20岁的人一起买，未来的需求可能会得以释放，从而延续房地产价格平稳或者上升的时间。我觉得这种做法我这里不谈科学不科学，我相信政府主动调控房地产，这在其他政府是很少见到的。我不知道当初日本政府在80年代是怎么做的，我听到美国的政府说泡沫是不能事先识别的，破了之后才能救他，中国在泡沫破灭之前就能调控，这是好的现象，使我们中国房地产市场能有更长期的发展，谢谢大家！

[10:59:56] 卢迈：没听明白星期一股市应该去买还是不买，但是房地产长期看好，很好。

[11:11:19] 卢迈：下面请单伟建博士跟给我们讲话，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是原来新桥集团的合伙人，有一些大手笔，在韩国、深发展的购并上，他是太盟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真正的企业家就是单先生。

[11:12:24] 单伟建：大家早上好，我今天想谈的题目是大家已经忘记的题目，叫做创新打破大锅饭。30年前，甚至20年前，这个题目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所有人参与或者是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都知道，实际上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全部成功，如果是以一言而闭之的话就是打破了大锅饭，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研究两种效率，一种是生产效率，一种是所谓资源配置的效率。从生产效率来讲，过去30年中，尤其是过去一二十年当中生产效率有了长足提高，我上个月在香港和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就是写《地球是平的》那位作者一块儿吃晚饭，他说我去天津开会，会议中心是9个月就盖起来的，而我住在纽约，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已经修了五年了都没有修好，可见中国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刚才我讲的大部分让许成钢教授给讲完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不但没有提高，而且大幅度下降了，我还没有这个数据，刚才许教授讲，我们现在资源配置扭曲这个效率比1985年还要低，让我都非常吃惊，我有了结论，但是不知道结论从何而来，他有数据。这就是我们整个经济没有效率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资源配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政配置，我们以前的计划经济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另一种是市场配置。

[11:12:33] 单伟建：过去30年市场越来越发达，我们的资源配置反而效率越来越低，刚才许成钢教授提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行政干预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投资模式从长期来讲是不可持续的，以投资驱动增长，各位嘉宾都讲到，投资主要是政府的行政手段驱动的。投资来源刚才李扬院长也讲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我们的储蓄率在今后十年就不会这么高，因为我们的人口会迅速老化。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我们才能够长期持续我们的经济发展。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到消费驱动的模式，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种资源配置的扭曲，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我们能够完成这个转型吗，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11:12:39] 单伟建：刚才几位演讲者都讲了，从资源配置来讲，银行把他们存款拿来配置到投资，投资主要是由行政手段，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平台，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去做的投资，投资的效率比较低，资本成本比较要低，怎么能保证资本成本效率比较低，存款的时候，存款比率必须比较低，效率高了融资成本就高了，能够无效率投资，能够重复建设，能够大量浪费，钱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老百姓少了一个能够消费的资金来源。

[11:12:45] 单伟建：过去，尤其是十年当中，税收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很多资金都流入国库，国库拿这个资金做行政资源分配，这也是减少我们口袋里钱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外汇储备已经是3.3万亿，世界最高，我们的汇率别人都说低，人民币的汇率大家都说低，我们说不低，实际到底是低还是不低，我们如果要提高人民币汇率，在我看来，提高了老百姓的购买能力，这是很简单的，不管到国外哪个地方旅游，人民币的汇率提高买到的东西很多，进口产品买的也很多。我们的低汇率政策对于老百姓提高消费是不是好处，我认为，是没有好处的。综此来讲，政府行政干预使我们资源配置产生了大大的无效率，这就影响了我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因此使得我们到底能不能持续增长风险大大增加。

[11:13:04] 单伟建：我们该做些什么事，讲起来是比较容易的：第一，政府太大。各种审批权、土地资源、银行资源，政府要小，这还不光是资源的扭曲，而且还有腐败。过去十年当中腐败不是减轻了，而是增加了，为什么呢？显而易见政府掌握的资源增加了，权力就造成腐败。第二，我们有这么多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就是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国企的民营化是大大减缓了，要想让我们的资源真正充分、有效率的配置，国企一定要民营化，不然从制度上、根本上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三，我们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要考虑怎么样使消费的购买力能够增加，资源配置出现问题，中国并不是独此一家，资源配置出现问题产生低效率主要原因是我刚才说的另一个大锅饭，这是政府掌勺的大锅饭，如果把这个大锅尽量打碎，资源配置的扭曲、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就会有大大改善。我说中国不是独此一家，欧洲那才是哀鸿遍野，我根本就不觉得中国的经济是哀鸿遍野，财新有点耸人听闻，我们现在是减肥瘦身，初见成效。欧洲跟任何一个人谈，那真是哀鸿遍野，欧洲整个欧元体制就是一个大锅饭，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大家有一个货币政策这就是大锅饭，我对大锅饭非常有经验。你要吃大锅饭的话必须要有技巧，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速度必须快，别人吃一碗的时候你两碗早吃完，这是其一。

[11:13:14] 单伟建：其二，如果你吃不饱就去借粮票，最好向女生借，因为女生心比较软，要是借了粮票不还，最后也不会到你门上讨债。其三，你如果吃的很多，他觉得能够吃的可能跟家男子汉，说不定爱上你，这个粮票就不要了，我到现在为止一和女生吃饭就情不自禁的多吃，这都是吃大锅饭养成的，并不鼓励大家吃大锅饭。我们的想法是有二次革命，是继第一次革命之后解决资源分配与……中国的经济有了过去3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二个大锅饭，锅越来越大，越来越瓷实，这个锅必须打碎才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谢谢大家！

[11:20:16] 提问：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邓梁洪，我以前是做律师的，现在在澳大利亚。今天很多讲房地产问题，讲价格调控，我觉得对平价楼量的提供很少人做思考，是否可以考虑一下，任何一个发展区，任何一个发展计划强制制定一个平价楼的百分比，这样大量资金就可以帮忙解决那些贫穷的居民更方便找到平价楼，因为量的问题很重要，是否可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先考虑这个问题，谢谢。

[11:20:22] 卢迈：现在有20%的保障性住房。

[11:20:27] 提问：最近几个月，10月份贷款开始增长，存款还在下滑，请问一下李扬先生，这个原因是什么，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也开始减少，这些钱究竟去了哪里？谢谢！

[11:20:33] 李扬：我和刚才那位先生有同感，我也觉得不可持续。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整思路，至于刚刚这位先生提的钱的问题，我注意到这个动态，一般来说银行存款的动态会反映两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思路来看，一是脱离银行体系在外面转；二是造成存款之根源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如果是前者很难说它的好坏，如果发展资本市场的话，出了银行在外面转反而是好事，如果是后者，最基本的来源，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那是很可怕的。目前还鉴别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两种因素都有，我很担心后者发生，刚刚说储蓄的问题，我们中国所有的事靠储蓄兜着…收入增长真下降的话那就真有哀鸿遍野了，还要继续观察一段，还要看看其他数据，谢谢！

[11:20:40] 卢迈：因为时间关系，这一节就到这里，有六位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企业家给我们做了形势分析。过去一年，刚才单伟建先生讲的对，不光看欧洲，如果看美国，我前些天见到阿巴布鲁宾，他讲现在看不见什么好的迹象，美国、欧洲现在都是这样的状况。与他们比，中国的情况应该说是好得多。我们如果要总结一下过去一年可能还要等到年底，但是我们看到经济还在发展，虽然减速，农产品的供给在增加，投入品价格在回落，非熟练技术劳动力的价格在上升，这部分劳动力的工资在上升等等。

[11:21:15] 卢迈：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问题，现在需要考虑的，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准确性，每一次经济下降时GDP都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经济情况，从1998年、2008年都可以看到，经济增速很快，用电量下降，其他方面都出问题，反映太迟缓，数字问题还需要研究。二是房地产市场在整个经济中影响很大，现在处于僵局的局面，刚才演讲者已经讲到了。三是中国城市化需要推动，但是缺少整体规划。城市化究竟怎么分布，怎么发展，应该有什么样的土地政策、户籍政策，缺乏中央统一、明确的方针。四是现在在利率、能源价格方面的扭曲仍然非常严重，像许成钢教授指出的，这种扭曲在2008年要刺激经济增长时又进一步恶化了。

[11:21:24] 卢迈：这些问题可能不是全部，值得我们在下一步要认真思索，当中国进入一个中等速度增长，进入一个以城市化为主拉动经济增长，进入了增长方式转变，主要以提高效率，尤其是资源整合效率、资源配置效率这样一种增长方式的时候，可能面临很多挑战。刚才青木昌彦教授讲到我们对人力资本投资应该给予更高的关注，现在有2亿多外来人口，他们的子女在农村或者是城市的城中村，再生产价格原来并没有在工资水平里反映出来，我们不敢相信市场劳动力价格绝对是合理的，而整个社会必须给予这部分充分补偿，否则我们在面临老龄化，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面临城市化需要的时候，会缺乏有技能的劳动力。资源价格、利率价格应该及早改革，现在储蓄利率是不是可以尽早做调整，我看到人民银行对于民间市场利率有很好的态度，对于大银行利率如何能进行改革，利率市场化。

[11:21:33] 卢迈：房地产市场，刚才哈继铭博士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2015年或者有房地产开发商认为，2017年房地产市场都处于供不应求阶段，这种阶段不任由市场价格刺激人们的消费，而进行主动调控、调整，延后房地产需求高起的时期，可能是一个办法。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我们可能考虑由原来的官商勾结、官商对抗，能不能转成官商合作，大家坐下来，房地产开发商只要愿意降价，政府可以在哪些方面退税退费，减轻他们这方面的成本，制定出规则，让消费者能够接受，现在这样的僵持状态不利于市场预期，也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能不能退到2010年初，应该有一个协调的办法。等到一批资金链断裂，等到一批企业倒闭然后再来收拾，恐怕不是最有效的办法。

[11:21:44] 卢迈：刘世锦主任提出，我们要注意防止冲击，外部的冲击对我们始终是一种现实的威胁，比如伊朗发生战争，能源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冲击下，中国经济如何应付，可能都是我们现在要未雨绸缪，需要预先考虑的。

[11:21:47] 卢迈：总之，我们面临着“十二五”开局，第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将要开始，机会在哪？我刚才听了半天没有听出来，但是起码不是那么太糟。黄奇帆市长为这次会议专门写了他的一篇论文，但是他今天不能到场宣读，文章到时候会发给大家。下面让我们一起对六位演讲人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lanln] 标签：中国 增长 资源配置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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