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竞争力: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分论坛实录
[11:41:03] 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夏伟,我是本节的主持人,今天我们主要来谈一下中国在这个世界的位置,贸易、政治、金融、环境,在这里我想来谈一下我们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到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贸易流还是投资流,还是支付盈余,还有消费产品、外汇储备,不管是哪个领域我们都看到了深入的影响,我们看到中国有向外走的策略。
[11:41:20] 这个政策确实是一个雄心壮志,也是一个现实,但是方向并不明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有很多的资源,中国改变了很多的关系,自己和各个国家的关系,但是还缺失一些东西,中国还没有一些世界响亮的品牌,中国的投资主要是在自然资源方面,没有其他大的投资,到底如何进入其他领域的投资,是通过并购或者其他的模式。
[11:42:44] 下面我想说,每一位发言人的发言不要超过10分钟,最好是8分钟,首先请毛振华,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他跟我说,他们公司还是第一家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成立的公司,其实邓小平先生到了,也确实发布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政策,有请毛振华先生。
[12:00:06] 毛振华:这也是WTO十周年以后中国出现的变化,总能在特殊的场合看到中国人是少数人,今天在这里就是。今天的题目讲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的问题。因为我们研究跨国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中国早期的时候,外国公司到中国来,在中国开放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一种叫商品输入、一种叫资本输入,那个时候外国来中国,既来来商品,又带来了投资,那时候中国商品匮乏,或者产品的质量技术含量很低,中国是一个资本缺乏的国家,资本饥渴症,各个地方都在招商,现在总体来看发生了一些变化。
[12:00:25] 中国走出去第一步是卖廉价商品,走的是盘古道路,中国成本比较低,卖廉价商品出去和商品输出。第二步,我们也开始走到一个资本输入的市场,中国市场走出去,不是讲中国的商品走出去,中国的商品早就出去了,好多年前就走出去了。资本的输出,我们要讲资本的事情,现在由单项流动变成双向流动。返过来你再看,这种流动还是有差别的,国外到中国来重要是公司行为,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私人财产。
[12:00:36] 中国到国外,卖商品的主要是民营企业,资本拿出去的是国有的资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研究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成为世界上一个很有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体之后,主要以来跨国公司完成的。
[12:01:15] 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在中国还没有看到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批,少数像华为也有是有的,但是非常非常少,但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产品,来伴随资本的输出。我们现在资本输出主要靠圈地,但是也有些企业并购,企业并购有很多的分歧,第一个并购是联想收购IBMPC机的事儿,TCL收购宣告失败了,联想现在还不知分晓,因为PC机本身是一个低基础行业,生产一台电脑赚的钱还不如生产一双耐克鞋赚的钱多,基本上是一个低级劳动产业,谈不上什么高技术。
[12:01:40] 去年我就参与了一个案例,中国有一个公司收购匈牙利的投资企业,还是蛮成功的。当时正好金融危机,利用我们资本市场的方法做了一个并购,还是蛮成功的。总的来看,没有太多的成功,中国的企业和国际的竞争归根到底是跨国公司。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国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比我们强,就因为他们有一批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够保持他的一个竞争能力。
[12:03:03] 在中国国内,国内资源的配置要靠资本,所以国有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时候能够获得大量的无限供给的廉价资金,这是是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现在我们讲中国国内的体制,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在做研究,我创办了一个公司,他们做信用评级为主的,中国企业在发行的90%以上是国有企业,从信贷市场里面拿走了60%以上的资金,国有企业的就业又很少,主要是一些服务型的网络,生产的产品很少,主要是服务,什么电讯、银行,这些都是没有产品的。
[12:05:26] 这样情况下,国有企业能够获得一个无限供给,能够获得上千亿的贷款,他们可以出去,民营企业拿不到钱,靠卖CD机赚的钱做资本输出那是不可能的,中国来说道路还很遥远,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市场本身是一个竞争,中国在整个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成为未来的一个最大增长体,而且是一个最大的增长市场未来在中国市场竞争里边,中国企业和外国公司同台竞争外国市场的时候,能够进一步提升中国公司的实力,这样有可能在中国形成自己的资本实力,形成自己的产品优势,最后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这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12:05:41] 夏伟:问一个很短的问题,您觉得中国如何开发自己的本国品牌,是通过收购还是通过自己打造品牌呢?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中国在公共关系方面处理如何,您觉得如何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
[12:06:02] 毛振华:现在的确面临很多困难,通过公司收购遇到很多的障碍,比如说比较早的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也没有成功,国际上的一些压力,我们在这方面来说,从国家情况来看,没有真正的考虑在市场方面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推广,我们中国走出去的行为,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对全球意义的组合还没有做到,这个还得一个时间,我觉得最终还得通过并购来完成,要是通过自己的产品一步一步扩张这个还是非常困难的。
[12:06:40] 夏伟:下面我们将邀请溥乐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来说几句,他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的经验。
[12:07:16] 溥乐伯:首先我很高兴参加今年财新媒体的峰会,我首先是一个读者。很喜欢与欣赏财新的工作,我自己都觉得它可以解决一个矛盾,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很多财新的媒体朋友们,都是又知道,又愿意写给我们看,或者是说给我们听,所以感谢这个工作。我就能说这些中文了,我这段中文是说的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了
[12:07:43] 下面很快介绍一下美国一些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些观点。美中贸易协会有38年的历史了,有250名美国公司是我们的会员,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会员公司对于中国市场走非常有信心,91%的公司都对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情况是非常乐观的,我们有很多的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都是40亿美金、20亿美金、50亿美金的规模,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顾虑的不光是市场方面的,还有政策方面的,他们非常希望美国和中国两国政府能够找到一些这种解决的方案,不希望发现什么贸易禁令这样的一些贸易战的爆发。
[12:08:01] 其实我们不是说希望,光是在中国生产一些廉价的产品,然后出口到海外,而是希望在中国市场也拓展,也能随着中国经过的发展,中国也希望人均GDP能够上去,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是我们的一些会员单位的名称,有大有小,这是我们委员会所发现的一些挑战问题,我们关注的一些议题,其中有四个主题是与我们今天谈到的竞争力相关的,像人力资源、留住人才、成本的增加,如何获得市场的竞争优势,还有两个和中国的企业竞争有关。
[12:08:27] 第一和国有企业的竞争,第二和中国企业获得平等的待遇,这些相对来讲是近年来是比较新的,以前中国的公司主要和其他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竞争,所以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有30%的公司比三年之前对于中国的情况没有那么乐观的,我觉得这就反映出几点:一是运营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成本上升、通货膨胀、竞争加剧等等。
[12:08:34] 二是中国政策方面的发展,比如说放慢了改革的过程,或者技术方面的一些内容。三是政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像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有保护主义,所以他们的乐观性下降了。对于绝大多数的公司,他们成本上升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以前通货膨胀,比如说就意味着所有的成本都会上升,但是现在劳动力的成本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公司最关注的。
[12:08:46] 一个就是竞争的一个情况,71%的公司说和中国公司的竞争对他们来讲越来越加剧,这个对市场、对消费者都是有好处的。72%的公司说他们是逐渐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竞争,但是不太好的一个方面,如果国有企业享受特惠待遇的话,他们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其实,在对于中国的民办企业还有非国有企业也是不公正的,比如说像政府采购、政府融资。
[12:11:11] 而且这些事情已经是人们开始关注到的一些事情,同时公司告诉我们,对于他们来讲,在中国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像标准的制定、政府的采购、补贴、市场准入的壁垒,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跨国公司他们开始担忧,同时他们也开始进行一些应对,波斯顿的咨询公司,他们就说可能要加强在中国公司的人力资源,要做更多的研发,要更多向中国企业要形式等等,他们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
[12:11:38] 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还是非常担心,绝大多数的公司都非常的担心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这个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什么令我们吃惊的问题。
由于知识产权的问题,40%的公司就缩减了他们在中国进行的研发,或者他们都不愿意在中国卖东西了,或者不愿意在中国开展研发。也就意味着好的产品就进不到中国,消费者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些好的产品,市场上就没有这些好的产品。而且公司也说,中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已经有一点点改善,我们非常高兴,国务院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工作组,可能要以更加大力的方式来保护知识产权。
[12:11:47] 关于中国对外的投资,其他的发言人也会讲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亚洲的投资是主要的,在美国的投资也将会增加,我和中国的公司在纽约市场上,在80年代就和他们进行合作,那个时候中国五矿,还有中国石化现在已经都进入了美国的市场。
[12:11:54] 如何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建立非常好保护的知识产权的声誉,让人们认为他是非常注重保护知识产权的。二是使用外国一些专家的意见,比如说在公共关系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12:12:02] 夏伟:我问您一个问题。刚才您主要讲的是,这些变化对于外国公司在中国操作所受到的影响,您觉得这新一轮的从中国走出去的对外投资,他们可能会买一些什么东西,中国也会从国外买一些东西,会有什么影响,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行动,有一些服务性的公司,比如说像绿所还有公共关系的公司等等。
[12:15:58] 溥乐伯:刚才您说的很正确,我们的金融关系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一些美国的公司过去在说我们必须要在中国进行制造,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竞争优势。
夏伟:我们现在听一下耐迪贤,他管理的波斯顿执行公司在中国公司的业务,您是德国人是吗?
[12:16:13] 耐迪贤:当然了我也会讲英文,我没有幻灯片,我们也不会很多的讲微观经济学,因为很多经济方面的专家更加关注这些问题,我们主要讲的公司竞争力,中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和75%财富500强的公司在中国有关的问题上进行工作,也和很多中国本地的公司进行合作。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中国在国际化方面表现最出现的公司,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它们希望实现自己专业化。
[12:16:23] 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更加的有意思,首先要讲一下,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一些新的东西,一个谜。第一个谜就是一些本地的公司和一些跨国公司关于竞争力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成本,这是一个谜。中国公司取胜是因为成本比较低,跨国公司有问题,就是因为跨国公司的成本比较高,可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再是竞争力的核心的因素了,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
[12:16:41] 第二个谜就是人们在讲监管。总的来讲,中国的开放度和其他的一些公司的开放度好像限制了不同公司的竞争力的发展,当然了,这个也是有道理的,绝大多数在竞争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来自不同的领域的。首先我来讲一下,第一个谜,我给大家讲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可能在全球竞争力方面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行业,毛振华讲到华为在电信设备方面,我们现在有华为和BCG是的比较有竞争力五个大公司之中的两个。
[12:16:48] 和其他的行业一样有同样的发展道路,15年前,华为那个时候是靠成本来进行竞争的,提供一些产品的解决方案,成本是比较低的,今天他们的创造性更加长了,他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比全球领导者更好的一些系统,他们有取得全球的服务,而且也需要在全球上分布资源。
[12:17:04] 在这些方面和全球公司非常的一致,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全球跨国企业是怎么样应对的,主要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九十年代他们拒绝接受,那个时候我和有一些公司进行了合作,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理解华为或者是中兴的兴起,他们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阶段,他们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和华为这样的公司进行竞争,觉得他们的产品比他们低30%、40%的价格,价格下降了,行业进行了整合,然后有一些公司就消失了。
[12:17:25]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现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和跨国公司的那些总裁讲,他们会认为华为和CTE就和他们自己是一样的,比如说像诺基亚和西门子,他们就觉得华为和爱立信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了,很自然中国在这个市场应该有自己大的公司,有足够的规模,因为本国的市场给他们提供了很强的支撑只,而且在本国的市场上也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所以现在更多的不是关于成本了,现在更多的是关于创新。
[12:17:39] 现在再讲一下关于监管的问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BCG在过去6-7年的时间里每年会发表一个报告,讲一下全球最大的一些挑战者,这些主要是来自新兴市场,有一半是来自中国,还有一半是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公司,我们会研究一下这些公司,看一下什么样的公司比较成功。关于中国公司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非常特定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来自基础设施的公司,比如说像华为,还有一些大的建筑型的公司,他们在非洲非常的成功,在中东,在东南亚都非常的成功,还有在南美也非常成功。
[12:17:46] 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一些电子公司,像联想,还有一些其他IT公司,他们也走出去了而且非常成功。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些最成功的公司不仅有成本的利益他们或者有母国的市场,或者他们市场有自己政府的关系,或者说有行业的关系,比如说基础设施,或者在能力方面有自己竞争力的优势。
[12:17:53] 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提产业政策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具体研究具体的市场。在中国要谈奢侈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中国有很多奢侈品的客户,他们根本就不担心刚才溥乐伯先生考虑的那些问题,这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他们可以从品牌里受益,他们生产多少、零售多少,他们就能卖出去多少的东西。但是在另外一端,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行业,基础设施行业越来越艰难,我们在这里核心的逻辑就是需要分析不同的行业,不是说分析各个国家,而是在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情况的,中国也是如此,每一个行业都需要以不同的市场对它进行分析。
[12:18:05] 最后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有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本地公司,我们要是问一下本地公司的竞争力,“走出去”的竞争力,当然了品牌非常的重要,有很多本地的公司没有品牌,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公司在并购方面不是特别成功,但是我们和那些公司进行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三个根本性的问题,最好的一些公司努力要解决的问题,不那么好的公司还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
[12:19:31] 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私营的公司存在这些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国有企业也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公司没有好的战略,它没有一个好的理想,比如说10-15年,他们希望成为全球前50强,或者有一千亿美元的收入,他们有一些技术的计划,但是他们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如何实施这个愿景。
[12:19:57] 有很多的公司相对来讲在过去20年时间里是比较好的20年,本地的市场发展的比较快,他们的计划如果实施的好的话,他们就能够赢得市场,但是现在情况有些变化,在很多行业,很多公司都遇到了问题,如果只是靠一个方面是不行的,你需要找到新的市场,要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要实现国际化,所以你要有清楚的优先事项的一些战略。
[12:20:07] 第二个就是关于专业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他们现在还远远没有能够实现自己专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建立自己的品牌,我们讲到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工艺流程等都没有能够建立起专业的方法。华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为系统的化的把自己的流程专业化,培训自己的人员,并且花了很多的努力来跟上。在经营方面去跟上,使得自己人员的能力提高。
[12:20:15] 第三个方面,有可能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治理这方面,很多本地的公司他们在专业治理方面还有问题,这里有不同的一些要素。有一些国有企业他们是专注于中国是怎么样运作的,他们就非常非常难以理解其他的国家是怎么样运作的。如果他们走出去的话,他们需要理解美国是怎么行事的,欧洲的公司是怎么行事的他们很难理解,因为他们成为一个跨国公司,要想在国际上进行竞争的话,他们就必须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12:20:25] 私营公司不一样,私营公司通常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同时需要实现国际化,需要发现一些新的方法,需要找到一些新的市场。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缔造者如果看一下他们的历史话,他们的创始人现在已经下台了,所以他们现在围绕着继承人治理的问题,他们需要把权力下放给那些年轻的管理者,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继任的模式,没有一个治理的模式才能够把自己的权力下放到更多的人。
[12:20:36] 所以,这三点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专业化治理,还有就是关于要有一个具体的战略,这是三个核心的方面。
[12:20:45] 夏伟:我们如果看下一步的话,您觉得是中国的私营部门在这个方面走出去发挥主要的作用,还是那些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大的国有企业能够进行一些国外的并购呢?
[12:21:25] 耐迪贤:我觉得是两者的混合,而且不同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在大的基础设施可能还是国有企业会占主导地位,因为政府的关系、融资等等,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消费品的话,或者是机器,或者T2B这种商品,不是和基础设施有关的话,可能是私营部门主导。我们看一下电信设备,最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没有华为和CTE作为主要的公司,15年前是大唐或者其他一些公司是政府支持的,不是华为和CTE,现在中国在推动SOE方面。
[12:21:34] 国有企业方面有多成功,汽车行业也是一个例子,原来政府是想推动当地的国有企业,主要的方式是建立合资企业,但是不是很成功,现在是一些私营的企业,至少他们在自己的“走出去”的方法里面更加咄咄逼人,而且他们建立了一些可持续的模式。我会说消费品,或者资本产品的话,如果和基础设施没关的话,是私营企业,如果在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是国有企业。非常感谢。
[12:21:46] 夏伟:下面我们请芮捷锐,三个月之前,他还是澳大利亚的驻华大使,他曾经和中国的很多的一些跨国的公司有过合作,也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教授。
[12:21:56] 芮捷锐:我这里主要跟大家讲的是,中国在资源方面进行了很多的投资,我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讲,中国很多的投资都是在能源和资源,很多在海外这方面的投资,都是进入了澳大利亚,我可以讲一下中国在现在的投资,在讲这方面之前,我想要评论一下,就是在对内的资源方面的投资,这方面投资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中国已经意识到了,不仅仅需要资本而且需要开发资源。
[12:22:03] 这个可能是不利于中国的,因为阻止全球大的采矿公司进入中国的话,你就没有颁发授予他们一些好的技术和专长。而且对于这些资源的开发也是一个次优的,所以一个比较好的,还是应该有一个开放的环境,关于对外的这种资源的投资,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中国想要多元化自己的外汇的资产的组合,而且想要进一些实际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拥有国债。
[12:22:45] 有关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大概有700亿美元,大概有7000多个项目在澳大利亚,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人也会犯错的,在过去五年中,有很多的公司选择的是资源类的投资,但是这就会引起一些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些与援助人的一些问题,还有中国和日本不一样,日本一般是买如这样的一些权益,而中国是百分之百的购买的方式,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他们进澳大利亚是再一个完全模式陌生的环境下工作的。
[12:22:59] 所以这当然是有困难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现在已经不是一哄而入了,而是理智的看待了,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有一个大的资本市场的问题,比如说海外投资的成本提高,还有监管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尽管细节是不同的,实际上不管你去澳大利亚还是非洲、还是拉美,其实中国去这些国家投资资源的,其实这种经历可能都是相似的,还有有关PE、私募这方面,它的特点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特点是一样的,比如说一哄而入,缺乏审慎的态度,没有做到尽职调查等等。
[12:23:09]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短期的一个想法,而是希望能够把大量的资金放到国外去购买物理的资产,而不是持有美国的国债,这种虚拟的东西。希望未来能够用到这些物理的资产进行生产、制造。所以中国的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够成为叫做企业公民,这个企业公民不是指的纳税方面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似乎无法理解民主社会的这种政策。
[12:23:35] 我们知道,哈的政治家必须是本土的,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和这个社区融入进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国外是不一样的,所以国有企业原来所熟悉的中国政治环境到国外经验就没有用了,所以你必须明白你到海外投资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你在中国能力得到部长级领导的支持,当然很难获得这种支持,这样基本上投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但是在国外,却是正好相反的,你作为一个企业,你进入部长级官员的大门是非常容易的,但关键就是,你能不能通过立法者的审核,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他们说同意的话千万不要相信,如果他们跟你说,我会尽量帮助你们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你们必须要靠自己奋斗了。
[12:29:33] 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的企业要走到海外,一定要去获得好的这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进步。所以在澳大利亚中国企业似乎非常不愿意把钱花在一些文化的活动,还有一些社区活动上。比如说如果你离水比较近的话,比如说离海比较近的话,你应该支持一下当地的冲浪运动等等。实际上中国企业可以用这些钱做一些社区,还有一些体育活动的资助上,这就说明中国企业对当地文化是不理解的。
[12:35:00]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边做边学,还有我们看到目前资本有大量的浪费现象,大家投资,好像并不关心投资回报率。我们请在场各位提问之前,我想再问各位小组一个问题。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引起大家的关注,软实力是对一个国家总体实力的形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这个国家的软实力的描述,对中国来说是用品牌来描述,你们觉得中国的软实力,从国家整体来说,还有从中国的企业来说,他们都做得非常好吗?还有你们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12:35:11] 芮捷锐: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也就是竞争力的基本型问题。主要看中国公司很年轻,这些企业的人并不非常习惯走民主程序,面对那些比较大的听众群,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听取他们的观点,很多的跨国公司,事实上,他们有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国家市场上的经验,事实上在合同上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再一个契约社会中,他们如何去融合这样的一个世界,也就是大的IOE。
[12:35:18] 在大的国企里头,他们没有谈到在不同的环境,如何适应这些不同的环境,这是最为基本的,对中国企业来说,他们成为跨国性企业的一个制约因素,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发展是在过去30年中发生的,30年只是一代人的世界,所以如何获得更广泛的经验,我觉得开发新产品比较容易,但是你要真正积累跨环境、跨文化的经验就不会那么短了。
[12:35:31] 毛振华:我觉得时间可以把一切问题解决掉,因为中国公司走出去刚刚开始,中国自己的经济情况国内的情况也是刚才稳定下来,左翼我觉得指望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上百年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特别是软实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时间总是可以消化的,中国是一个学习性很强的民族,我想在过30年,中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眼下都不能把时间代替掉。
[12:35:45] 溥乐伯:我想说一句,首先有关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这些会员公司们,他们在中国做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中国有几千名的员工,大型的研发中心,这些美国公司他们非常积极的投入到社区活动中,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缺失的,中国企业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12:35:54] 比如说一些属于公益事业,培训事业,给当地人民提供培训,参与志愿者的活动当中去,比如说美国公司就有这样一种非常强的志愿者精神。还有很多的美国公司他们都有大学合作项目,他们到大学那儿去宣传自己,和大学合作,还有慈善事业等等。中国企业也做了一些慈善事业,但是还没有全面展开这方面的活动。
[12:36:04] 夏伟:我觉得我们这里头谈到的是全球竞争力,但事实上你们建议的并不是实际的业务方面的竞争力,而是整个大背景的情况,就是是不是一些其他领域阻止了中国企业向国外发展的能力。
[12:36:31] 芮捷锐:我想谈几句,第一点,当外国朋友进入中国,一直在谈你们这些外国人,你们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文化,一直在强调要本土化,要中国化,这个其实在不断的被重复,但是我没有看到中国的企业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去了解国外的文化,国外的环境,当然这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中国刚做,很新的,但是中国的企业他们没有想做一些事情,他们还没有开始做呢,他们还没有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走,他们就制定一个大的目标,就想一步就迈那个目标上了,所以我强调学习,要不断的慢慢建立自己对国外市场的一个理解,比如说如果中国的企业到国外去,事实上如果让他们找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他们就好像不大愿意。
[12:36:45] 夏伟:我觉得确实在中国怎么做,在国外怎么做,是不是这两种作要对称起来,把他们合起来,这是大家考虑的问题。请大家提问。
[12:37:49] 记者:我为巴西的一家银行工作的,有关投资方面的问题,不光是中国,还有一些很多的亚洲基金,因为亚洲储蓄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专家们,你们觉得企业在海外做业务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国有企业,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电子行业不一样,你们觉得到底对于国有企业,他们真正的像更多的私营企业那样行事,出发点是什么,还有资本控制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澳大利亚、南非、拉美,确实我们对于中国企业非常有吸引力的,但关键是说,真正的投资,比如说低通胀率、高利息率,您觉得到底是资本控制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
[12:38:51] 耐迪贤:我先来说几句吧,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到底会是什么触发它呢?很多的国有企业,很快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就是他们的增长将遇到瓶颈,国内市场饱和,国外市场没有开发起来,而国有企业的业务模式主要是基于增长的,只是通过人口的增加,那就不能够足以推动增长,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
[12:39:08] 我知道一些这种国有企业他们已经在和国资委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相关部委在谈,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治理模式,这些国有企业有一些子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他们在努力的寻求新的模式,他们现在加入到了全球的竞争中,他们已经看到长期的增长乏力,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有政策上的变化带来一些资本上的变化,这也是目前国资委明年最大的主题就是全球竞争力。
[12:46:48] 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几年前引入了EVA,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就是经济附加值,它是一个资本汇报率的衡量标准。
[12:47:07] 溥乐伯:它不仅仅衡量自己的利润率,而且也衡量一下资本的回报率,很大的问题就有多少公司会采取这种经济增加值,有多少的变化在今后的几年会发生,我会看到,很多的变化不仅仅在资本方面,在政治方面,更多的一些变化来自由于竞争力方面的挑战所驱动的。
[12:47:20]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这个经济增长值的模式更加简单的观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的消费者,甚至中国的公司和一些私营的公司,他们将会越来越多的要求一些公平的机会买进口的产品,来投资于原来由国有企业控制的领域,能够接收到安全的产品,应该由好的治理,如果看一下周的NDRC推动了对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反垄断的调查,我要加入财经会议的精神,呼吁两件事情。
[12:47:28] 一个就是中国有一个投资的目录,你在哪里可以进行投资,你能够拥有多少汽车的股份,比如说只能49%,应该取消这个,市场应该有公开的竞争,消费者也是需要这样的,发达国家没有投资指导目录,在美国你可以买百分之百的公司股份,甚至可以在市场上建立一个全新的汽车公司,只要不涉及到非常狭窄的国家安全领域,所以我觉得中国也该这么做。
[12:47:37] 第二,和进口比较类似的一点,许多的进口控制出于政治的原因,使得中国消费者没有办法得到比较便宜的产品,比如说肉类产品,因为现在我有一些关于肉类的贸易战,还有电影、汽车一些东西。在这个领域也可以进行一些变化,随着市场和消费者的变化需求要求,逐渐政府就会意识到正好的服务中国的一种方式。
[12:47:48] 夏伟:再接受一个问题。
记者:我是财新的一个记者,我觉得有一个报道,中国公司到国外买一些小的技术公司的报告,这和他们以前做的不以前,以前就是买技术本身,现在有钱德乐观就想买技术公司,这个公司是拥有技术,你觉得这是是不是非常有效的让中国公司克服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真正能够帮助中国在全球进行攀升。
[12:48:04] 溥乐伯:非常简短的一个回答是肯定的,我听到刘勇图(音)讲到过,中国也应该去买一些专利,比如说像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因此我觉得投资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12:48:15] 耐迪贤:补充一点,我同意你的话,如果你在海外买公司的话,我给很多这些做的公司提供了顾问,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小的技术公司,他们是特别的一些动物,那里的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没有一个方式,把它们很好的溶解进来的话,这些人就会离开。我知道德国的一家公司,老板告诉我,在并购之后,他都不认识在中国的老板了,他说这是非常难的,我的这个背景和很多不同的人进行的沟通,现在在中国有一个大老板管理我们,但是他根本不认识我,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这方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总的来讲我同意她的回答。
[12:48:39] 夏伟:下一位。
[12:48:48] 记者:非常感谢。我是来自澳大利亚双汇的。中国的货币化会带来的一些竞争优势,我们会看到在政策层面上在推动,在实际层面上也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上使用,现在也可以在国际地区进行投资使用人民币,再加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中国银行在国际上越来越有自己的操作,在世界上建立了很多的办事同时用自己的大量的资本去提供贴息来支持中国在海外的一些业务,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银行在世界上越来越的操作,还有中国的货币的国际化,您觉得是不是会给中国的公司在国际上的操作提供一些竞争优势,是不是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
[12:48:58] 夏伟:我觉得肯定是一个优势,可以帮助公司走出去,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些嘉宾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旦他们走出去之后,该怎么做。有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12:49:25] 芮捷锐:谢谢。很显然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件好事,我是IFMG(音)董事会的成员,他们把产品卖给中国,而绝大多数的制造方面的原材料的投入也是来自于中国,但是贸易是用美元做的,所以就面对着汇率的风险,需要进行汇率的套保,还有交易的风险,所以对中国之外、中国之内的公司是有好处的,在效率方面很重要的一点事情,你想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要放开资本账户,您可兑换的货币可以在管理的流动之下,澳大利亚是在83年之前就可兑换的,但是政府是进行管理的,我们还是可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这个其实是需要改革中国的资本账户,我觉得这个使生产率提高,对中国来讲,是生产率提高的很大一个银行。
[12:49:35] 银行在很多机构建立了分支机构,也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关于贴息贷款的问题,资本的成本在中国太低了,实际的利率是负的,所以机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因此资本浪费非常严重,如果要取消这些贴息的贷款,资本的成本上升的话,就会带来更好的资本利用的效率。
[12:49:52] 夏伟:最后一个问题。
记者:各位上午好,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见解,我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公司在中国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竞争,面对着政府的监管,面对着国有企业的市场保护另一方面,中国公司现在越来越强大了,有了产能过剩,同时在国外缺乏品牌。我的问题是,专业的战略或者是沟通的行业能不能够加强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或者是说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能够助中国企业一臂之力。
[12:50:10] 溥乐伯:公司的传播或者是沟通,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要改变货币体系一样,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在中国的公司需要考虑一下微博、考虑一下博客,这些散布的信息可能不是特别的负责任,也不是特别真实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美国的公司,他们非常不幸的发现一些对他们不利的报道和一些误导,所以公司的宣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不仅要向媒体,也要向政府,也要向更广泛的外界进行宣传。
[12:50:35] 我觉得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都是面对着这种情况,所以宣传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公民是不太友好的,有一些宣传了中国个人拥有兰博基尼的车,或者公司有兰博基尼的车,一些负面报道,正如我向大家指出的那样。
夏伟:最后一个问题简短一点。
[12:50:49] 记者:我是地方的一个投资公司成员。美国的公司中小企业经常跟我们接洽,说想要进入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玩大公司玩的游戏,他们也担心知识产群保护的问题,我想根据您在中国的经验,您会给这些中小型企业什么样的经验。
[12:51:30] 溥乐伯:非常遗憾的美国的中小型企业要想进入中国还是比较难的,有很多当地的规则,有很多的关系需要建立起来,我们在美中全球贸易委员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很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
[12:51:37] 因为中小型的企业事实上在跨国贸易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在美国出口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在我们网站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奥巴马政府希望我们进一步推进这些中小企业的“走出去”,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需要更多的学习,也需要中国的人能够接受这些检验这是需要花精力的,我不是说什么不同的,但是你要管理人力资源,要管理市场的监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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