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棋局实录

2011年11月12日 16:46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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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51] 史美伦：大家下午好，我是史美伦，是这个环节的主持人。这个主题是金融新棋局，有的人问是中国的棋还是西方的棋，中国跟西方的都没关系。我介绍一下嘉宾，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玛丽莎·拉戈，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还有黄益平先生，他是巴克莱资本亚洲新兴市场的经济师黄益平。另外一位演讲者方星海因为飞机误点，下一个环节来参加。

[15:35:08] 史美伦：中国在新的金融风暴以后整个世界的暴局里面，有什么特色我们可以从别的国家看到的，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各个金融环节里银行证券和保险各自的格局是怎么样平衡，有风险的问题，大家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是创新，金融创新是不是还需要技术，几个专家都有他们的意见。民间金融规模在飞速膨胀，怎么样管理和疏导，这些答案在技术开放，应该怎么样平衡。每一个演讲者演讲10分钟，还有问答环节。首先有请杨凯生行长。

[15:35:33] 杨凯生：刚才主持人史美伦女士讲到金融格局的时候谈到了创新的问题，她尖锐的问到创新在当前的形势下还应不应该继续，我想从这个话题谈我的一个观点，要警惕停止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自从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各国的政治家、世界金融组织，各国监管当局和经济学者，包括银行家都比较清醒的认识到，过渡的金融创新。创新这个概念的滥用，以及对创新活动缺乏监管所可能带来的后果，现在通过的一系列新的规则，包括“巴塞尔III”，包括现在新出来的全球系统性银行的概念等等，无不都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我赞成，我觉得前些年金融创新这个概念确实被滥用了，好像任何一个世界只要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能性，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都可以投资，可以交易，我认为这是荒唐的，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在这个观念成为主流观点的同时，要警惕停止金融创新所可能酿成的后果，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新兴经济体，尤其要注意，本来金融市场发育就不够，本来实体经济的运行就需要金融给它更有力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创新不足，无论从宏观、中观或者是微观上都有可能带来风险。

[15:35:39] 杨凯生：宏观上，拿中国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仍然是间接融资为主，前两年我们曾经说过直接融资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所以要引入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不能单单谈银行贷款，这个说法是对的。今年以来大家已经明显的感觉到，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下降，这当然和市场表现有关系。我更想说的是，我们要注意，有些表现上看上去似乎是直接融资活动，实际上是间接融资。比如大家看到比较多的，企业前一段时间发行中期票据，发行短期融资券，这些都是统计在直接融资活动中的，我这里有几个数据，我们看看值得注意的地方。到今年十月末，短期融资券和融资融券分别是5900亿元和18480亿元，短期融资券的52%，中期票据的62%实际上都是商业银行持有的，商业银行除了对实体经济运行直接发放贷款以外，企业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长度一半以上都是在银行手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直接融资的比例太低。实体经济的运行全部依赖银行这个体系，这是健康的吗？这有没有可能酝酿系统性的风险，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创新还不足，我们企业的融资工具还太少，我们资本市场的发育水平还不高，这方面我们不加快的话会有系统性的风险，这是从宏观层面来说。

[15:35:46] 杨凯生：中观上，我们希望实体经济的运行希望银行给更多的贷款，由于创新不足，银行这些贷款发放出去之后，都需要一直持有到期，因为我们的创新不足，所以中国的贷款缺乏二级市场，无论是贷款正面化的市场，还是贷款直接转让的市场是相当缺乏的。由于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每年实体经济的运行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希望我们的GDP能够有7%、8%，甚至8%以上的增长，显而易见，每年银行的信贷应该保持适当的增长。如果贷款是必须持有到期的，是无法交易的，就意味着银行贷款总量每年都必须以一个相当的速度在增加。由此可见，所谓银行的贷存比，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带来的结果是，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实际上是银行对的实体经济运行的支撑能力会受到挑战、受到约束。要么我们放宽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这显然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这是一种国际上的游戏规则，除非我们在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发表了我们的意见，认为对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就像气候问题、环保问题一样，应该共同带有差异，但是显然我们看到，在金融监管规则中，特别是对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当中并没有这样的规则，为了不使中国银行失去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必要的支撑能力，金融创新，使银行的贷款可以转让，可以交易，恐怕是金融创新必须的一个课题，否则也会带来一种风险。

[15:35:55] 杨凯生：微观上，从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我们现在商业银行的业务种类偏少，我们曾经分析过，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大的业务种类，小产品不算，从大的种类来说商业银行涉足20多种业务，中国银行大体涉足十类项，实际上中国银行业主要盈利还是来自于存贷利差，这一点大家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刚才说到前面的格局如果发生变化的话，中国的银行业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话，中国银行业自身业务的创新多元化，可能也是银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我今天的基本观点，在强调创新过渡可能带来风险，必须加强监管的同时，要高度警惕，停止创新，停止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谢谢各位。

[15:36:01] 史美伦：谢谢杨行长，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停止创新，大家说的2009年的环球经济风暴主要原因就是过渡创新，在发展中国家，中国资本市场，中国的银行系统里，我们监管的很好，没有存在过渡创新，是不是创新不够的问题，创新不够也有后果，我们要注意这方面。

[15:49:56] 史美伦：2009年金融风暴开始点是美国次案市场发现的问题，美国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不会重蹈他们的错误，请玛丽莎·拉戈跟大家解释一下。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玛丽莎·拉戈。

[15:50:40] 史美伦：2009年金融风暴开始点是美国次案市场发现的问题，美国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不会重蹈他们的错误，请玛丽莎·拉戈跟大家解释一下。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玛丽莎·拉戈。

[15:50:50] 玛丽莎·拉戈：非常感谢，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您所主持的这场讨论。海伦在新书《论中国》里面提到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的下棋之道。后者是讲究追求边界势力均衡，而前者是力争大获全胜。而把握当今金融市场大势好比是布局对奕，需要高度的战略眼光，至少从我们的角度里看，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监管创新，金融稳定管理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一方完胜和另外一方完全失败。

[15:50:57] 玛丽莎·拉戈：回顾过去，我们可以意识到，在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已经放任这些对抗势力偏离中心肆意发展，以至造成了可怕的后果。金融体系过度膨胀，超出了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设定并且修改了十年的保护框架，我们对银行做了诸多的限制规定，在规定之外的影子金融体制却听之任之，银行业规章条例的出台赶不上市场的步伐，监管机构的资源和落实……还有日趋复杂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要达成合理的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必须要在创新和稳定权衡之间作出正确的判断。

[15:51:07] 玛丽莎·拉戈：在我们致力于监管改革的同时，我们已经主要借助“多德-弗兰克法案”努力寻找各种情况的成本交易的平衡点。比如资本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而且我们已经利用信息披露的力量和市场纪律强化监管约束和激励机制，我们已经加强监督，因为没有哪个规则体系能够预见所有的风险根源。最后我们制定了更好的方法，来管理竞争激烈市场中无可避免的破产事件。通过调整破产程序来解决那些使用杠杆工具的大型金融机构在破产时遇到的各类难题。“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员会，以识别那些不利于美国金融稳定的风险，来强化市场纪律，并且应对那些威胁美国进系统稳定的新型因素。这个委员会最近发布了一个年度报告，其中给出的建议不仅仅能够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同时还着眼于未来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都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创新型的金融体系所内在的，内生的固有的问题。由于我们无法确定金融体系面临的危险，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执行各种缓冲和保障措施来提高这种体系的复原力。我们也清楚地明白政策和法规可能永远落后于金融创新。因此最好是为持续变化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来做打算。

[15:51:19] 玛丽莎·拉戈：我们也承认，危险总会以人们无法预测或者是无法理解的方式到来。在美国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国家金融体系的日益融合，现在我们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需要加强全球的协作，以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自2008年第一次会议以来，20国集团作出了空前努力，一致实施共同商定的金融监管改革，营造一种力争上游的市场环境和打造公平竞争的平台。这个月初，20国集团的嘎纳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全球监管框架，杨总也提到了会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接下来我也介绍一下会议成果的几个要点。

[15:51:27] 玛丽莎·拉戈：首先，关于资本。在去年通过的国际资本的新标准，基于新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20国集团领导人致力于确保新的合作框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统一执行。对于20国集团来说一个新的重点，是要确保金融服务机构，衡量风险加权时的一致性，系统重要性。在20国集团的会议上领导人一致通过了一项三管齐下的政府框架，以应对规模大，复杂程度非常高，并且活跃在国际间的公司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包括加强监管、制定关于政治制度的新的国际标准和向全球大银行追加附加资本金。为20国集团提供多方面日常辅助工作的金融稳定局，也发布了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初步名单。总共有29家银行榜上有名，包括8家美国银行，1家中国银行，这些银行必须在2012年年底之前，向各自的监管机构提交全面整改和修复计划。这个名单明年将更新一次，从2016年开始，上榜银行将会被要求持有额外的资本金。20国集团领导人还呼吁从2012年开始要着手开展系统性重要的非银行机构的工作，比如核心的金融市场实体和系统性重要的保险公司。

[15:51:34] 玛丽莎·拉戈：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场外延伸品，20国集团两年前已经同意对场外的延伸金融工具实施改革，从此改革的工作便紧锣密鼓的展开了，主要是围绕场外延伸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做一个报告。20国集团人最近重申2010年末是这改革的期限，全世界也都在观望，看美国和欧盟在这些领域将采取怎样的措施。2012年底之前所有的G20都要满足，在2010年之前实现相关要求。甚至在全球统一的延伸品监管标准和防范监管套利行为，以及不让风险转向标准比较低的领域里达成了一致。在戛纳20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开展一项重要的新工作，也就是制定非集中清算延伸品的交易保证金的全球标准和实现交易报告数据的标准化。法律实体的标识符，20国集团领导人通过了一项国际倡议，叫做LEI，法律实体标识符，作为金融交易各方的唯一识别符LEI可以有利于监管机构、市场以及企业自身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真实风险，以及企业间的互联性。

[15:51:40] 玛丽莎·拉戈：再回到中国，我们非常高兴在20国集团以及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有中国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我们共同努力，近年来中国也迈出重要一步，也就是第一次中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出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形式对整个金融监管政策进行了一次由上而下的全面审查。我们也鼓励中国向所有的20国集团成员一样，公布这次审查结果。公布这一结果将会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和深化外界对他的了解。尤其是考虑到中国金融服务公司正在考虑向海外发展这点尤其重要。

[15:51:48] 玛丽莎·拉戈：除了和中国开展多边协调外，美国财政部还经常和中国展开坦诚相见的双边讨论，这些讨论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有更深的了解，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机会，让我们分享我们所学到的一些教训，这样中国可以避免这些陷井。其中我们学到的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也就是你们认识到监管系统注定无法更上创新的步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会授权美国金融管理理事会，指定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加强审慎监管，我们认为中国和我们一样也能够从更为机制化的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机制当中受益。这样的机制能够促进对跨领域风险的关注，同时也能够使得我们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更好的监管。我们所汲取的另外一个重要教训，或者惨痛的教训是，我们发现隐含的金融机构担保品和私人持股架构的结合，极容易催生道德危机，因此在亏损发生的时候很容易将纳税人置于危险境地。在美国政府捐助的房贷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有一些中国的金融机构经营的时候同样隐含着政府支持，其部分股份是上市流通的，对于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风险和道德危机必须进行补救，这就要我们为这些机构制定更加可靠的决议机制，并且制定针对银行的基本存款保险制度。第三个惨痛的教训也是来自于大家都熟悉的财务报告失误事件，使很多美国公司不得不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信誉一旦失去之后再想恢复是何等困难，目前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信任也在下降，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审计和财务报告受到了质疑，由此中国企业的资金成本在不断增加，因此我们鼓励中国同行和海外监管机构通力合作，从而尽快建立投资者的信任。

玛丽莎·拉戈：我的结论和王主席也是一样的，中国的金融系统生产缺乏风险激励和创新机制，以至于投资者的选择很少，所以很难获得赶超通货膨胀的较好回报，因此我们觉得，对于中国来说，调整方向，就像刚才杨先生提到的，调整方向能够增强风险的偏好，并且建构一个支持创新的系统，将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15:51:55] 史美伦：谢谢玛丽莎·拉戈女士，谢谢你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20国集团的结论。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中国也在名单上，因为中国银行在国家来讲不是最大的银行，他们的业务远远没有工商银行，或者是其他银行大，可是中国银行之所以在G20的名单上，是因为中国银行是现在唯一的做人民币结算的银行，是人民币国际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盈利方面的业务，是一家独秀，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

[16:19:31] 史美伦：过去几年银行业的改革做得非常出色，从几个大的商业银行股份化上市到现在做成世界上好的，最大适值的几家银行都是我们中国的银行，请蔡主席讲一下银监会对金融新棋局的看法。

[16:19:57] 蔡鄂生：来这里参加峰会。我们现在讨论些事，杨行长、美国财政部，包括陈主席对创新的问题都做了一些看法，我们每年都面对新情况，中国叫日新月异，每天都是新的，每个月都也差异，现在的形势更不一样了，国际金融形势，不光是经济、金融包括社会，中国的形势现在论的是金融，中国按照“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要解决的创新问题都是要有时间证明的，美国金融危机出现的所有创新的问题，到底是产品创新带来的问题，还是由于产品创新设计的东西偏离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本质，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对于创新产品并不难认识。现在来讲，你说CPU、CDS就是创新，我还不这么看，就是“三农”里的缺失，为微小企业该解决的问题，下一步发展新能源，绿色经济跟的上配套。这样为实体经济，为金融消费者服务的超前或者能够支撑他发展，就是通过产品支撑我们适应现在的新情况和我们现在面临的新问题。这样对某一种产品问题上的容忍度和利益追求上的容忍度，欲望不断上升的程度表现的不一样。

[16:20:07] 蔡鄂生：现在都爱评论，我这个人也爱评论，但是不大爱说，心里知道就行了，该我做什么我就做。我对创新的看法，包括我管信托，你要创新，你支撑我们银监会，怎么支持，我说我支持你创新，银行改革那个东西如果变成全功能了，你就瞎了，现在由于他目前的地位，才有你活的市场，现在的市场环境证明能够把你自己的东西捋好了、做好了，就能够取得你相应的地位。我们对于创新的东西，到底站在哪个地位，哪个角度来看，金融体系当中，银监会管银行，证监会是证券公司，保监会是保险，我话里不要讲民间金融，平常活动有些就是民间的金融活动，或者是交易行为。谈到平衡的问题上确实值得关注，要讲综合平衡理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这个平衡的要求可是极高的，但是那种平衡企图通过人、财、物产供销配合的，完全用我们这个去搞。从理论的角度来讲和现在的平衡到底有没有一致性，对经济的支撑和发展是不是有好处，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16:20:16] 蔡鄂生：经济学老讲的弹性，在哪儿有弹性，大部分是刚性的，我们现在信贷增长，为什么大家对这几年松、紧，我不谈这个问题，但是信贷本身作为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所以它的多与少对于我们经济的发展和大家的感受，特别是企业的感受是十分敏感的。所以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体系的问题，我还是主张，咱们把认识事物的角度放的宽一点，特别是现在，一个是全球化，另外一个在我们国家，按照中央来讲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快慢节奏要平衡，这个东西很快，后面没有支撑，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6:20:25] 蔡鄂生：创新就是要符合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的需求，作为监管者来讲，一是要鼓励可持续，符合实体经济的创新的需求和需要，刚才说的微小企业的需求、三农的需求，CDO、CDS，差的十万八千里。二是防止监管套利，这是这些年来非常时髦的名词，但它也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要防止监管套利，你杜绝不了，创新产品当中本身就有市场价格差异和这些变化的东西。我们要从监管的角度，怎么来防止不当，或者是行为不当出现了监管套利，或者是违法行为造成的，不是简单的说你这个产品是监管套利，通过我的个人偏好对你进行监管，那我的认识就太肤浅了。三是要限制通过创新造成的一种过渡的风险，承担过渡的风险，这个是我们要把握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条件成熟与否的问题，这个市场不成熟，通过什么产品给消费者那么高的收益，有些用不着去看公式，直接一想就知道是哪儿来的，资本市场有些事不好说，间接金融到了直接金融，通过这几个过程的链条上去的收益，这个就要看了。四是防火墙。防止风险传导。实际上要从两方面看：一是大环境，大市场的风险传导，我们专业人员往往注重公司产品的传导，银行跟典当的管理，担保公司的东西，或者是民间借贷。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这个管理次序之间整个市场的行为都会慢慢有传递，这就是我们监管者对于创新，从监管的角度的四点最基本的东西。谢谢！

[16:20:34] 史美伦：谢谢蔡主席给我们非常精彩地讲了你的看法和这几点有关创新，创新产品跟实体经济的关系是从上一次全球金融风暴里已经非常深刻体现出来了，大家也要问，一般来讲以前我们说的是衍生产品，跟这些实体经济有一定关系的，你知道是某一个农业产品、金融产品，后来发展到根本不知道这个产品背后是什么，只变成了一个炒卖的工具，跟实体经济脱离得很远了。

[16:28:34] 史美伦：刚才几位都是银行家、监管者，黄益平先生是用投行的角度，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您是怎么看创新或者是新的棋局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要点呢？巴克莱资本亚洲新兴市场的经济师。

[16:29:02] 黄益平：我今天讨论的不能代表投行，也不能代表北大，也不能代表财新，我是想换一个角度。刚才几位都是很有经验的领导，讨论了很多很实际的问题，我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的学者，从学者的问题，我们今天看中国的金融问题.

[16:29:07] 黄益平：昨天我们讨论了美国和欧洲的债务风险，如果我们看中国经济今天的发展，金融问题也有很多风险，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表外资产业务，也的叫影子银行。

[16:29:14] 黄益平：比如说现在碰到的房地产政策控制以后，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下面会不会碰到问题，还有就是民间借贷，这些问题对于很多人看来都是金融风险，当然我也同意，其实我们在这次会上，包括昨天到今天，基本上的判断是，风险不是很大，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特别值得重视。风险不是很大，我自己同意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困难在很大程度是我们过去一年多，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政策调整的结果，比如说货币政策紧缩、房子限购等等，给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带来了一些后果，中小企业可能面对困难，民间金融的资金链可能会有一些压力，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没有发展到系统性的问题，有一些问题需要重视，还是没有变成系统性的问题。第三个原因，今天的一些金融风险不会演变成非常大的问题，比如有的投资者一听说中国的房价跌了，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开端，因为在很多国家都是房价下跌导致了金融危机。在我国现在可能还不一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看资产负债表，从居民到银行到政府到外部经济的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价格也许会下调，但是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崩溃或者金融危机。

[16:29:21] 黄益平：但是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重视，如果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我刚才提到这四个方面，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创新，为什么是一种创新？民间借贷为什么会出来？因为很多中小企业从银行借不到钱。为什么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外资产业务在过去一天多来快速发展，是因为利率管制太严厉了，你把钱存在银行是赔钱的，很多其它一些企业可能有比较好的回报，但是融不到资，所以表外资产也好、影子银行也好、信托融资也好，其实是一种金融创新。回过头来，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跟我们过去30年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改革的方式有关系。一般我们说中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主线条是什么？市场化，大家都同意。但是在金融体系里的市场化和产品市场的市场化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可能不是特别彻底，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一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大多数还是以国有为主，或者起码是主要国有持股。二是我们主要的资金价格还是由央行来调控，我们现在所说的当然是银行的音律。三是我们的资金配置上或多或少在国有金融机构或者官方有一定的影响。这个体系在30年来是支持我们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很重要的体系。反过来讲，有的可以把这些金融政策可以称作是金融抑制政策。如果我们在78年的时候把所有调控干预都取消了，我们今天经济的成长可能就没有像现在看到的这么有效，所以它在支持经济增长，把我们的储蓄转化为投资是非常有效的。现在问题出来了，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了。

[16:29:28] 黄益平：一是经济失衡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举个例子，我们官方的利率可能偏低，因为受到央行的调控，利率偏低的必然结果是鼓励投资者多投资，相当于我们给他一种变项的补贴，所以投资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投资占GDP的比重是25%左右，后来升到35%，大家觉得真好，因为必须有投资才能支持经济增长。但是到今天已经50%了，恐怕没有人再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刺激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二是在一些部门利率如果比较低，也意味着资金成本比较低，可能会有一个资金利用的效率问题。三是显然因为正规部门的利率比较低，必然导致对信贷的过渡需求，既然有过渡需求就要有限制，一部分机构得到了信贷，一部分机构得不到信贷，其实有一个不公平的问题，我们中小企业很多，大家都在发展，但是看我们北大和阿里巴巴所做的调查，只有15%的中小企业是从正规银行得到贷款。大概20%基本上不贷款，因为他们的规模比较小。也就是说65%的中小企业是从其它渠道得到融资的，当然最后他们融到资了，但是成本要高很多，这个从我们经济发展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公平的做法？是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做法？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

[16:29:36] 黄益平：时间关系，其实我想说的主要一条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金融风险、金融新产品、金融交易的新形式，其实是市场的创新，其实是对我们过去的金融管制，也可以称作是过度管制的一个自然反映，它是有利于效率提高、资金配置，但是它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如果没有合理的监管，没有合理的受到决策者的关注，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表外资产业务可能是这样一个例子，民间借贷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下一步要做的，可能我们的新棋局在我看来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市场化的角度有很多，有可能是推进直接融资的渠道，可能发展更多的其它形势的金融机构，但是核心是利率市场化，无非有三条，利率市场化关注最多的是什么是和央行，把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控取消了，但这其实是最后一步，中间可能还需要做的银行间拆借市场要发展，这样以后我们货币政策工具才有着力的地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要把市场发展起来，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起来，这个市场发展起来以后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很多市场的利率水平，但是也很重要的，为很多现在从银行借钱的机构，比如政府融资平台、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做的是长期项目，刚才已经讨论了，它们从银行借钱其实不是最优的融资渠道，因为有一个期限匹配的问题，他们从银行借钱同时也限制了利率的灵活性。所以我认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表外资产业务的发展，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利率市场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谢谢大家。

[16:29:54] 史美伦：谢谢黄先生刚才给我们讲的市场化整个金融体制从银行方面、证券方面，我非常有同感，在中国这个市场，有很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原因，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当时为什么不能一步走到非常市场化的布局。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银行、金融业、资本市场都发展到某一个地步，我感觉市场化是绝对有必要的。是不是从利率市场化开始呢，还是从机构体制本身市场化呢？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感觉，从行业本身的市场化很重要，从那个开始。

[16:42:06] 史美伦：接下来的时间不多，刚才说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让今天的观众可以想各位演讲者提问。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间，交给大家，看看有谁提问。

[16:42:12] 提问：请问杨行长，我是来自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是全国规模性最大的典当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典当行抵押物主要是民品为主，面对的就是个人。在中国抵押物主要是以房产典当为主，所以面对的是小微型企业或者中小企业，中国典当行作为非金融行业，对小微型企业和中小企融资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因为典当行对于客户的第二还款来源是主要看中的，跟中国的银行业有所不同。恰恰对银行是个有利的补充，银行是否会考虑和典当行这类企业更深入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解决更多小微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或者和这类企业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支持小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快速融资的问题，谢谢杨行长。

[16:42:21] 杨凯生：谢谢你的问题，我想先简单说一说说银行现在是不是支持了小微企业的发展。我简单说一个数字，就拿工商银行来说，作为中国最大的信贷银行，1-10月份，整个人民币贷款的增长幅度大体是11%，但其中给小微企业贷款增长幅度是37%，要远远高于整个贷款的平均增长幅度，高于对大型企业、大型建设项目的贷款增长速度。这是首先要说明的。我隐隐约约觉得似乎有一种误解，大银行不愿意给小微企业贷款，即使大银行愿意，也做不到管理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所以小微企业是不是只能靠别的东西贷款。至于说到小微企业的融资不能完全满足，坦率地说，你们也可以去问一问大型企业他们的融资需求是不是都得到了满足。因为对大型银行来说，给小微企业的贷款，我们自己经过几年运作下来，也觉得它并不意味着风险比大型企业一定要大。主观上我们并没有一种不愿意给小企业贷款的理由，这是我想说的，至于你刚才说的很具体了，我们愿不愿意和典当行合作，这是另外一个业务问题，我们大概要具体问题具体问题，每一家典当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信誉如何、市场影响力怎样，这就要 case by case 来研究了。

[16:42:28] 中国金融杂志记者：我想问美国的玛丽莎·拉戈财长助理，请您展望一下明年美国的经济形势，谢谢。

[16:42:35]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最近有很多公开的报道，说中国有很多国企，它们可能可以比较方便的从银行得到比较大规模的贷款，但是很可能其中有一些贷款并没有用于自己公司的发展，而是把它通过一个套利加一个利率差贷款给一些急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我想请问蔡副主席，现在银监会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对这种情况有没有监管？还有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估计，比如说现在爆发了一个“温州事件”，这种业务会不会有一个崩溃的风险？如果他遇到这种风险的话，对银行和国企自己的现金流和财务稳定有何种影响？谢谢。

[16:42:53] 蔡鄂生：这个问题咱俩下面讨论得了。其实坦率的说，前面这块我没听清，谁给谁贷，然后再到银行，再给谁，我没搞清楚。但是听后面讲的，大概明白了意思。反正就是市场和银行之间关系的传导。至于你前面讲的谁给贷，那是按照规矩来的。现在我就想说一个问题，对于风险到底怎么看，银行肯定是有风险，不管你管得再好，它本来就是贷款行业，没有风险的话，它拨什么备，打什么单。民间金融肯定也有风险，报纸上讲温州的人跳楼跑路了，这个东西影响到底怎么样。

[16:43:00] 蔡鄂生：上次温州的领导来找我们谈，国家领导人利用节假日跑到他们那儿调研，关心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讲，温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全国利率改革试验区，但是失败了，当时人民银行把温州作为一个全国的利率改革试验区，要在那种体制下简单的浮动多少倍，没用。因为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当时需求制度问题，很多是不配套的。你以为好些问题是价格问题，但它又可能是需求问题。有些是需求问题，你非把它说到价格问题上。这样的话有些东西就错位很厉害了。

[16:43:07] 蔡鄂生：别说温州现在民间借贷了，我认为它在上个世纪，包括计划经济时期的时候，温州都是一个，按过去的话讲，资本主义的市场，走私干吗的，是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看它的社会发展和每个地区经营的情况，比如说他跑路了，有的讨论说，跑路还有点责任心，跳楼了还知道对不起老百姓，还有的地方是，我也不跑，你们该闹就闹，我该花就花，我该玩就玩，这种人你怎么弄，而这样的人现在是多数还是少数？其实两种人都不应该作为多数来看待，如果要作为多数来看待，那就有问题了。刚才你一说风险传导，我处理风险不是吹牛，还是有点本事。单个机构我怎么办，它传导的时候怎么办。

[16:43:15] 蔡鄂生：但是现在我们看的很多东西是大的，比如平台公司的风险，要让我聊天的话我就没法说了，它肯定是有风险存在的，因为平台公司都不一样，它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所以你得具体分析。现在我们再提出要防止系统性、区域性的风险，我现在最怕的还是，本来风险处理得挺有步骤的，结果某一个信息或者某一个舆论一出来，反而我要瞎，可能这个事就不好办了。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面以后，人就来了，说你这个不对，这个行业也违规了，放着那火不救，非得研究这火怎么着起来的，那可不是越烧越大吗。如果我们针对这个风险点，针对这个着火的点去做，还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现在这种实力、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老是从一些，我现在关心的是你的业务在某一个点上会出风险，就跟我们检查防火安全，哪块是隐患。现在老说预警，你跟人预什么警，你预出来的东西就是说，你做房地产业务，现在房地产的价格和企业这种情况，这是有风险，这也需要预警。很多风险点可能不是我和客户的关系上，在第三者上，比如有的第三者支付不了工程款，到了年底人家该要钱了，一不稳定了，一闹，就转过来了。现在我们对于风险还是要全面观察。谢谢。

[16:43:22] 史美伦：谢谢，这个环节其实已经超时10分钟了，非常感谢这几位演讲者，而且也感谢你们的参加。现在结束这个环节，因为下面还有更精彩的两各环节。

[责任编辑：lanln] 标签：金融 银行 问题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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