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与经济学之“道”

2013年04月27日 00:19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赵晓 陈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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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芦山地震的第二天，有家媒体约我写篇稿子，谈谈这次芦山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婉言谢绝了，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次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不会很大。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8400多亿元，占比不到当年全国GDP的3%。而相比之下，这次地震的地域和震级都要小，直接经济损失应该不会太大。如果再考虑明后年灾后重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仅从纯经济增长的视角看，现在就谈经济损失恐怕真的没有多大意思。第二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时那家媒体约稿的时候，抗震救灾的黄金72小时还未过，那会儿就开始核算地震的经济损失，好像总是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虽然中国经济目前仍属“弱复苏”，H7N9再加上个地震，肯定会给今年的经济增长带来扰动和噪音，但历史的经验表明，物质上的失去必将成为过去，而生命的逝去和家园的坍塌才会给我们带来难以抹去的心灵创伤。在这会儿，政府、企业、社会、公民的众志成城才是人性之善和普世大爱。这种大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万众一心，不问出处，不算投入，不求回报，这就是我想说的抗震救灾中的“道”。

讲到抗震救灾中的“道”，笔者觉得更有必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思考一下日常经济建设中的“道”。从经济学上看，这种“道”就是不以物质利益为最高生活原则，就是在经济建设中也要像在抗震救灾中一样，讲“超功利主义的道德”。

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开始的自由经济学派一直奉行个人的“利己主义”，认为“经济人”是利己的，而非利他的，但经济人利己行为的后果却又同时是利他的，因为这种利己行为会促进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教人不偷懒，教人想方设法追求财富最大化。但是，市场经济中“利己也利他”的理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自由经济行为要有制度(法律)的约束和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否则，“利己”也可能会鼓励人们为了经济上的“利己”而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或不择手段地去挣钱，好的市场经济便可能被搞成坏的市场经济。

其实经济学大佬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既不同于原教旨主义，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派的“伦理经济学派”的出现。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当代学者罗伯特·巴罗等人的著作。阐述的都是这样一个道理：即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道”的基础之上。

2002年在美国游学时，我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差异？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琢磨了很久，结果我发现，中美两国在科技、金融、城乡差别、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很大，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利益驱动的，是物质的，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这些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在“道”引领下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靠下半身的同时也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把商业做大，但是做得更文明，有信仰、诚信和道德作为底线，即做商业也必须心中有所敬畏。

引用万科董事长王石前不久在绿公司年会上的讲话，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信仰就是钱，国家信仰就是GDP，个人来讲一切就是钱钱钱”。强拆圈地、景区门票涨价、红豆局长，诸如此类都是鲜活的案例。过去，我们的改革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进步，人均GDP已超过5400美元，不出意外的话，至202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我们在社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现代市场体系必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可是我们的这些木板不一般长，其中有短板，短板就会阻碍我们把中国经济的这座大厦盖得更高更好。

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中国人需要比黄金更宝贵的诚信，比大海更宽广的胸怀，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爱自己更多的爱别人的博爱精神。”抗震救灾中应该如此，日常经济建设中也应该如此，我想，这就是地震给予我们的额外恩赐吧。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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