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中的商业力量：各尽所能无处不在

2013年05月15日 15:59
来源：《财经天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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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到雅安，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大灾难中的民间救援已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作为典型代表，公司在灾难救援和重建中所起的作用，也得以进化和升级

直击震中救援

本刊记者深入震区5日，目睹以大公司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在雅安汇集，组织起比5年前更为成熟、有效的救援

本刊记者严冬雪发自雅安摄影时会理

我对芦山县城的最后印象，定格在一只小小的手掌上。

4月24日下午1点，我穿梭在帐篷之间去取行李，偶然抬头，看见任浩在远远地冲我挥手。他12岁的稚嫩脸庞，已经因为连续5天休息不好而有了倦意。瘫坐在椅子上的他，一直微笑着冲我挥手。

我与任浩结识于两天前，父母离异的他，在雅安震后没有接到来自爸爸的一个电话或短信，他也没有主动联系爸爸。每天陪伴外公外婆的他觉得无聊，就总来救援志愿者的营地帮忙。他刻意隐瞒了年龄，说自己今年14岁了。

一心赶去与同事汇合的我，忘了留下他的联系方式。我担心今后再也找不到他，也害怕与之前在震区相遇的救援者永久失去联系。过去几天来，我亲眼目睹他们在雅安汇集，组织起成熟而有效的救援体系。由于雅安地震震级与破坏力均相对较轻，各支救援队的经验更足，重建的专业与有序化都来得更早。以大公司为代表的民间救援者在这里通力合作，快速恢复起这片土地上的基本生计。

5年前那场巨震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猝不及防，但也积蓄了向上的力量和深入骨髓的经验教训。雅安救援比汶川时候更多了从容、严谨与细致。在回雅安市区的车上，看着窗外举牌感恩的孩子和一旁挥汗如雨的救援者，我突然觉得，自己多年后或许还能找到任浩，那时他早已长大成人--如芦山这座尽管遭遇灭顶之灾，却被蜂拥而至的救援者温暖过的小县城，到时可能也已是另一番景象。

进入雅安--

有序、有备而来

4月20日下午，我们进入雅安。在之前，三一重工已有5支救援队往灾区进发。率领第一支救援队出发的程吉军，先行到达雅安市区，那里离芦山县城仅33公里。

我们的采访行程并不顺利。21日凌晨一点，车辆行驶至成雅高速318国道岔路口时被迫停下--救援车辆已经把这条不到10公里的山路变成了巨型停车场。地震当天下午，四川省交通厅在这里下达临时交通管制，一切社会车辆禁止通行。

由于有宣传部派发的“通行证”，交警引导我们前往与芦山相反方向的荥经县，绕行至芦山。开往荥经方向的车流很快填满了这个小县城。凌晨3点，居民安静地聚集在房屋外面，他们刚刚又经历了一次强烈的余震。到达荥经县梓桐宫大桥时，交警用两台小车直接堵住桥口，许出不许进。大批救援车队被堵在大桥南端，任何类型的“通行证”都无济于事。

几乎每次强震来袭，被严重摧毁的道路或随时可能发生的交通管制，都会把大量救援车队和媒体堵在路中。只不过相比之前，雅安少了些焦躁与不安，多了些安静的等待与对秩序的遵守。由于道路不通，我与同伴下车步行过桥，拦下一辆要回荥经的货运三轮车后，我们沿河北上，成了屈指可数的成功过桥者。

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四川路桥公司的装载机驾驶员张磊，在20日夜里被塌方巨石不幸砸中，连人带车坠下深崖。后来，与张磊负责同一路段的袁高峰说，张磊牺牲的路段一边是高崖下的河流，一边是高山。路桥公司要做的是用推土机和挖掘机将路上的塌方、滚石清出路面，张磊驾驶的装载机则负责将那些不便推下悬崖的土方运到合适区域。等道路清出一辆大巴车的宽度，再由专职的人员现场观测此处是否安全，考虑是否放行车辆。

21日零点时分，包括程吉军在内的3支三一重工救援队在震中芦山汇合，他们在县城主干道一侧搭建帐篷，成立集团前线指挥营地。彼时，县公安局门前的人行道已成临时指挥部，政府各部门的指挥帐篷依次排开。除了武警、医疗军队、一顶红色的志愿者帐篷，还有国家电网等应急发电车。而在“省市统计局服务点”、“红十字会”等帐篷面前，空无一人，桌后的工作人员或托腮、或抱臂发呆，不发一言。

63公里外，梓桐宫大桥南端的车队正越来越多。被拦了一夜的车主们并未闲着，中联重科前线救援队李俊红一边开车一边部署后方队伍，嘱托他们调配物资，手机一直打到没电，插在车载电源上边充边打。由于有了汶川地震的救援经验，对于地震前方需要什么，李俊红基本心里有底。除此之外，通过公司的GPS定位系统，李俊红找到4台在芦山县方圆50公里内的起重设备，随时可供调用。眼看在桥头已经等了12小时，一路从昆明驾驶过来的李俊红坐不住了，他与四方赶来的3位同事一起，租了摩托车去往芦山。

上午9时左右，芦山抗震指挥部终于有任务下达，三一重工的挖掘机开赴救援现场。比程吉军晚到近一天的李俊红也接到命令，带了一台起重机去老县城废墟里救人。

而我们则往震中龙门乡方向进发。震中的惨烈已逐步凸显，房屋东倒西歪，或半栋倾斜垮塌，或全成齑粉。这里离县城仅6.4公里，却看不见一顶民政救灾帐篷，零星的中华慈善总会的帐篷搭在路旁，帐外站立着神情惊惶的村民，手举“缺水缺粮”的纸牌。司机廖全福停下车，村民就围拢了过来，等老廖刚打开后备箱，场面已经完全失控。

勉力留下最后一点干粮，我们强行关上了车门。汶川地震时曾多次下乡捐赠物资的老廖不停地说：“村民的心情可以理解。”

路上，我们碰见三一重工的救援机动小分队，他们每人手拿两瓶矿泉水，再无它物。因为龙门乡路段要转运伤员，大型机械设备暂时不让通行，小分队接受三一前线指挥部任务，徒步进乡去勘察大型专业设备的线路情况和作业环境。与此同时，程吉军带领的挖掘机队伍正领受政府指挥部任务，在芦山县城开挖安置点。在金花社区，小分队除了将场地除草、填平、休整，还要按照指挥部的设计挖出排水沟，供今后灾民排污使用。指挥部派来的协调员在现场的指示甚至细致到要求留住场地一角树木的程度，程吉军让作业员小心翼翼地把绿树连根挖起，放在一旁，等后续重建工作中再行种植。

“孤岛”--

口口相传的误导

其实，程吉军想去宝兴县救援--大家都口口相传这个当时还不通车的“孤岛”一定受灾严重。但他不止一次地给我发短信说：“我们随时待命，但还是要听指挥部的安排。”

结果，张欲晓带队的三一重工第4批救援队先行一步。由于张欲晓带来的混凝土机设备在灾后第二天尚无用武之地，他临时调整救援方向为物资援助。集团里先到的人员已经放回信息：比起谁都能想到的矿泉水、方便面，这里更缺的是婴儿用品，还有晚上防蚊的花露水。

此时已是21日下午5点，街道两旁的帐篷开始明显增多，志愿者和企业救援队在不断进入。但大型物资运输车辆还是很少，进来的多是前哨部队。

一名沙坝小区的居民摸到了三一的帐篷前，掏出一份详细的社区人员名单，向张欲晓证明居民切实需要这些物资。稍微翻看了这份名单，张欲晓就让队员跟车去发放了。满满一辆厢式货车所载物资，都卸载并运送给了社区居民。

张欲晓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位队员递给我一个崭新的旅行茶杯，里面是沏好的热茶：“得要有个水杯，待会去宝兴，情况难着呢。”

这是晚上8点，随着救援队伍的急速涌入，芦山县城的主干道已水泄不通，出城的方向上堵得一动不动，都是急着去往宝兴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在口口相传“据说宝兴还是进不了，真是严重”这样的消息。

而除了芦山县城街道上人们的互相打听，前方再无任何来自外界的声音。我的“芦山地震记者”微信群中，传来的消息是：腾讯一位徒步走入宝兴的女记者，因无法坚持已开始返回，

传回的图片上，她的牛仔裤已经大面积磨破。因手机3G信号时断时续，加上现场杂乱无暇上网看新闻，我愈发感觉自己跟周围的人一起陷入了“孤岛”。

此时，芦山县城的房子虽然还依然矗立，保持着一座城池的外观，但里面赖以运转的水电都已中断，入夜后的街道上也没有广播播放最新情况。绝大多数人获得信息的方式是问后方的同事，或是拉住一个人攀谈，得到相似的信息就频频点头，以示肯定。

事实上，中国地震局测定的烈度图显示，宝兴县城地震烈度为7，而离芦山更近、且早就通车的龙门乡烈度为9，临近宝兴县的灵关镇也比其县城更严重，烈度为8。这些数据，都在后来的实地探访中得到了证实。

但在21日晚8点的芦山县城，人人都在喊着“去宝兴”，没有任何一股足够权威、冷静的力量介入进来。在诸多民间救援纷纷涌入震区之时，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依然有待完善，错误的信息传递很容易造成某些地方被“过度救援”，而其他地方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温饱--

一食一饭之力

这时候的我已36小时不眠不休，精力渐渐不支。

不过，一条短信击退了我的颓势：“眉州东坡抗震厨师团已抵雅安，就地烹饪免费供餐。”震后的灾区缺衣少食，不论灾民或救援队伍，都极易操劳过度，陷入疲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只能吃干粮的遭遇，若有一碗泡面，就很满意了，而一家奥运餐饮承办商的饭菜在灾区可堪奢侈品。

在县人民医院门前，我遇见了刚刚赶进城的眉州东坡车队，他们带足了工作与后勤设备，刚从指挥部申请下体育馆旁的空地扎营。

也正是在那里，结实黝黑的80后“徐包子”闯入了我的视线。

实名徐寄棚的他，是成都两家“真会蒸”包子铺的老板，被好友唤作“徐包子”。汶川地震时他作为志愿者走遍灾区，这次他刻意打了时间差，在地震发生24小时后才筹备动身，一路畅通无阻到了灾区。“上一次没经验，自己都觉得为灾区添堵了，这次我准备充足一些再来。”徐寄棚说，这次他带来的主要是面粉、大米，准备做成馒头和粥派发。

但带足了炊具、燃料、原料的“徐包子”唯独没带不便携带的水，于是他的好友兼帮手开着面包车满城找水，最终在一公里外的井里打来一桶水。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指挥部协调给他的三张桌子后，“徐包子”开始与员工商量连夜做馒头的安排。

馒头铺斜对面的不远处，一辆急难救助车正在停靠。这是一辆“移动厨房”，顶新国际集团康师傅控股的员工在车上烧水泡面，每泡好一碗就挨个递给窗口外面排队的民众。这支队伍的队长、康师傅四川营业部门主管杨峻霁对汶川地震灾后的尴尬记忆犹新。那一次，他们用的是一个电热开水桶，煤气罐大小，敞口竖在地上，“给消费者的感觉是不太卫生”。杨峻霁说，历经此事后，集团内部专门采购了这种车。车内配备炉灶、水池、橱柜、餐具、水箱等，可用利用燃气、煤气、电力三种能源。

和“移动厨房”一起带来的是3000箱方便面和4000箱矿物质水。有了前一次的地震经验，杨峻霁十分肯定灾区对热水的大量需求，但他仍觉得自己安排得不够完美：因急于出发，从重庆调过来的这辆急难救助车未经开箱检查。事后才发现里面装了一些杂物，挤占了空间，“本来可以带上更多煤气的”。

此时，一名中年男人端着洒好料包的面桶在等下一锅热水烧开。“有热水的感觉，相当舒服。”疲态尽显的他勉强笑笑，望向锅里尚未沸腾的水。

这个夜晚，我睡得很踏实：第二天，艰辛困窘的环境将因为这些饮食变得相对舒适。习惯热水与电力的人们可能很难体会，在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震后灾区，简单温热的一食一饭都可能使人重振精神。

早上5点半，“徐包子”的蒸笼就冒出热气了，每人一个馒头、一碗粥的配额，如不够可以吃完重新排队领取。由于原料紧缺，不可代领，以杜绝浪费。一天下来，徐寄棚的嗓子已经沙哑不堪。再次碰面，他已与刚到芦山时意气风发的那个退伍兵判若两人。“准备好的3天面粉量，一天就用完了。去到指挥部找了六七个部门想协调物资，得到的回答是：既然来了，就准备够东西啊，用完就走吧。”徐寄棚充满挫败地说。

比起这个，更让徐寄棚无法接受的是一位来领馒头的女人，因不接受不准代领的规则，将打好的两份热粥与馒头转身倒在了路面上。徐寄棚的员工则摸摸去捡起了馒头，撕掉外皮，和工作人员一起分食了。

面粉用完了，外面采购的又进不来，徐寄棚可能要提前撤离了，他为此感到很是愧疚：“妹妹，想跟你商量个事，我要不要写封道歉信？”

好在此时，眉州东坡食堂的开张缓解了徐寄棚的压力。午饭开放不到10分钟，摊位前已经排起了151人的长队。身着迷彩、穿雨靴、戴无线耳机的4名工作人员看上去与餐饮无关，倒更像一旁帮忙维持秩序的两名特警。

“这次比上次(汶川)好多了。”特警出身的郭晓东对我说。这位眉州东坡餐饮公司的总经理，在5年前负责公司汶川救援队的后勤工作。同样因为没有经验，那一次他们现场搭灶，震区的种种变数都让他们始料未及。而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是包含煤气罐、冷藏车在内的全套物资设备，帐篷、军用棉被、应急手电、急救药包等也一应齐全。

晚上，和员工碰头开会时，郭晓东强调了维持排队秩序的重要性，同时又叮嘱，如果对方是孕妇、老人或小孩，务必要不动声色地多给对方半勺菜。“但不要明说。”他补了一句。

学校--

无需救援

4月22日天亮，我跟随张欲晓的三一救援车队赶赴宝兴县城。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山体滑坡如此之近，峭壁就悬在头上，被滑坡和塌方摧垮的桥栏、车辆随处可见。张欲晓的副手姜队长神情严肃，紧密协调车队步伐。“在车内也必须戴上安全帽。”这句话他一分钟内说了5次。

刚进入宝兴界内，车队中排在我前方的一辆车就被砸了。天窗玻璃砸得粉碎，所幸并无人员受伤。这批亦工亦兵的职业工人像军人一样迅速清理好玻璃，继续前行，途中还搭载了被群众围困急于脱身的县委书记。

当时，宝兴县县委书记韩冰被围在受灾严重的灵关镇镇民中间。适逢我们的车队驶过，书记就坐了上来。20分钟后，这个寡言的一县之长在碰见了政府车辆后，头也不回地向对方奔去了。在汶川和玉树地震中，我见过许多志愿者乃至专业救援队无头苍蝇般乱跑，见过失去亲人的幸存者眼神空洞漫无目的地游荡，唯独没碰见过这样的场景。

当晚是我在震区的第3个夜晚，在宝兴中学的一楼教室里度过。宝兴中学挂了两个牌：七一初级中学，海南高级中学。汶川地震后，老宝兴中学被弃用，宝兴援建方海南省在新址援建了这个中学。在烈度仅为7度的宝兴县城，这座“8度设防”的学校没有辜负老师们的信任，不论内墙或外墙，都见不到一丝裂痕，只有零星的一两块玻璃被震到地上摔碎，也被早早地清理了。

面对眼前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自己之前在震中龙门乡的经历。当地也有一所学校，名叫隆兴中心校，校舍修于汶川地震后，此次经受了身处震中的7级地震，仍矗立不倒。受损的是教学楼的前冲墙，三楼与四楼的两面墙体脱落了一部分，而主体教室和走廊部分保持完好，未现任何垮塌--尽管一墙之隔的校外民房已经碎成了粉末，木梁和砖石瘫成一堆。

5年前，远离震中映秀240公里的隆兴中心校教学楼，二楼与三楼之间发生严重位移错位，不复使用。其后，香港特区政府等机构援建的新校舍，以8度设防标准建设。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质量合格，当时一次4.9级余震袭来，校内的军队卡车被颠得在地面上下跳动摇晃，而我面前的教学楼只是左右晃了晃，又立住了。

与隆兴中心校不同的是，宝兴中学还是宝兴县的安置点，承担着安置灾民的重任。在日本等地震多发国，把学校当做灾民安置点的例子屡见不鲜。某种意义上说，防震建筑的修建，作为抗震的长期准备，远比救援队伍的临时救援准备来得更从容、更重要，而对于一个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降临的县城来说，一所足够抗震的学校很可能是众多灾民托付生命的庇护所。

宝兴中学的学校操场上，布满了各式帐篷，临时大厨房上贴着“优先救援官兵和媒体，请大家谅解”的纸条。但饭菜很充足，灾民一人一个不锈钢饭盆，四散吃完放回餐具，有人收，有人洗。供电、消防、通信、医疗等各个帐篷，四散在各个角落，一排排布置得横平竖直，并不混乱。

最让人惊讶的是这里的厕所，不论是教学楼还是操场旁，无不干净整洁无异味，消防的高压水枪定期来冲洗。而在厕所外排队洗手的人里，有人带着精致的香皂盒，拿出香皂专业细致地反复搓洗。

返回芦山--

留守与重建

4月23日，由于宝兴灾情并没有外界盛传的那般严重，我又重新回到芦山县城。尽管我倾尽全力向周围救援队伍解释“宝兴县灾情真的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如果一定要去，请把物资留在受灾更重、物资更少的宝兴灵关镇吧”，但一些人仍将信将疑，或是随着车流大流，向着宝兴驶去。

这时的芦山县城，已经比前3天变得干净。一些志愿者的呼吁与行动，清理了这座曾被垃圾包围的灾后城市。进来的企业与物资呈几何量在增长，街道却并未变得混乱与阻塞。在三一重工等厂商的起重机帮助下，板房与帐篷的搭建速度正在翻倍增长。

通电的日子也指日可待，李俊红带着中联重科团队，已经在各级变电站作业3天。有了汶川救援的经验，李俊红在前期筹备指挥中，特别叮嘱后续物资队伍带上全套足够的起重机配套的机具。上一次，曾因为配套机具没带够，耽误了救援效率。

23日夜里10点，芦山大雨，整座县城在雨中陷入意外的宁静。雨幕中，应急供电的路灯灯光打在十字路口执勤的交警脸上，路旁的一些帐篷里，还有一些人正静默地搬运货物，或小声但严肃地开会。这一切伴着连绵不绝的雨丝，像一部默片。

曾有退意的徐寄棚还是留了下来，此刻他正和员工紧急转移面粉。人手不够，面粉又最怕潮，他一边来回搬运面粉袋，一边用嘶哑的嗓音勉力呼号：“有没有志愿者帮忙？”

其实，300米开外的对面街道旁就是志愿者团队的帐篷，震后第4天，它们已经由一开始的一顶，变成数十顶。但在这样的雨夜，他们哪里听得见嘶哑的求助？

徐寄棚停止了求助，默不吭声地转移完面粉，将它们在相对干燥的帐篷里码好后，就开始在深夜里准备馒头。为什么要连夜做？我不能理解这个眼睛充血、扁桃体肿大的中年人。他对我说：“总有一些救援队伍白天在乡村工作，半夜才能回到县里。”

随着日期推进到震后第5天，更多的救援队伍帐篷正在这座县城的各个角落次第安扎，救援物资的种类也变得更加丰富。历经了两天的搜救无功后，海南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队长陈锐开始转变角色到发放物资。他们本来并未携带生活物品，但由于同时也是壹基金救援联盟成员，他们不断收到企业捐赠的物资。

陈锐带着队伍，联合壹基金的工作人员，去村里挨家发放物资。两天下来，他就决定转移阵地，比起一腔热血但无实际目标的志愿者，陈锐对自己队伍的定位明确无比：专业的救援队伍，不宜参与发放物资。

在陈锐看来，语言障碍与陌生的地理环境，都使得物资发放这种事更适合放手交由当地人去做。这支精于水上搜救、首次参加地震搜救的专业队伍得到的经验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破拆装备组合，确实足够专业，但其方方正正的铝合金外包装又大又长，30多公里的徒步搜救过程中，几个队员只能轮流扛着这个庞然大物。“以后我们应该搞软包装，做成背包式的。平日的训练已经很密集，现在细节才是关键。”陈锐说。

此时，在地震当天下午就进入芦山的首批挖掘机队伍负责人--三一重工的程吉军体力也已到极限，他找来了同事葛爱换班。5年前曾驾驶机器挺进汶川的葛爱，觉得今年的信息沟通方便多了。惯用微信群的公司内部沟通渠道，让葛爱能从前方同事传回的现场图片中迅速判断场地的施工量、设备需求，后方就能同步做相应的准备。

“进灾区时很焦虑，看到现场并非如想象中那么严重，就放心多了。”葛爱说，现在他能安心地和设备一起行动，不至于像5年前那样人先到，机器未到，看着废墟徒手掏挖，干着急。

当日，我与同事汇合离开芦山。正在对任浩和各路救援者依依不舍之际，我想起了之前一个晚上接到的张欲晓的电话，于是心中开始释然。

他率领的这支24人三一重工小分队，没有像多数救援队伍那样，看到宝兴县城不如想象中灾情严重就扫兴折返。留在宝兴县的他们，顺利找到了目标任务：参与救援物资的卸载与发放、伤员的转运，还借出车队的5辆越野车用于运输。

其实，我知道张欲晓的遗憾，他们的混凝土机在重建前期基本派不上用场。不过现在，他不用担心这些了，已经有位客户有意与他在芦山签订合同。对方本来要去贵州建混凝土站，赶到半路听说雅安地震，就赶紧来了芦山。有了混凝土站，张欲晓就可以率领他的小分队，在当地重建房屋的行动中大展身手了。

现在，这支设备齐全的专业救援队白天参与救援与重建活动，到了晚上，就搭好大小4个帐篷，在一片开阔的坝上宿营。我至今仍记得那片堤坝，我们曾在那里一起生火取暖。站在火堆旁，可以看到青衣江畔的宝兴中学。隔了半公里，学校主席台上的两排射灯还是能将这县城的夜撕开一道光明的口子，亮如白昼。

企业公民再进化

对于在汶川地震中积极表现过的大公司来说，这又是一场严峻考验

本刊记者谢梦遥周烨彬朱晓培严冬雪卜祥陈晓雪摄影时会理

当CA4118驶入北京机场的跑道时，这架飞机上至少装载了3批救援者。这是4月20日的夜晚，当天上午8点，四川雅安发生了7.0级地震。

乘客们的掌声是在北医三院的医疗队登机时响起的，这队人马穿着统一的红色冲锋衣。飞机没有准点起飞，机长告知，另一支救援队堵在了路上，飞机将晚点。作为已登机的乘客之一，陈楚观察到，对于这次晚点，没有任何人抱怨，“机舱内只有零星的几次服务铃声。”

离21点的起飞时间过去了十几分钟后，另一支救援队到了，他们的蓝色帽子和肩章证明了他们的身份。掌声再次响起，飞机终于起飞了。

3个小时后，飞机抵达成都。通道被让出来，这是乘客们的自发行为，两支救援队优先落机。在他们经过时，许多乘客对他们说着鼓励的话，或者举起手机拍照。

在这个夜晚，装载着救援者与记者的飞机，正不断地降落在成都机场。他们将在这里集结，然后奔往137公里之外的雅安。只是在CA4118这架飞机上，并没有其他乘客知道，陈楚，这名凡客派出的经理，亦是奔着雅安而去的人。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后，商业力量踊跃介入赈灾，留下许多经验与教训，但无论如何，企业公民的崛起是那段悲凉叙述中温暖的部分。经过汶川地震，不少企业建立了应急机制，直到1804天之后、汶川的255公里之外，致命的灾难再次降临。

抢下第一时间

那声巨响发生时，何梅距离刚刚逃出的小宾馆仅有10米远。她回头看了一眼，是宾馆塌了。四层高的楼，大部分骨架还保留着，但外墙已经倒了，砸落的天花板把一楼的卷帘门压在地上。

如果不是这场地震，何梅应该在大约50分钟后，即上午9点，出现在芦山县商业街的匹克门店里。这家店在芦山县开了不到3年，在上一轮运动品牌的扩张潮中诞生。而作为匹克四川公司直营部副经理，巡店是何梅的日常工作。她管理着8家门店，其中5家在雅安。她在4月19日抵达芦山县，按着原定计划，次日下午将离开。

突然而来的变故，让她陷在了芦山。

何梅逃到一个较为开阔的十字路口，开始联系总部。电话打不出去，她又借别人的手机继续打。在这段焦灼的过程中，她看到不断有带木板的拖车拖着伤者经过，“很多人没穿鞋，光着身子跑出来的也比较多。”终于联系上总部后，她确认了自身的安全，并汇报了她看到的情景。“把门店打开，分发衣服和鞋子。”总部告诉她。

这是匹克CEO许志华从泉州总部发来的决定，他在早上9时得知消息后，便召集匹克四川分公司负责人谢进灯商议。当天刚好是匹克订货会，谢进灯身在泉州。

何梅经历过汶川地震，家在重灾区绵竹汉旺，所幸家人无恙，但房子全塌了。“房子在汶川地震都是下陷式倒塌，这次只是摇晃得厉害。”大多数房子只是受损，并未整体倒塌，有些胆大的人回到屋里取了东西再出来。匹克的门店除了库房墙壁有裂口，并无大碍。何梅汇合了该店店长，打开门店，让街上的人进来自取所需。

但路上的人很少，更多的人已经集中在县城的广场。下午三四点，她和店员运了几箱长袖衣服去广场。这些衣服在库房中本已封箱，准备退仓。5年前汶川地震当天的那场夜雨，如果这夜再次落下，温度会下降很快，失去屋檐的人们将狼狈不堪。

在这个时候，匹克成都物流部经理高俊峰已经在从成都往雅安的路上，他负责运送3000件厚衣服过来，“我们周六本来也是要上班的，要保证零售端的货品。”他在上午11点接到救援指令，经过4个小时的货品整理与装车后，下午3点出发。

无论地震现场与后方，匹克都在救援上抢下了第一时间。回到5年前，匹克的速度没有这么快，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才参与到赈灾中。

这当然和匹克有意识地强化有关，这家公司在2009年上市后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有专人负责。但其中多少也有些巧合因素：几年前因渠道下沉而开在芦山县的门店，并没有倒在去年的关店潮中--邛崃县的门店就关了，于是在地震中与灾民成为休戚相关者；匹克参与决策和执行的人，在当天恰好均处于工作状态。

不是每一个企业的负责人，都像许志华能在这个周六早晨即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并不妨碍他们迅速建立一个虚拟的会议室，现代通讯工具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我大概是在9点钟在网上看到了有关地震的信息，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复星集团CEO梁信军说。这个微信群包括了复星的董事会以及公益基金会、品牌部、公共事务部、四川分部的相关负责人。在了解四川分部的公司财产和员工的受灾情况后，“由于决策层都在，因此我们立即做出了援助决定。”微信群随即扩大到执行部门。复星旗下的医药企业、保险公司、物流机构，都加入到了这个微信群，讨论各自分工。同时，另一个群也建立起来，主要包括四川的驻地员工、复星派出的异地救灾团队。

同样是借助微信发号施令，蒙牛总裁孙伊萍调度眉山工厂总经理翁汨与川藏渝大区经理唐坚组建抗震救灾小组，准备物资协调。她发出这条微信时，是10点05分，10分钟之后，她又发了条微信，要求建一个“抗震救灾微信群”。接命之后的翁汨，在当天下午即到了雅安。

汶川地震时，复星采用电话会议的方式商议对策，虽然董事会的人齐了，但执行部门和合作方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加进来。现在微信随时可以召唤相关人员进入讨论。“即使当时他有事情不能立即表态，但过一两个小时，他看到了再表态也可以，大家的时间可以岔开。”梁信军认为信息发布渠道和决策机制变得完全不同。

对于很多历史悠久的跨国企业而言，灾难之后的快速反应早已是传统。西门子在灾后的两天之内，即赶赴到芦山县和雅安市的七所有其设备的医院进行检修。西门子工程师宋咏林说，这归功于西门子医疗部门的应急机制，如果了解到突发事件可能影响当地设备运行，即使没有接到通知，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和汶川地震时一样，索尼广电专业设备成都维修站迅速进入应急保障状态。“跟我们业务最相关的就是，保证电视台的报道。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一般都会有各地媒体前往，需要马上做备机备件的计划。”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综合企划部副总监国以钧说。

事实上，很多中国企业也已经建立起系统的灾难救援机制。复星整个救援行动，就是在复星公益基金会的指挥下进行的，后者于2012年底成立。

中联重科内部有一个风险控制委员会，不光针对灾难救援，还包括对公司的整体风险进行管理。一旦董事长联系不上，风险控制委员会则承担作用。这家公司还有一个由党群部、品牌宣传部、营销部组建的矩阵式救援体系，这并非一个常设机构，但发生灾难后，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第一时间向公司最高领导报告。

这套体系证明了效果。被安排为救援队长的李俊红，参加过汶川地震的救援，在地震后的48分钟即接到指令，当时他正在昆明出差。9个小时后，他与两位同事抵达750公里之外的雅安荥经县。

各尽所能，无处不在

李俊红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抵达震中，迅速了解影响有多大、当地是什么状况，以协调整体救援。但在4月20日晚上，他由荥经往芦山方向进发时，堵车开始了。“当天晚上本来打算走进来，但一想我是过来做事的，万一走进去自己精疲力尽了，就不能做事了。”

4月21日早上8点，通过“摩的”，李俊红终于进到芦山。他马上去当地救灾指挥部报到，以更有效地安排救援工作。但他不是第一个代表中联重科到达这里的，比他更早的是一台30吨起重机。

这得利于公司GPS系统的完善--中联重科的长沙总部可通过这个系统看到生产的设备在什么地方，处于何种工作状态。这样可以通过经销系统与客户取得联系，请求征用设备。“那台30吨起重机是芦山客户的，过来芦山县城很近。”李俊红说。当时在距雅安约50公里范围内，总部监测到中联重科客户有100多台汽车起重机和挖掘机。而2008年时，这套GPS系统没有这么先进，不能覆盖到全国范围。

抵达芦山的那天，李俊红一直忙到了晚上23点，工作依次包括：在县城废墟里，与武警合作，吊起一块预制板，救出了一个伤员；把道路上那些被砸坏的堵路车辆清理掉，保持道路通畅；帮助部队把后勤设备吊到地上并安装。

之后的4月23日，起重机的主力工作是电力抢修。“把变电站的瓷瓶用吊臂吊下来，吊上去新的。再把挪位的变压器归位。这些都需要吊臂来做。”而当指挥部没任务分配时，李俊红和同事，向外派发“用吊车免费”字样的名片，发了100多张出去。

在救援的一线，像中联重科这样的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商，因为其产品的特殊性，很容易让人想到其发挥的作用。但若把参与赈灾的公司整体当成政府力量之外的一股编外军，你会发现，除了捐钱捐物，大公司也在各显其能。

它们所做的，未必是涌往现场。保险公司宣布为志愿者、媒体人员、医护工作者等前线人员捐赠人身意外险保障；中石化在地震当天上午急调6万升柴油入川；中国电信将雅安境内Wi-Fi免费开放，并减免语音费、短信费等，中移动在雅安提供欠费不停机服务；物流公司提供仓库用于救灾物资临时存放，以及免费运力……其中的一些举措，也曾出现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灾难救援中，已逐渐成为模式化的处理方式。

一些细节也能体现企业应对灾难的经验在丰富。比如顺丰在全国有两个二级呼叫中心，成都是其中一个，为缓解地震后成都的压力，合肥呼叫中心增加20条线路。蒙牛的救援队在之前进入灾区时没有带头盔，这次准备充分了手电、头盔、雨具等。复星在董事会决议前，已经提前准备急救药品，把旗下的上海各大药房库存扫了一遍。“在最初的72小时里，震区最急需的其实是医药物资。”这是梁信军总结的经验。

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再次复制。日本3·11大地震时，索尼给灾区提供了3万台可手摇充电收音机，灾民可以通过它听到外部信息。但这个产品在中国没有销售，索尼通过海关后运送到四川。

政府依然是救灾的主导。而作为赈灾的补充力量，公司们对于如何和政府配合获取信息，变得轻车熟路。蒙牛先和雅安市民政局做了沟通，告诉救援物资与人员情况，甚至队员们的男女人数。该公司公共事务部负责人沈有贵回忆说：“他们建议我们去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和解放军37医院，他们认为这两个地方很缺人。”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也会互相协作，善用彼此特长。凡客参与的物资援送之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陈楚在成都落地的第二天一早，即赶往凡客郫县的仓库，一万多件冲锋衣和棉服经过工人的连夜装箱，已经就位。凡客旗下有自己的物流公司如风达，但如风达的货车装载量较小，这些箱子装到了德邦物流派来的一辆装载量15吨的车中。但这辆车仍然装不完所有货品，另一辆7吨的如风达的车随之出发。运送陈楚及工作人员的，则是易到用车提供的一辆小车。车队下午到达雅安后，TCL也带着物资加入进来。

这个调配是由一家名为爱心衣橱的NGO促成的。自其创立之初，凡客就是战略伙伴。随着NGO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与NGO合作。阿迪达斯集团向雅安捐助产品，即是通过乐益会的渠道。复星集团则是捐给四川红十字会，由他们划拨给各机构。

第一批的分发物资于这天晚上在雅安周边的上里古镇卸下。大车开不进古镇，TCL联系了其经销商，派来了“皮卡”。即使如复星这样涵盖多种商业领域的大集团，也有鞭长莫及之地。地震当天，成都双流机场暂时关闭，均瑶旗下的吉祥航空帮其联系了重庆的备降机场。在过去的几次抗灾救援中，双方已经建立起了这种配合机制，均瑶为复星免费搭建救援航空通道。

救援以外，管理灾害

“以前，企业会比较被动，第一时间想不出有什么可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会想，出现灾难后该发生什么作用，很多企业两三个小时就已经做出决定了。另外，舆论上没有看到太多对企业捐款的比较。”企业社会责任专家何智权认为这些变化是种进步。赈灾中，企业公关和公益的界限变得模糊。很多企业捐出了自己的产品，这当然无形中宣传了他们的产品，但也属于灾区急需。

也有些捐赠品引发质疑。比如长虹向灾区运了300台太阳能移动电视、1000台卫星接收机，凡客给志愿者发放印着“雅安加油”的短袖T恤。陈楚有个超过6000人订阅的公共微信账号，他在灾区每天发布日记，他承认，“有人骂我们在作秀。”

所有的公司都期待着自己所做的是一场没有骂声的救援。何梅与成都派来的匹克物资部队在4月20日的深夜会合后，次日分发完物资，连夜返回成都，“为了不占用灾区资源。”捐了1000万元现金及一万箱牛奶的蒙牛，则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我们的态度是，多做少说，因此我们不会以集团或集团高管的名义对此做出评论。”蒙牛公关负责人说。

虽然从整体来说公司救援已更加理性，但从救援物资的分配效果上看仍可改进，有的地方物资堆积如山，有些村庄则仅有少量矿泉水和方便面，生存艰难，这未必是某间公司可以扭转的。汶川地震后，中国应急物流标准实现了“零突破”。但雅安地震发生后，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难题。

“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基本上不怎么再提‘灾难救援’这个词了，他们用的是‘灾害管理’。其实国外对于救灾捐助没有看太重，因为他们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由政府担当。”在何智权看来，灾害管理是一个相较灾难救援外延更宽的概念，包括灾前对员工的培训、灾后对社区重建等。

需要承认，相对于慷慨捐献，灾难管理确实容易被舆论所忽视。但汶川之后，一些公司对此予以了投入。阿迪达斯与乐益会的儿童发展项目在2009年推出，旨在帮助灾区的孩子开发生活技能。玉树地震后，三一发起设立“中国三一灾后孤儿救助基金会”。

圆通快递各地分公司设有消防安全监督及救援小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有一整套应急方案。圆通西南管理区经理兰凤华表示：“有员工入职我们就看他简历，了解他有什么技能或者专长，如果以前是退伍兵或者消防兵的话，我们就把他吸收进来。”。

即使曾深受地震之痛的蜀地，可诉诸实践的防灾意识，仍然有加强的空间。地震发生刹那，当在房间里看到拳头大的水泥碎块往下掉时，何梅的第一反应是跑上床，用被子捂住自己，过了一会她才跑下楼。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安全培训。

4月23日，雅安市区的匹克门店重新开业了，营业时间从10点到下午5点半，这是何梅对门店的要求。她在4月24日接受《财经天下》周刊采访时，芦山县和天全县的门店还没开。但她计划第二天再进一趟雅安，“看下有什么需要带进去的。”

何梅未必知道，其实她正在做的也是灾难管理的一部分--商业持续性—即企业在灾害出现的地方，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提供产品和服务。

国外的突发性灾难，公司怎么做？

日本3·11大地震

三得利公司在遍布日本大街小巷的自动售货机上都装有相应软件，一旦灾难发生，自动售货机就会停止收银，用于救灾。运营商定制的手机里面也预制了灾害留言板、语音留言、灾害紧急预报等功能。

2011年的“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运营商NTTDoCoMo宣布进入紧急待命的状态，首先把处于安全地区的营业厅、分公司开放出来作为避难场所，日本用户在手机上可以查到避难地图以及各地通信设备受损情况。该公司还紧急设置了400多个电话充电点，并针对在地震中遗失掉手机的民众免费借出了2000多部手机。60多辆技术支持车开往灾区，这些技术支持车既是临时基站，也是供受灾群众使用的手机充电站。

关于灾难时的物流通畅，救灾物资的运送由物流公司运到灾区之外的指定地点，卸载后再由日本自卫队的“救灾出动”的车辆运入灾区。这一套方式在3·11地震起初被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内阁给取消了，他们认为救灾物资在灾区外重新装卸一次是在浪费时间，结果反而造成了极大混乱，后来不得不恢复原来的做法。

海地救援行动

2010年的海地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1月13日，海地主要手机运营商Digicel公司就派出技术专家团队，确切评估当地的局势和了解海地在网络设备及应急援助方面需要哪些支持；1月18日恢复了海地首都太子港70%的信号覆盖。除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和现金捐献，该公司还推出捐献热线，帮助公众向海地人民捐款。

借助与卫星图像公司GeoEye的合作关系，谷歌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就在Google Earth上更新了地震灾区最新的卫星图像，还在英文首页下方放置了链接，号召网民协助绘制海地地图，让救援人员取得最新的地理信息。除了为海地地震灾区捐赠125万美元，微软还为旨在重建海地基础通信设施系统的“网络希望”(NetHope)组织专门设计了一款名为“NetHope海地救急中心”的软件，该软件能汇集工作组成员的工作报告、联系人列表等信息。除微软外，思科和英特尔也是NetHope的成员。

互联网：云端的救援

灾难发生后，那些拥有数据特长的大公司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刊记者黄轶轩

“恳求百度，不要针对360搜索用户，将百度地震吧、雅安吧相关结果跳转到百度首页，灾难面前请让生命直达。”周鸿祎迅速转发了这条360搜索的官方微博并附言：“我从不求百度，这次是例外。”

百度自然没有驳回360的面子。这是中国互联网行业久违的温情时刻，两个冤家百度和360因为雅安地震冰释前嫌。

4月20日早9点，得知地震消息的百度社区搜索运营总监张新泳赶去公司，并和很多放弃周末休息的同事开始加班。上午10点，450万个百度贴吧同时出现了置顶的直播帖，百度官方在这个帖子里更新地震情况和救援救灾动态。而百度知道也开始更新跟地震有关的知识和文章。

千里之外的美国洛杉矶，科技博客爱范儿的CTO、谷歌工程师张涤凡正在著名的汉堡店Five Guys吃着汉堡。看到地震消息后顶着下午6点的堵车一路超车回家，开启VPN访问谷歌内网，与应急预案小组联系，并在第一时间上线了雅安地震的寻人平台。

在这个早上，像张新泳或张涤凡这样从最初的震惊中缓过神来，急匆匆放下手中的事投身救灾的互联网人还有很多。这些平日里称为“码农”的群体形象相对固化，他们平日专注与各种程序语言打交道，讨论的东西在常人看来也如同天书，但这群人却是对信息最敏感的一个族群。

很快，百度、360、搜狗、一淘、腾讯微博、新浪微博等参与此次灾难的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寻人和报平安平台。这些产品固然包含塑造企业形象的私心，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做法将这些分散在各角落的信息做到了小范围的集中。

只是众多的寻人平台给人带来选择上的困难：到底登录哪个发布信息？此外，在这么多地方留下个人信息，如何保证自己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

在地震发生第二天，一个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利嘉豪上线了一个简陋的网站。这个名叫Express的网站试图将各寻人平台的数据汇总，写出这个他只花一个晚上时间。他在微博挂出后不到半天，网站就崩溃了—访问人数太多。

“我做这个只是想促使各大平台统一数据，光靠说，没什么说服力。”他在4月22日早晨接受采访时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而写出整个服务，技术上并不高深，后台服务器用Node.js，机器人爬虫用Python。拥有这个技术实力的工程师在国内互联网公司比比皆是。“只是没有一家做出来了。”利嘉豪感觉十分遗憾。

在4月22日中午，做到汇总全网信息的公司终于出现了。11点45分，百度上线了全网寻人平台，整合了已有的9大寻人平台数据。经过百度汇总后的数据一下子从几百几千跃升至上万人。大量数据实时更新，也方便了前面的搜救人员。

最早去灾区的参与救援的蓝天救援队有一个后方信息平台，专门进行灾情信息、失踪人口信息实时汇总，需要从各大互联网渠道汇总信息，百度则将这些汇总过后的寻人信息，与蓝天救援队信息平台实时对接。同时，大量百度贴吧吧主也进入蓝天后方信息平台，帮助蓝天救援队对寻人信息进行电话确认，屏蔽贴吧寻人里的虚假信息，将有效信息实时提供给救援队，帮助救援队实现最有效的人员派遣。

除去在寻人信息上搜集汇总、加以甄别之外，从其他层面上，互联网公司同样也可以帮上忙。蓝天救援队在启程前，曾在微博上公开求援：需要大比例尺的雅安地区航拍地图。拥有这种高精度地图的厂商并不多，高德恰好是其中之一。

在得知地震消息后，高德立马拍板购买了地震后最新的航拍图片和卫星拍摄图片，将这些图片反映出的信息更新在高德地图和高德导航的后台数据中，方便四川地区的志愿者、搜救队等更加明晰前方状况。而这火速购买的航片，精度已经达到0.5米，足以满足蓝天救援队的需要。

而当高德市场部的员工看到蓝天救援队的微博并将其转告至技术团队后，高德副总裁冯汉平直接派API接口负责人--一个中层领导带着笔记本去蓝天救援队北京办公室现场办公。“这个时候谁最好用就派谁，哪管得了级别。”

4月20日晚，高德地图决定开放下载收费版本的高德导航App。因为后者带有离线地图包，在受灾地区网络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更容易使用。免费之前，这款导航App在苹果的AppStore上售价50元。在让利以方便用户之外，第二天夜里8点，高德还紧急推出了高德地图雅安版。这一版本中，集成了雅安当地最新的救助点信息，方便救援队伍及时将伤者运送到最近的救助点；行车公告可以根据实时路况提供行车建议。

4月22日下午，利嘉豪决定放弃继续开发他的网站。大平台数据虽然已有巨头接手在做，且做得更好，但这个平台并非国际通用的PFIF的标准协议。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翻译PFIF协议，将其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推动。

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后，为了统一多个网站纷繁复杂的不同格式和接口，有人创造了信息格式PFIF(People Finder Interchange Format)，网上寻人格式，以最简洁的信息来统一全世界寻人产品的数据需求。谷歌寻人在波士顿爆炸案、雅安地震中就采用PFIF。这种格式能够给予自动删除的选项和时间，保证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只是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目前并没有一家在雅安地震中采用这个标准格式。

另一个遗憾是，百度提供的大平台也并非其他公司主动共享数据，而是百度利用搜索引擎在其他寻人平台上抓取的。能做到这点，百度凭借的是自己的技术优势，而非互联网业强调的共享精神，所以周鸿祎号召各公司派出员工成立“合作小组”的计划终落空谈。

在接受《财经天下》周刊采访时，张新泳坦言，上线产品大家都在求速，且此前并无经验，所以这次各家百花齐放的形态可以理解。“但如果未来各家公司能将数据格式统一，肯定是有利于提升效率的。”

而在救援的黄金72小时过去后，高德关注的焦点落在灾后重建上，除了继续搜集零散信息，还在紧盯官方公告，最后将这些信息确认汇总，在地图上进行展现。

不过这种类型的数据收集不同于寻人信息平台，而是需要各方职能的配合，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并非一家公司可以独立承担。冯汉平建议下次如果有灾难发生，能够汇聚更多的力量：“需要由相应机构主导，建立行业联盟才能发挥各自优势。”

社交媒体：所有人传播所有人

与5年前的汶川地震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次，雅安人民有了微博与微信

本刊记者韩牧

4月20日上午8点2分，雅安地震仅一分钟后，新浪微博账号“@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就发布了“测到8时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附近(北纬30.1度，东经103.0度)发生5.9级左右地震”的微博。与此同时，在电话无法拨通的情况下，微信很快成为可信赖的通信工具。

随着地震由5.9级调整为7.0级，加上微博与微信上灾区情况的不断更新，原本这个安静的周末被打破了。

而同样是四川，2008年的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地震后，四川多个地区的手机信号开始“罢工”，在信息的不畅通下，直到18分钟后，新华网作为官方才最终确认了这一消息。

“四川又地震了！”还在熟睡的腾讯网新闻中心副主编魏传举被室友摇醒。前天晚上，他熬夜很晚，本想白天补觉，但听到消息后迅速起床赶去办公室。在路上，他开始一边通过微信与四川当地的朋友核实情况，一遍不断刷新微信同事群里关于地震的最新信息。“与5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信息的传递更容易了。”魏传举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5年前，作为腾讯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他曾与同事一起在5月13日到达汶川，然后分三条线深入灾区。不过，当他与另外两位同事徒步到达北川县城时，后方协调的人员让他们撤离，原因是另一条线一位名叫魏来的同事失去联系。这位同事失去联系达数小时，让所有的人都精神高度紧张。尽管最后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魏传举对当时的通信状况仍然印象深刻：“电话很难打通，我们无论是联系当地的亲友，还是了解地震的信息都显得比较麻烦。”

10分钟后，魏传举到达公司，作为住处离公司最近的值班主编，他承担起地震报道的统筹，他通过微信不断调配资源，把新闻中心之外的人加进来。于是，在短时间内腾讯的各种视频、图文直播便已启动上线。

与此同时，腾讯的高层也希望微信行动起来。“领导们认为微信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产品，有必要参与到这次地震中来。”魏传举说。当天上午，腾讯网的内容团队便与技术人员一起商议开通“芦山地震救助”的微信公众账号。

中午12点，微信开通了“芦山地震救助”的公众账号。

14点30分，“芦山地震救助”微信公众平台收到了来自四川的求助--“我们被困在了姚桥镇初级中学附属教师职工宿舍了，目前房子已经全部坍塌了，我女朋友不见踪影，求大家救救我们！”

这样的信息，以每分钟100条的速度增长，更使腾讯高层看到了强大的需求。于是，当天晚上便打通了微博、手机QQ、腾讯网(包括腾讯在成都的地方站大成网)等各平台的数据，最终形成了整个腾讯集团的腾讯寻人平台。截至21日下午14时，就有近15万人关注“芦山地震救助”，实时发送消息量达20万条。而腾讯公司一方面不断继续增加人手，另一方面腾讯新闻中心也协同微信的产品部门对后台信息进行技术智能处理。

根据腾讯向本刊提供的数据，截至25日16点，累积收集整理有效寻人信息共26900余条，其中累积人工核实1614条，经人工逐个回访，目前已确认561人找到亲人朋友，已确认有一名群众不幸遇难。

新浪微博更像一个地震中的信息和舆论中心。

8时8分，位于雅安芦山的微博用户“@meaningless_批话多”是震中的第一个声音：“我以为我要死了！震中肯定在芦山县！我家房子已垮！”

之后，她不断发芦山地震救援的情况：哪里需要救援、哪里需要物资等。有不少人私信她地址，随后她将这个事情委托给了一位微博名字叫“ly9017”的芦山电视台的朋友。

根据新浪微博提供的数据，截至当天下午18时，新浪微博上与“雅安地震”有关的微博达6455万条。从8点3分开始，新浪微博上关于地震的消息铺天盖地，主要呈几种趋势：一是草根用户传递救援信息，表达情绪，但忽略了真实性；二是政务微博关注救援的进度；三是媒体微博则亲临前线，直播事故现场；四是意见领袖时刻监督政府行为与传统媒体；而企业微博则借力进行慈善捐款捐物。

同时，新浪微博利用LBS技术精准锁定求助信息位置。新浪微博“@微博位置”与中国地震台合作，联合实时发布最新地震信息。而LBS平台建立了“雅安地震直击”地理信息聚合页，通过网友实地发布的位置微博和图片直播灾区救援情况，并引导用户进入#雅安寻人#话题快速发布寻人信息。

根据新浪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1日下午17点30分，这一方式收集到地震灾区实地位置微博4248条、位置图片5414张，全国各地在该聚合页参与祝福和点评的用户有24409人。

此外，新浪微博还利用商业化的新产品“粉丝通”参与到这次地震中。“@中国地震台网速报”选取了三条微博，利用“粉丝通”进行发布，重点向四川、重庆等地网友及时告知余震情况，提醒灾区网友注意安全。截止到下午14点，这三条微博覆盖人数超过了24万。

左手微博，右手微信。“社交”和“媒体”在灾难面前同时凸显了最大功能，不仅提高了信息的沟通效率，也安抚了人群的情绪。

23岁的杨唐宇是新浪微博账号“@雅安同城会”的负责人，在被地震震惊后，他跑到楼下发了第一条微博。“因为汶川地震比较大，余震也不少，感觉都麻木了。”杨唐宇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说。不过，当他到雅安医院时，他才知道地震远比想象的要严重。他拍了一组照片发在“@雅安同城会”上，而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两万多次，还被新浪推荐为热门微博。

在当天，杨唐宇通宵更新微博，仅4月20日这一天，他发的微博数量就超过110条。同时，当天粉丝便增加了一万多，很多人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雅安地震的情况。

第二天，杨唐宇便在微博上招募救援小队，结果这个小队报名人数超过了200人。他们成立了微信群，以便及时联络。而这个救援小队的管理，交给了24岁的哥哥杨欢。“现在已经出动4次了，都是雅安雨城区人民政府去搬运物资，现在灾区是进不去的。”杨唐宇说。

当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难免有吐槽，难免有猜忌，难免有作秀。正如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人们对社交的评价--“Twitter在灾难发生后的头5分钟效果最好，但12小时后效果最差。”就在地震当天下午17时，微博运营方共接到有关雅安地震的不实信息举报超过260条，其中尤以以借灾区母亲想见孩子“最后一面”为幌子的呼吁转发帖为最，这个被证明是收费电话诈骗者设下的圈套，在“@微博辟谣”澄清之前转发已过10万。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在《媒体札记》专栏中写到微博上的各种争论：“涌入灾区的记者和志愿者是不是在添堵？有人在借悲情博取眼球？红十字会有没有被错怪？人们也许希望大灾面前‘公知’‘五毛’摒弃前嫌、暂停战火，但严格来说，互相攻击从未停止。”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汶川地震后的5年时间里，经历了玉树地震、“7·12”北京暴雨等公众灾难事件，微博以及新近崛起的微信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民众消息交换的最佳渠道。按照《新周刊》主编封新城在自己微博上的感慨：“9·11’，凤凰；‘5·12’，央视；‘4·20’，微博”。

雅安，壹基金成人礼

当我们支持壹基金时，我们在支持什么？

本刊记者朱晓培谢梦遥严冬雪陈晓雪摄影时会理

140万人次，1.748亿元。截至4月26日24:00时，雅安发生七级地震后的第6天，壹基金募集到的善款数字完全超出了理事会的预期，壹基金原定的2013年全年募款目标是6300万元。

这个2010年12月3日独立的中国第一家民间公益基金会，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组织成长的标志。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壹基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下属项目第一次参与救援。4年之后，它在各种媒体上被民众拿来反复与红十字会比较，微博、微信也充满了对它的赞誉之词。

如果说雅安地震是对公益救灾组织的一次民意测试，壹基金无疑是成绩最好的那个。与之相比，收到了网友10万多个“滚”字评论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民意上完败。

这个胜利并不足以完成启蒙，我们的社会对公益组织仍然缺乏基本认识和信任，甚至还是有人质疑壹基金和红十字会一样收取管理费用，“有人觉得，我捐一百块给你，你必须一分不留地给灾民，但这工作成本谁来负担？这些物资谁来承担？政府不承担，就得由社会其他人捐助。”壹基金灾害管理部总监李弘说。但竞争总是会带来进步，在壹基金透明操作的压力下，中国红十字会也开始对外公布其善款用途以及援助灾区用品的采购明细。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壹基金兴起的背后，代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多元化。

壹基金不仅打破了红十字会的垄断，让公众的善心有一个安置之处，还为中国的公益组织管理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一个大型组织的效率和透明度需要一套严密的管理系统来支持。由于拥有众多企业家理事，壹基金顺理成章地借鉴了现代企业的架构和管理，甚至是行事方式，这或许是其取得成功的最大秘密。

72小时动员285支救援队

4月20日8:02分地震发生时，正好是周六，许多人还在梦里。习惯早起的陕西省艺术团团长刘文化在浏览新浪微博，看到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关于雅安地震的消息，立即打电话联系壹基金总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省民间救灾联盟的负责人。

因为电话占线，他反复拨打十几分钟才终于接通，总部要求他组织启动备灾仓库，向雅安派送救援队和物资。结束通话的同时，联盟的一个同事打来电话，告诉他总部刚刚也在同时联系他。

壹基金的灾难救援与此前的中国NGP(非政府组织)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联合中国的民间救援组织，让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的救援队能够统一行动。壹基金为此建立了两个系统，以灾后72小时黄金救援为主的壹基金救援联盟，以及壹基金民间联合救灾网络，主要负责的是灾后过渡安置与灾后重建。陕西民间救灾联盟是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成员之一。

此时壹基金秘书长杨鹏正在电话会议上组织讨论救援部署，会议决定立即行动全面参与地震救援：由壹基金灾害部总监李弘担任雅安救灾小组长，负责现场总协调；壹基金救援联盟总干事蒋怡李，负责黄金72小时生命救援；合作发展部总监霍庆川负责企业捐款；传播部副总监姚遥，负责统计和协调救援进展的情况。

得到总部的指示，刘文化赶往仓库提取物资。仓库设在西安的一座教堂里，存放着10顶专业救灾帐篷。他一边征集志愿者，一边联系运输车辆。尽管时间紧迫，他仍然按照壹基金救灾联盟的规定，找到三家运输公司询价，并选择价格最低的一家。将包括运送的物资、车辆的费用和前往雅安的志愿者人员向总部汇报、备案后，中午12:30分，车队驶上去往雅安的高速公路。

此时四川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队长蒋峻已经带人在芦山开始了搜救工作。四川省内的两支救援联盟队伍比其他人行动快得多，家在成都的蒋峻感受到了明显的晃动，于是立即召集志愿者前往雅安，这支队伍比赶来救援的正规部队还提前5个小时进入灾区。

第二批救援队在21日早上赶到，这时蒋峻已经带领山地救援队搭建起芦山壹基金民间联合救灾工作站。从海南赶来的三亚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在21日7时赶到工作站，队长陈锐和他和8名队员20日早上8点半出发，由于路途较远，所以到达的时间较晚。蒋峻决定两支队伍一起前往附近受灾较重的两个村，排查是否有人被压埋。陈锐解释说，按照国际惯例，壹基金联盟也要求后到达的救援队要向工作站报道。

蒋怡李是这个联盟的发起人，他曾参与过汶川地震的救援行动，“我发现当时民间救援组织都是各自为战。所以，我们就想救援队之间如何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的模式，能相互配合。”蒋怡李说，参加完汶川的救援行动后，他开始着手建立联盟，2009年5月正式成立了壹基金救援联盟。

联盟最初只有30个成员，现在已经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救援联盟体系，285支救援队、成员超过5000人，基本上覆盖了除港澳台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本次芦山地震共有14支救援队120人参加了搜救工作。

壹基金的作用是总体协调。李弘过去一周一直在雅安雨城区的壹基金民间救灾联盟办公室里，每天和各联盟负责人沟通情况、部署任务，和当地的民政部门不断的碰面，为救援队员申请通行证，或者从当地政府那里领取任务。

蒋怡李介绍说，各加盟机构间是平等、互相监督的关系。平时，作为发起单位，壹基金除了负责支付联盟几个专职人员的工资，还为加盟成员提供必要的物资。

“这个马甲就是他们提供的，是国外专业的战术背心，”陈锐说，壹基金联盟的救援马甲保暖而且实用，“老百姓都和我说，在灾区看到的装备最好最专业的就是壹基金的救援队。”

他们更看重的是壹基金能带来更大的平台。今年 7月份壹基金海南组织一个水上救生的公益培训项目，由三亚救援队负责协调，陈锐回到三亚就要马上为这个项目做准备。公益培训也是壹基金救援联盟日常工作之一，2012年在全国做了3000多场公益培训。

尽管壹基金联合救灾已经在全国开展过70多次行动，包括西南凝冻、2012年洪灾及云南、新疆地震等，但规模都要小得多。杨鹏对于这次联合救援的成绩感到满意，“壹基金救援联盟是一个民主结构，这个结构面对大灾，不说它行动有多专业，至少它作为一个组织，要打仗能不能立刻打，现在看已经没有问题了，能够瞬间行动起来。”

企业家以个人信誉背书

在灾难前，更多的人第一反应是捐款，因此筹款能力可以说是检视基金会公信力的最佳标尺。

这一次，先是舆论几乎一面倒地选择了壹基金。第一天，官方公益的代表--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出的救灾倡议却招致一片骂声，截至4月20日19时，只收到善款14万元；壹基金则有2240万元，其中不乏马化腾、柳传志、史玉柱、潘石屹等企业家慷慨解囊。

第一批捐款的企业家大多是壹基金的理事。据杨鹏介绍，壹基金最高决策权属于理事会，下设执委会。理事会由李连杰、冯仑、柳传志、马化腾、马蔚华、马云、牛根生、王石、杨鹏、周其仁、周惟彦等11位理事共同组成，其中企业家理事占7位。“郭美美炫富”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在民间的公信力轰然倒塌。而独立只有两年的壹基金，赢得外界信任的主要原因是李连杰以及众多理事以自己的声誉为其背书。

此前，壹基金已经对外公布了其组织结构。由于基金会的理事长不能在其他单位任法人代表，理事长由经济学家周其仁出任。王石任执委会主席，杨鹏任壹基金秘书长。王石的角色介于决策和执行之间，他的项目审批权限是新设预算在500万以下的项目计划，秘书长杨鹏的日常审批额度开始仅为50万元，后来逐渐提高到300万元，而且每一个新的项目都要经过执委会批准同意。

此外，秘书长薪资、副秘书长的任命和薪资，也都要由执委会讨论决定。目前，杨鹏的年薪50万元，由冯仑的万通公益金定向捐赠。冯仑曾提议取消执委会的设置，杨鹏记得他打比方说，“我在公司任命了总裁，不会在他旁边再放几个人。”但杨鹏要求保持执委会架构，正是因为执委会的存在，理事单位才更充分地参与到壹基金项目中。

不难看出，壹基金的理事会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机构设置十分相似。“壹基金的治理制度和股份制企业的治理制度差不多，所以企业家看得懂我们。”杨鹏说，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家并不缺少善心，但是却缺乏对慈善机构的信心。

另一方面，壹基金的理事会单位，对壹基金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壹基金的5000万元人民币原始基金，分别由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各自出资1000万元。雅安地震后的第二天，4月21日，在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阿拉善、万科、万通、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家组织和企业联手壹基金发起募捐，援助雅安灾区，第一批金额超过4000万元。

维护与企业和明星的关系是霍庆川的主要工作。“明星和企业家捐款也带动了公众捐款，这是一个相互的状态。”霍庆川说，筹款是NGO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模式也和商业接近。除了捐款方自发的善心和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和明星来说，为他们做宣传赢得好口碑也是必要的回报，这正是壹基金和李连杰会及时的在微博里点名感谢捐赠企业的原因。

在这一点上，壹基金做得不遗余力。4月20日12点55分，壹基金在微博上宣布了第一条雅安受助的信息：可口可乐调运2000箱饮用水，并为壹基金提供用水保障。同时，李连杰一整天都在他新浪认证微博上不断更新捐款信息、并向捐款人表示感谢。11点12分：“吉祥航空紧急调配一架飞机，下午将从北京起飞。复星集团提供的药物和依文集团提供的衣服也将在下午送出。”13时08分：“腾讯公司确认本次地震捐款500万元。马化腾宣布已经有250万元的资金通过壹基金用于紧急现场救灾。”

随后，马云、史玉柱、潘石屹夫妇等商业人士以及赵薇、陈坤、黄晓明、文章、马伊琍、孙俪、邓超等明星们也被壹基金和李连杰在新浪微博上一一点名道谢。

这些企业家、明星也和壹基金形成了良性互动。张欣在其新浪认证微博表示，捐给壹基金是因为“他们做事可靠”。演员文章也表示把善款捐给壹基金是因为放心，“因为我看见我的爱心被李连杰先生亲自送到受助人手里！”而大山则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向外国人推荐壹基金。

截至4月26日24:00时，共有140万人次选择壹基金，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全国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选择为壹基金捐款。“只有最严密的制度才能赢得信任”

作为最早进入芦山震区的壹基金救灾队员之一，壹基金成都办公室灾害管理部的项目官曾敏，走到哪里都带着物资清单。

4月20日上午，她从成都赶到芦山，只身一人的她马上开始评估灾情、联系所需物资。21日早上8点，载着可口可乐公司捐赠的饮用水的第一批卡车终于到达芦山救灾中心，被定向发往受灾比较严重的思延乡。

由于道路坍塌，9米长的大卡车在靠近思延乡的狭窄山路上被卡住。曾敏只能联系当地民政部门，用小型车分批把1200件饮用水拉至灾民安置点思延乡第一小学，并请民政部门核对物资清单签字盖章。下午1点，思延乡铜头村、草坪村、周村、清江村的村民陆续来到安置点领取物资，曾敏靠流程要求让他们分别在物资清单上签字，发放完毕后，她再次找到民政部门签字。

“流程就是这样的，每个物资都要经过民政，民政先签收，然后发下去，他们再签收，我发到哪里都要有人签，有章的要盖章。这些都是原始单据，是我们后面做账的依据，对我来说比现金还重要。”直到当晚9点，第一批物资发放才结束。根据流程，发放完的物资，还必须在安置点做公示，方便受捐者进行核对。

深夜，曾敏才回到芦山的工作站，虽然已经很疲惫了，但她还是先写完自己的工作日志，并将这一天的总结、报告发上微博才找地方睡觉。很快，曾敏和她的同事们就发现，微博作为信息沟通平台十分有效，发布在微博上的日志一方面可以让公众和其他同事了解工作进展，另一方面，也为后方的公益支持部、合作发展部提供了前线的信息。

除了物资清单和公示，壹基金还实时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受捐信息、物资发放状况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4月27日12点21分的一条微博显示：“26日共有8车物资在芦山县双石镇的双河、西川、围塔、石凤四个村以及天全县小河、老场两个乡发放。其中，在双石镇发放75吨大米、15000升食用油，在天全县发放21600升食用油。”

“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做到公开、透明。”杨鹏说，壹基金聘请了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为其做账目审计，记账公司则由四大中的毕马威负责。目前国家规定的“法定透明度”只需要简单的财务、收支报告，具体到每个项目耗资、花费在审计报告中是不需要提供的，但杨鹏坚持认为，“这种信息量和效率满足不了公众对的要求。”

“壹基金原则错误不能犯，原则错误就是贪腐的问题。我们的制度要做到谁想贪腐都做不到。你让李连杰来贪腐一下，你让王石来贪腐一下？他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杨鹏说，在当下的中国，只有最严密的制度才能获得信任。

但这个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必须有独立的筹款权才能实施。独立前，壹基金只是红十字会下属的“慈善专项”，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因此更多的只能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自己的工作过程。直到2012年正式挂牌独立后，壹基金的管理制度才真正执行起来。

除了审计和记账外，壹基金还把账户委托给招商银行托管，“就是说，我们的拨款还得由招商银行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说，一个慈善组织不能只凭一个人去管理，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

但是，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和公信度，对于壹基金来说仍然是一种沉重的压力。所有人都知道，在这样高的透明度中决不能犯错。过去的几天里，50岁的杨鹏每天都忙碌到凌晨3点才能休息一会儿，他和已经连续工作六七天的救援队员继续留在救援现场，配合救灾志愿者做过渡安置和救灾物品的发放工作。

“每分钱都是一种责任，都是一种压力。”杨鹏对说，按照最初的计划，此次地震募集的善款均用于前方救援和安置，但近三倍于计划的善款，迫使壹基金必须考虑重新计划这笔钱的使用。

“最大的挑战，是要保证不出现负面事件，让公众捐款人满意。”万科董事长、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王石提出，立即召开紧急理事会会议，讨论如何利用善款。

通常，壹基金每年只召开两次理事会，但创始人李连杰马上同意了王石的建议，并开始协调11位理事的时间。最终，这个紧急理事会定于5月7日举行，所有的理事都必须出席，不能赶到现场的必须通过视频电话系统参加。

映秀5年

经济上的重生遮掩了这座小镇曾经的疮痍，但居民内心的伤痕却依然隐约可见。

未来的雅安，会是今天的映秀吗？

本刊记者严冬雪汶川报道摄影时会理

下过雨的路面光洁如新，没有淤泥或积水，干净得不见一片纸屑。街道两旁是整齐的藏羌风格小楼，雨滴从藏黑色的瓦檐落下，声声入耳。临街的铺面门口，老板一家正在凉亭中吃饭。凉亭四周是石板铺就的地面，错落安放着花坛、盆景、绿植雕塑……

这里不是大城市中的高档小区，而是映秀--5年前汶川地震的震中和重灾区。

一身羌族服饰的邱洋熟练地靠边停车，从红色轿车里走下。下午6点，这位刚从公司下班的职业导游未及脱下工作服，就又迎来了一批客人。客人是母亲从家门口的“豆腐街”迎到的，来自外地，到映秀旅游。

这条被当地人称为“豆腐街”的路旁，住着枫香树村的村民。挨家挨户都是三层小楼，一层的铺面三三两两连在一起，有的是川味小吃，有的是手工艺品，更多的则是客栈。在这片风格统一又错落有致的社区里，居民或招呼着客人，或悠闲地在摇曳的红灯笼下围坐聊天、看电视。介绍当地豆腐文化的雕刻、文字随处可见，外乡人只需花10分钟在街上徐行，就能了解到映秀的特色老豆腐是如何因水而香。

但邱洋今天的任务不是带客人尝豆腐。比起吃特产，游客有更明确的去处--“豆腐街”前面那所充满藏族元素的映秀小学。这座由深圳证券界援建的学校总投资4000多万元，建筑面积过万平方米，里面的学生却只有200多名，其中四年级只有23名学生。

5年前的这里，原本有473名孩子的。在那场晃动了半个中国的巨震后，222名映秀小学学生不幸遇难。那一天，这座8级地震的震中小镇，化作一片瓦砾。全镇12000余人，幸存者不到一半。映秀人汲汲经营了近半个世纪的家园，毁于一旦。

从工业重镇到5A旅游区

地震前，映秀是工业重镇，因水系发达，以央企映秀湾水电站为代表的许多水电站都盘踞在这里。1965年，还是一片沼泽地的映秀迎来了第一批水电站建设工人，数以万计的军人、水电技术人员涌了进来。5年后，映秀湾电厂开始发电，近水楼台的映秀立即通了电，廉价的水电成为小镇最主要的能源。随后，映秀湾电厂又在岷江支流渔子溪上修建了渔子溪水电站和耿达水电站。

正是从那时起，映秀居民开始从工地上找到了工作。2001年建设福堂水电站时，映秀人对大型施工已经不再陌生，很多人贷款买了货车，帮助运送土方。在水电的带动下，药品公司和烟草公司的建立也为这个小镇的经济推波助澜。当年从外地来的工人早已闻惯了山上的野樱桃花香，学会了熏腊肉。在镇里最繁华的秀平街上，光是新潮的理发店就有四五家。

映秀所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川西北，下辖13县，而映秀作为13县中的一个小镇，却贡献了70%的财政收入，震前的繁荣程度可想而知。一位镇领导对《财经天下》周刊回忆说：“2004年，中央人事部领导来调研，我问领导怎么知道映秀镇？他说谁不知道这里有个映秀湾电厂，在国务院早就出名了。”

但这些美好的回忆，被巨震彻底粉碎了。2008年5月12日，映秀湾电厂的三个水电站在调度中心的屏幕上消失了。从1965年建设第一批水电站到2008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荣耀与繁华后，这个为阿坝州贡献了70%财政税收的小镇已然化零。

也许，灾难可以给映秀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却不能对它宣判永久死刑。在政府援建与商业之手的推动下，映秀迎来了新生。只不过，这个被灾难夷平的小镇，从此踏上了转型之路。

经过一年多的震后规划论证，汶川县境内三江、水磨、映秀三座乡镇，被联合规划为打造成灾后重建的5A级旅游景区。其实，映秀位处213国道的关键路段，是通往九寨、黄龙、四姑娘山的必经之路，同时又是是藏、羌、回、汉四大民族杂居地，兼具人文与生态环境，原本就具备发展旅游的自然文化基因和资源禀赋。

震前在映秀湾水电厂工作的高攀英，震后住进了板房，并将多出的一间做了板房旅馆，7个床位，每床每天20元。同样的商业意识，体现在大大小小的板房小卖部、菜摊、五金店里。截至2009年5月，全镇板房安置点共有民间店铺203家。被迫脱离了大型工业的映秀人，在迫于生计的板房岁月里，好像一下就会做生意了。

2010年10月，广东省对汶川县的对口援建方工作宣告交接完毕。这一年的春节前，映秀全镇上下1400余户集体搬入新家，向记忆中的映秀告别。都汶高速的通车，让映秀镇迎来了比板房时代更多的外地人。急需重新经营生计的老百姓，比政府的嗅觉更灵敏：地震游吸引的游客直接为当地商店和饭店带来生意，都汶高速上的交通管制也为映秀带来大量住店客。

那时，映秀一天的游客量就有数千乃至上万，民间自发的“讲解员”接待了他们。笑起来眉眼弯弯的鱼子溪村村民连华玉是最早的一批“讲解员”。现在，搬入新家的她，与村支书蒋永福成了邻居，共同经营着一笔投入不小的生意。

震前的鱼子溪村位于映秀镇市集旁高山的半山腰，由于原址已不宜居住，全村往山下下移一公里，在一块新铲平的坝上定址了。映秀镇的6566名遇难者公墓，就修在村里。公墓一旁，是汶川地震震中纪念馆。“所以，到我们村里的游客非常多。”蒋永福向《财经天下》周刊介绍，正因为这一机遇，他有了开公司的想法。

其实早在2009年4月，住板房的蒋永福就开起了映秀第一家农家乐“永福农家小院”，来往的援建队伍、施工队、游客让他的小院顾客盈门。一年多经营下来，震后一贫如洗的蒋永福已经积累起了第一桶金，收入“是震前的10倍以上”。住进新房小楼的蒋永福不甘于继续小本经营，把眼光投向了挨着自己的9户邻居。他们10户人通过抓阄分到一起，10栋小楼围成U型，成了一个院子。

凭着农家乐的经验，蒋永福开始给邻居们开会：“我们虽然有房子住了，但是真正要生存怎么办？能不能做个产业？”先后三次会议下来，两户人家拒绝了，另两户欲拒还迎，将自家房屋租给了他们，不参与经营。剩下的6户人家，成立了“汶川县渔家大院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蒋永福任董事长，同另5户一起均为参股股东。

2011年11月，“渔家大院”正式开门迎客，院内的8栋小楼分为两部分，一边是餐馆，一边是茶楼。院内装修加上餐具设施，6户人家投了150多万。除去自筹的30多万，负债110万，这对于没有经商经验的几位合伙人来说是不小的压力。“其实一开始真的犹豫，刚分到的新房就要交出去用来开店，不知道风险有多大。”连华玉说，几位股东都是渔子溪的农民，并不懂经商，开办“渔家大院”后，大家贡献出了自家房屋，自己则只能去山下镇上租房住。

但蒋永福仍在慢慢引导大家向积极的方向努力，他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约定大家先合伙10年，到期后再议是否继续。“开业才一年多的大院想要还清120万的债务并不现实，但如果3年还清，后面7年就是赚的。不可能这么快收回成本，没有那么好的事。”蒋永福一遍遍向连华玉解释，也替自己打气。

说话间，邱洋带着客人上山来了，她正为客人解说公墓和震中纪念馆的故事：“李长春来视察的时候，当时路还没修好，他滑了一跤差点摔下山。”邱洋指了指纪念馆旁边的台阶处，“后来就有了这段爱心台阶，共512级。”

连华玉远远地向邱洋招手，邱洋也热心地回喊“连姐”，扭头向客人介绍道：“这是我的前辈。”

大公司，映秀新管家

在中大集团，“90后”邱洋确实只是小辈。2011年，汶川县委引进四川中大集团帮忙开发映秀景区。此前，中大负责开发的水磨镇景区已经让周边乡镇青睐有加。其董事长冯世斌介绍道：“中大集团就像是映秀的管家，大到广场街道、小到一草一木都得管。”

与蒋永福带着村民自建的小公司相比，这家已经在全国多地运作旅游业的公司显然更具规模、更有经验。入驻映秀后，中大映秀分公司根据管理需要，分为环境工作组、治安管理组、后勤组等不同部门，分工协作景区大小事务。

“前3年是投入期，每年交给政府100万，这之后的过渡期和成熟期，利润分成会更多。”冯世斌介绍说，招商时政府规定，映秀分公司90%的员工必须是当地居民。邱洋就是其中一员，她陆续接受了5次集中培训，并通过考核最终成为中大的一名导游。

对于土生土长的邱洋而言，一时很难有比这更适合的工作了。她的朋友也大多在中大开办的“映秀大酒店”工作，或是与她一道同为导游。由于邱洋是考取了导游证的正牌军，又总是带团游镇，所以很快就出了名。她母亲也因女闻名，刚接完一拨客人，旁边立马就有镇民七嘴八舌推荐：“你们要参观就找她女儿，她女儿是专业导游。”

镇民说“专业”二字的时候，一边点头一边拖了长音强调。这是因为，在中大入驻之前，当地的旅游业主要靠“野导”。“农民穿上民族服装出来，摇身一变就成了讲解员。”映秀镇副镇长徐才英向《财经天下》周刊解释，在旅游市场尚不清晰、也无企业入驻之前，景区有过混乱阶段。一车旅客刚下车，就会被“野导”层层围住，收费和相关服务项目也难以统一，

不利于景区市场建设。

邱洋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她带领的旅游团由公司统一安排、统一收费，她则拿取40%的讲解提成。一个月下来，她能有2000多元工资，好的时候能拿到3000多。这让23岁的邱洋十分欣慰：“在家门口就能挣这么多，比在外地打工好多了。”

作为副镇长的徐才英则考虑得更多。“建成世界旅游温情小镇、防震减灾示范区、中国现代抗震救灾博物馆。”这三个短句，说的是映秀的景区定位，徐才英一口气说完，就像背书滚瓜烂熟的孩子，不过脑子就条件反射地说出来。

震后，除烟草公司和制药厂，大部分企业的厂房仍留在了映秀，只搬走了大片的企业生活区和办公区，因为要给老百姓让出安全区域。由于地震后山体滑坡，土地损失严重。以渔子溪村为例，原本人均一两亩的农田在灾后仅余人均不足三分，靠种地是无论如何也不足以养活自己了。“所以我们发展旅游业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徐才英再三强调，在这样的规划定位下，映秀实现了“家家有铺面，人人搞商业，人人有就业”。

除了直接做旅游，景区配套的服务行业也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张娜(化名)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人。14岁的张娜在映秀中学念初二，军队出身的父亲以运输为生，每月工资2000多元。

4月26日下午4点，赵菊花已经开始收摊了，她是张娜的母亲，自从去年家中老人过世后，她得闲开始摆摊卖旅游纪念品，为多年独自养家的丈夫分摊重担。

但最近的状况并不如人意，4点就收摊的她已经是最后一位摊主了，同一条街上的其他人，要么早就收了，要么压根没出摊。赵菊花旁边的摊位当天就空着，她索性把自己的货品也铺了上去，摆了两个摊位。但她一天下来的销售额仅仅是8元，前一天则是60元。去年同样这个时候，赵菊花一天能卖400元左右货品，刨去成本能挣100元。

比起震前五毛一斤的土豆，现在的土豆是两元一斤，茄子也从一块二变成了五块，因为这些，赵菊花觉得日子过得比震前更紧巴了。她收入最少的这天，家里恰好来了客人，自家院内种的蔬菜不够吃，只好去镇上的农贸市场买菜。“一丁点儿菜，用了五六十元，顶多吃两天。”赵菊花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怨气。

同样有怨气的还有导游、餐馆、客栈老板和其他纪念品摊主。“今天也有老百姓跟我抱怨，说今年生意不好。”徐才英对《财经天下》周刊坦承，她安抚村民说今年还没开始呢--黄金周旅游周都还没到。以前重大节日的时候，来映秀的游客都是几万人，“老百姓炒菜都炒得手发麻”。这几天，镇民普遍向徐才英反应刚发生的雅安地震对映秀生意有影响，外界人以为7级地震一定会让映秀也不安全。

“有人跟我抱怨说：徐姐你看啊，刚刚好一点儿，来个地震又完了。”徐才英说，“这几天景区游人稀少，手机监测显示雅安地震后，日均游客量仅千余人。但慢慢地，先进来的人帮我们宣传，外界知道我们毫发无损就又会来了。”

“为生计，也为了转移注意力”

“如果在映秀碰到地震，不要跑，待在建筑里是最安全的。”徐才英经常这样向外乡人介绍。

这种打保票式的言语并非空口白话。在重建过程中，包括贝聿铭、吴良镛、奥运会“鸟巢”设计者安德鲁在内的国内外建筑大师齐集映秀，负责设计。对城镇居住点按抗8级地震烈度设防，重点建设项目如医院和学校按9级设防；设计施工方面大量应用现代建筑材料和先进技术。整个映秀镇就是最新抗震技术集中展示的示范区，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居民的房屋比我们办公楼更好，全部是整体打桩。”徐才英一边说，一边比画了一根碗口粗细的桩。在映秀转型为景区的争议声中，这位景区管理处的负责人，已经在与外界的沟通中竭力避开“地震”字眼，而用“特别”来形容映秀这一旅游景区。

但是，地震给居民带来的伤害，却不是那么轻易就能避得开。

也许5年的时间还不够长久，小张娜至今仍无法忘却9岁那年的地震阴影。4月20日早，雅安地震，她从床上爬起来，慌张得想从窗边跳楼，最后因为太高而害怕，才打消了念头。其实，比起5年前的那次，这次映秀的震感要轻得多。当年，张娜的班级因为体育课逃过一劫，但她仍失去了两位老师。“孩子在几年后想起来，依然会大哭。”赵菊花心疼地说。

邱洋也会有意无意地回避5年前的地震情景。此前，有游客好奇地询问她“地震时就读哪所学校”，她简单用“在外地上学”敷衍过了。其实，她是家中独女，5年前就读于镇上的漩口中学--就是那所被保留为遗址、整个教学楼斜插入地下的学校。当年，母亲从废墟里挖出被埋了半截的她，至今她的背上还留有手术后的钢钉。不过，面对外乡游客日复一日的询问，对于自己的过往，邱洋自我保护地回避了。

就连徐才英在景区管理处新来的实习生罗云萧，对着工位外的学校遗址，也难以完全平静。当年就读高二的她，震后被学校统一安排到异地复课，直至高考。高考后回家，她见到多日未见的学校遗址，“顿时就崩溃了”。

比起年轻人，中年人则乐于猜测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他们的赈灾款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不能接受全国人捐了那么多钱，却没能让他们住上免费房屋的现实。他们的新房是按照每平米770元的售价自己掏钱购买的，为此震后一贫如洗的灾民大都选择了贷款。尽管贷款无息，但最近银行开始集中催款了，一家之主们都很焦躁。

对因在地震中失去两位亲人而陷入持续悲痛的蒋永福来说，“地震”更是不可提及的字眼。沉浸在带领村民做一番大事业斗志中的他，被一位游客问及当年，就变得怒不可遏。一旁的连华玉赶忙对来人解释：“地震后，不找事做的话每天都会想到那一幕，不谈到还好，一旦谈到都会非常难受，也会流泪。几家村民甘冒投资风险，合伙开办‘渔家大院’，一方面为了生计，一方面也为了转移注意力。”

至少客观上，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效果还不错，不仅让映秀人暂且忘记了疼痛，还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以渔子溪村为例，地震之前整个村子204户，十几辆车，外出务工人员一两百，现在256户，80余辆车，不到10人外出务工。“我们现在是一个旅游集镇，大家都想买车，一是便于交通，二是便于拉客。”蒋永福解释道，旅游业的整体带动，也让很多劳动力回流，留在了映秀。

现在，不论是小烟酒铺还是早点铺，酒店服务员还是物业清洁工，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更加用力地生活着。

周六下午6点，罗云萧在政府工作的父亲仍在紧张地开车巡逻，女儿两次从他身边路过打招呼，他都没有回应。罗云萧笑笑说：“他可能根本没看见我。”

刚刚接待完阿坝州旅游局局长考察工作的徐才英，正一溜小跑回到办公室，一边擦汗，一边语速极快地部署未完成的工作。她患尿毒症晚期的父亲，正躺在都江堰市的医院，等她探望……

在这个群山环绕的水镇，藏羌风格的屋宇沿渔子溪次第展开，时间如逝水从镇旁的岷江奔过，似乎是在与灾难留下的伤痕赛跑。在废墟中从零开始的映秀，依赖着旅游这一命脉，正艰难地恢复着之前半个世纪工业经济缓慢累积的繁荣。

经历了几年旅游经济的洗礼，镇里四十多岁、说了半辈子方言的农民，现在“普通话都很牛”。说到这里，连华玉哈哈大笑。蒋永福似乎也被她所感染，平复了情绪，认真地对记者说：

“我们在这里依托于地震重建，是为了摆脱地震、忘记地震。将来想要你们看到的，是别的风景，让你们看到活着的人在为逝者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