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文字实录

2011年11月21日 18:48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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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著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2011年11月19日与凤凰网财经频道《总裁在线》栏目展开对话。薛蛮子在谈及自己的创业经历时表示，在美国赚取的头一个100万美金没有靠有能力的爹，而是凭自己的本事。

爱好发微博的薛蛮子坦承，在对待微博这一问题上，国家的尺度在放宽。因为经历过经济能力的提升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温饱之外地事情。薛蛮子表示，这是当下中国最微妙的时期。

薛蛮子还表示，微博是为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既让人有了一个接触更多知识的平台，也让一部分人可以发泄不满。薛蛮子认为，微博是同中国社会一起在进步，波折会有，但健康发展是其最终道路。

作为天使投资人，薛蛮子谈及自己的投资心得时提出，投资讲究救济不救穷，要授人以渔，让弱势的群体能够自己谋生，赚取利润，才是所有投资者的共同心愿。

凤凰网：之前那个演讲里面，你曾经提到过一句话，当时我在听你演讲的时候，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蹭的一声就站起来了。因为你当时说1966年8月18号早上四点钟，一片人群天安门广场，说五点钟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突然站到天 安门城楼上，而且你有一句话特别逗，你说你很激动，都快晕过去了。

薛蛮子：对。

凤凰网：但是紧跟着又一句更酷的话说，从那以后中国就没有念书这回事儿了。

薛蛮子：对。

凤凰网：这句话给人印象太深刻了，我观察的从激动的晕过去，到没有书念这种情绪和现实的反差是非常大的，可能一般人不会关注到这一点，我想了解您在13岁之前教育没了这事之前，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薛蛮子：我前些日子在微博上有个人说人生是不同的床位，我当时微博上说了很长一段，我0到13岁是一个贵公子的生活，因为我家里是共产党的官，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又有司机、又有保姆、又有厨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13岁做了红卫兵的时候，那阵8•18第一次毛主席到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不上课了，全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我们迅速的到了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0到13岁以前我小学是在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学叫第二实验小学，我们同班的同学也都是中南海的刘少奇的女儿、朱德的孙子、胡耀 邦的女儿、李先念的儿子，反正我们这的副总理级以上的有七八个，然后有一大堆中央委员的孩子，我爸的官是班里头最小的之一，也有平民子弟，我们班长就是胡同里的一人。

所以那时候很有意思，我想我们的童年是一个标准的幸福童年。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现在每个小孩都去接，那时候我们都是大官的孩子都自己走路回家，没那事，每天爹给五分钱买一个奶油冰棍，三分钱就买一个红果的，然后一回去含一根冰棍就回家了，特方便，没那事，社会也比较简单，大家都学雷锋，都巴不得捡个钢嘣，第二天交老师可以表扬一下子。

凤凰网：但是那个时代，物质是比较平乏的，但是对于您来说，您这个家庭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蜜罐的生活？

薛蛮子：我认为在当时我认为在文化革命以前人的贫富差距相对较低，一个大学生大概挣56块钱，我父亲作为一个部长挣个299块钱，我母亲做个司局的干部挣个138块，我妈的工资跟国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挣的工资一样，14级干部。

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59块钱的大学毕业生和一个138的王光美，差别并不是了不起的大，而远远不是今天，一个房地产商家里头拥着100多个亿，他们家用的保姆一个月给800块钱，这个概念在当时完全没有的。

凤凰网：您说插队的地址说的特别顺溜儿，我今天想问一下。

薛蛮子：我那个地方叫乌拉特前旗长胜公社先进八队小东淖南队，小东淖就是一个小水涡子的意思。

凤凰网：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的年龄应该是15岁，那个时候在您走之前，父母亲。

薛蛮子：我爹早进监狱了，我妈马上上五七干校。

凤凰网：但是走之前，家人跟您嘱托了一些什么？

薛蛮子：啥都没有，去吧，那时候家破人亡，家里头也被赶走了，我老娘下五七干校，我们家当时，我去插队的，其实最动感情的是我们家我的老保姆，老保姆哭的泪人一样，说哎呀咱们家少爷受这么大的罪过，印象极深，我们家的王大娘从小抱着我，大概一岁多就抱着我，这个是非常有感情。

凤凰网：是农村人？

薛蛮子：农村人，河北三河县人。

凤凰网：当时我记得15岁是1968年，我记得很清楚，1968年民间诗人写了一首诗叫相信未来，不知道您知道这个吗？

薛蛮子：我知道。

凤凰网：第一句“当蜘蛛网无情的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然这是很诗意的东西，我们在生活的那个年代我觉得是可以找到对应的事情，正是在学习知识的大好年华，这事儿你有没有抱怨过？

薛蛮子：没有。当时郭路生也是我们的朋友，郭路生可能也到我们的村里来过，基本上我们当时的小伙很多人认识他，我们有很多所谓的诗人。今天我们看到文化革命的时代，你认为是个非常苦难的时代，由于大家普遍的苦难，大家也不觉得苦难了，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解放感，首先不用上学了，也没人管你，人生中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命运，你自个儿挣公分吃饭，有本事就吃，没本事就饿死。

就是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没人告诉你爸有罪还是没有罪，也没人知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每一个我觉得都受了一个普遍的所谓的正统教育。

所谓的正统教育是中国传统的仕子治国平天下，每一个人关心的事都是中国向何处去，那时候我们天天吃饱了，没事，就是看着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拿着小本，你们家养多少鸡，一年挣多少公分，钱够不够花，农民要走共同的富裕，我们天天每个人都心雄万夫，都要救中国。到农村的时候，尽管大家回头看起来实际上甚至是一个幼稚可笑的事，但我认为当时是多多少少极富理想主义的色彩。

周末冬天的时候，所有知识青年混在一块儿，讲一讲中国是不是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农业的道路？还是其他的道路？

所以有非常丰富的讨论，尽管到最后林彪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幻灭，国家的一个接班人写入党章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要暗害毛主席的主，当时首先对毛主席的一贯正确和无往不胜，四个伟大大家都产生了很多的怀疑，从此之后，也是一个对所有我们人生以前传统的教育，有一个质疑和反思的过程。

凤凰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想学习学知识。

薛蛮子：一直是，所以我在农村的时候，我是带了五六百公斤的书，每天看书。我在农村现在人家给我的印象就是蛮子是一个每天坐在厕所里还读书的家伙，我是一个我们农村里头唯一一个一天割15个小时的麦子，回来所有人累趴下，我一定要点着煤油灯，做点笔记，觉得今天没看点书、没做点笔记，好像白活了一天似的。

凤凰网：其实你正回答了我下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特别奇怪，您说您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翻译过一个英文的著作，翻译过一个法文的著作。

薛蛮子：翻译书那时我户口在农村，那时我已经回来了，农村绝大部分读的书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有文学、屈原传、楚辞看的都是这个，那东西学英文是回到北京很偶然的一个原因，就是跟人家打赌，有人说一个月能学900个单词，我说900个怕啥，咱比这多怎么办，多了请你吃顿饭，当时饿的都疯了。

赌个气了，咱玩，一个月学了1200个，学完了就没招了，学了1200个继续学吧，小车不可抖，只管推，所以就跟人家吃完了莫斯科餐厅之后，就开始学英文，我们花了六个月的工夫，就把英文大概弄的差不多，我大概开始一年之后翻译小说了，那时候花的时间很多，一天也是跟上微博似的，一天十几个钟头，玩这事，一定要把这个搞透，所以我那时候从许国璋一、二、三、四，大概四个月就学完了，然后一个月学了一个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

后来买本张道真的英语语法，然后六个月以后开始看书了，看报纸、看书了。

凤凰网：所以你自己去翻译这个著作，这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薛蛮子：我觉得是个乐趣，对我们来说中文的书那个时候能找到的中文书基本都看完了，到图书馆里最好借的就是洋文书，洋文书没人管，北京图书馆随便借，《麦田的守望者》、《在路上》啥书都可以看，什么叫存在主义、让保尔萨特什么都有。

所以学完了英文还意犹未尽还学门法文，吃饱了撑的，那时候荷尔蒙过剩，所以精力旺盛，那时候学完了这个还学了半年日文，学完了马上要考研究生，那时候日文就瞎了，就不学了。

凤凰网：不管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后来到9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影视剧作片像《年轮》、《孽债》这些其实都是在反应我们讲的知识青年在大的时代背景，小人物个人的命运。其实你自己现在回头来想一想的话，您在内蒙古的时候，你有没有像他们那样，挣扎的不行，然后特别想我要回北京，不能在这呆了？

薛蛮子：从来没有，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北京没法回北京，我爹还在监狱里头，我根本回不了，户口也没戏。我首先就不符合硬标准，属于不能达标的货物。

第二个，我也不急，我认为在哪呆着都一样，那时候可能是我人生中非常好玩的事，天天拿本时代周刊、泡泡妞，跟人家谈谈恋爱，看看书，学个英文，见见高人，都是中国的一级二级教授，最有名的牛逼的人，跟他们聊聊天，我觉得特好玩，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可能是人生中相对来说又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属于毛泽东的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路子。

凤凰网：您有七年的时间在内蒙古对吗？

薛蛮子：对，我的户口在内蒙，实际上我一年12个月呆在那，只是头两年，头两年之后农村的时候基本上不鼓励，因为确实是我们村才200多个人，来了30口的，基本上就跟老百姓抢粮食一样，我一吃老百姓也不怎么欢迎我们。

所以到了第二年之后，一半以上人都走了，家里的货都给人，我们同村有谷牧的儿子，周子健的儿子，这些人当了兵了，一大半当了兵，剩下的到城里去了。

像我出身不好的，就继续坚持，老乡说，你这小孩才15，还没撬棒高呢，你想怎么呆着我们不管你，你也不跟我们分粮食，不挣公分，他不折腾你。我就回北京开始做北漂。

凤凰网：不管是什么人，他一定都有一个先认识自己的过程，然后他才会有一些想法。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想法，虽然是在封闭的，单纯的，充满革命理想情怀的这么一个年代，但是你不是一个傻子，你肯定会为自己打算，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没打算吗？

薛蛮子：我那个时候我认为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我个人认为是我对自己读个大学，找个工作，我没想这事，所有的人都去了，被动员一下，我比较淡薄，我个人认为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自己那时候可能是比较木吧，我们村里30多个人，最后留在村里头两三个人，我那时候我也没回去，我觉得在北京呆着什么时候世界变了，就行了。那时候没有想过多的，说我要怎么上大学，找个什么好工作，取个城里的媳妇，全都没想过这事。

凤凰网：现在关于上山下乡这个评价，一般有两方面争论的比较尖锐的观点。第一个观点主要认为耽误了年轻人大好的年华，就是负了一代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农村锻炼吃苦，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

薛蛮子：我觉得这两件事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从国家政府来说，把几千万人一夜之间赶到农村去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专制主义的做法，从个人来说，我认为我几年在农村给我一个人生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农村，我跟一个半哑巴的人睡在一个炕上，每天混在一块儿，那个哥们叫挡子，还该我50块钱，走了还没给我呢。

挡子的智力比较落后，那时候外地来个逃荒的女的，大家就把逃荒的女的给他撮合给他做老婆，那时候我才搬出他们家来，那时候要不然我们哥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时候大舌头话都说不清，我那个时候对我人生的中国的了解，我做为一个北京所谓的贵公子突然到了世界最底层，对我的反差是很大的。

凤凰网：您说这一点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您说您在十多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伟大的光明的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外，还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

薛蛮子：对。

凤凰网：1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跟您自己非常强大的人生落差阶段有关系？

薛蛮子：可能是吧，我个人认为跟看书有关系，我最开始首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怀疑，然后对共产主义的怀疑。

我就发现全世界并不是人人都相信共产主义，而且好多所谓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伯恩斯坦，什么考斯基，玩的也不是，各个国家每个国家其实都有并行不悖的理想系统，都有他们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一看英文就知道，人家不是地域，人家不是在水深火热的黑非洲整天都被人美国整，不是这么回事儿，当时发现到实际是个多元的，所以我在网上不断的说，鼓励大家门外语，学了外语能够到外国任何国家换一个不同的视角看一个世界一下子你的眼界就开阔了。

当时我觉得学英文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看到不同视角看到的问题，当时觉得特别新鲜。

凤凰网：您当时1986年的时候考了那个专业的全国第一名，您在演讲当中提到说，具体考分提的非常清楚，英语是99，政治42，而且你说政治是死活记不住，重复了一遍死活记不住。我想问您，您是天生的对政治不敏感，还是对政治考试不敏感？

薛蛮子：我觉得对政治考试的八股深恶痛绝，要记住几个坚持，而且心里头，打心眼里头对这个所有的八股的事，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一代都是所谓幻灭的时代，我们从小受着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突然到农村发现人生不是那回事儿，人生所有报纸登的事和你到农村日常的生活，老百姓关心的事儿，都不是报纸这些事儿，我们人生真正维持生存，怎么能往上，也是跟我们书上教的都不一样。

我觉得一个反差，小孩的教育最大的悲剧就是你在家庭受的教育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到了学校之后，到社会，南辕北辙，绝大部分人就晕过去了。

凤凰网：现在很多都是。

薛蛮子：都是如此。所以你学校你教的那点书，到社会上全都没用，马上就瞎了。

凤凰网：您的孩子现在是在哪读书？

薛蛮子：他们现在在中国读书，在北京。

凤凰网：是读那种传统的？

薛蛮子：他们开始小孩在国内的小学，现在他们中文差不多了，作业太多，我一看到作业，我都做不出来，那语文复杂的不行。

凤凰网：去国际学校。

薛蛮子：我说去国际学校，我让他们学点中文，我对他们要求很简单，男孩儿能看懂金庸，女孩能看懂琼瑶，英文能看懂PTT，就行。

凤凰网：我知道您本名并不是薛蛮子。

薛蛮子：是，我本名生下来就叫我蛮子，因为我父亲是四川人，母亲广东人，所谓蛮子就是我生下来九磅半特大，就跟胖子一样。

我到四岁、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改了名字叫薛和平，到了幼儿园的时候，混了快两年，我的2月18号生的我如果是7岁上学以后得到7岁半才能上学，我爹就说，干脆就6岁半上学，老师就说这孩子智力发达有问题，跟人沟通，蔫蔫的在托儿所肯定得留级，还在托儿所再呆一阵，我爹不听这个，说我儿子怎么就变成一个弱智了，改个名，改成薛毕群吧。

凤凰网：这么有意思。

薛蛮子：对，一改我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就口若悬河，就上小学，上了小学之后，一到文化革命，我就回来，一插队，我1968年又是蛮子，全世界我们农村人只知道蛮子，不知道叫薛毕群。从那以后，到美国就变成查尔斯•薛了，所以蛮子就是我人生58岁，至少有50年叫这蛮子。

凤凰网：是这样的，有一个词牌名叫菩萨蛮！

薛蛮子：跟这个没关系。

凤凰网：其实我在了解您的过程当中，在做采访的准备过程中，我把您分成两个部分。不一定科学啊！

薛蛮子：没关系。

凤凰网：因为您做历史研究，包括您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是您传统的一方面，薛蛮子的中国的一部分，您去做投资这个是薛蛮子美国的一部分。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从中国的这部分，到美国的这部分，它是如何跳过去的，在您出国的前后，您是怎么样触发这个想法？

薛蛮子：我当时认为能够到海外去读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我父亲在1925年的时候，有幸去了苏联，去了若干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认为一生中他出国对他一生的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他之所以在北京做了副市长，他是北京所有市长唯一能说俄语的，那时候我们苏联老大哥，跟莫斯科市长的沟通，都是靠着我爹。我认为，对他来说，我爹认为我是一个大嘴巴，一个极为自由自在率性的人，在中国的任何政治运动中，第一个打成右派，右倾和各种意见分子，一定是他儿子，他说你离着那事远远的。

凤凰网：他跟你说过这个？

薛蛮子：说过，说考研究生，离越跟政治越没关系，你就考哪个。我恨不得考考古，搞新石器时代，越不沾边，就写文章就不会破坏你，说你这个人太猖狂。能到外边出国，你就先出去吧，我爹给我写封信，人不出门身不壮，火山地不肥，赶紧出门。

凤凰网：所以我很感兴趣，您在研究生的时候学的也是相关专业，甚至您在国内的时候，您不一直朝这个方向发展，甚至包括您到美国去的时候，您在大学也是学这个方向的，结果你就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薛蛮子：那时我也说了，我说人生对我来说是个很多的事完全不可预测。我小时候在文化革命的晚期，我一个邻居，这个人刚刚去世，他是中芯公司的董事长叫江上舟，今年他癌症复发去世了。

他当年是清华大学的老大学生，在1966年、1967年的时候我们经常一块儿郊游，上各种山，三山五岳去了，我1967年14岁的时候就去过泰山，花了五天的工夫，骑着自行车，我们那时候就折腾。他就说蛮子你长大要干什么，我当时就晕了，我那时候14，长大了干什么没想过？第二天回来了，我说跟毛主席一样，咱们得救中国，我要从事政治，当时只有政治这事儿最光荣伟大的就是跟着毛主席走，最开始就是这思想。

到了农村，所有的是中国最关心的，听听美国之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业该怎么着，工业该怎么者，中苏的矛盾是谁对谁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咋回事儿，关心的都是这个。

事后，时间长了我觉得对政治的幻灭，尤其是逐渐看的书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后来，就变成一个喜欢知识，尤其是见到了很多的极富知识的像沈从文老先生、陈占祥老先生，这些日常的，我每个礼拜都去学英文，几乎每个月到沈从文他们家去玩。所以耳闻目染，对历史、对文化的了解，而且自己就不想跟任何政治沾边的事儿，凡是跟政治沾边的都不沾，那时候就想做个学者。

学者做了研究生之后，到美国又发现，学者特没劲，美国的学者也有好多罗嗦的事儿，也勾心斗角也跟政治差不多，就是规模小多了，每个人谈的就是科研预算，谁多那几个助教，那事儿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一看美国人这么多有本事的，我还可以做生意，咱们就做生意去吧。大家就这么着又变成了一个做生意的人了。

薛蛮子：找公务员是找的一个非常安全，而且是找的是一个铁饭碗，首先他有公房，有公车可以迅速的，能相当稳定的劳保。当年投政治的人都是有一种湘江评论的路子，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这路子，天下为已任，这是文化革命小时候带来的，也是毛主席给所有人带来极为激进的政治理想，跟这个有关。现在我觉得投身政治的人，都想的特明白。

[责任编辑：zhangsw] 标签：薛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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