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实录(4)

2012年03月18日 11:04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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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经济峰会的午餐上谈到现在有一个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出现，这样一个新秩序的出现需要相关的制止和相关安排进一步做出改变，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是有一点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是我们需要资金的转移，因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承诺这方面转移支付总量还不够，新的货币机制安排之下，还需要全球性的储备货币。我们谈到人民币成员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它也是解决全球新秩序建立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总结我想谈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对中国来说要持续创造大量城市的就业机会，同时要进一步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能太植根于GDP，唯GDP增长论，因为GDP增长论会造成短视，会造成一些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更重视公平，还有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教育、医疗还有其他的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等等。

我相信中国这样一个改革日程不仅仅能够成功解决中国在全球面临的问题，包括欧洲的放缓和美国赤字问题，同时可以帮助中国自身实现结构的调整，这样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可以让相关的收益得到更广泛的分享。谢谢。

王梦奎：非常感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他对中国现阶段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广泛意见，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谢谢。下面进行大会讨论时间。

摩根大通：非常感谢，我是来自摩根大通的，非常感谢您全面的介绍。我想先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谈到监管作用的时候我想做一些评论，我们应当做一个区分，一方面是呼吁更多的监管，另外一方面是呼吁更好的监管。在过去危机当中，至少在金融领域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监管确实是需要进一步改进，尤其是包括相关的金融机构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好的资本的缓冲，更少的杠杆，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注意到在前一次危机当中需要现行的监管规则并没有得到实施，同时还发现存在着监管缺失的问题，而不是说监管规则本身并不存在的问题。我们制定相关监管规则的时候要保证他们最后的实施。

第二个评论是关于合作的意见，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当国家实施各自的监管规则的时候，可能就会丧失一个全球性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合作和协调，有时候会带来一些监管套利的问题，监管套利已经带来很多的扭曲和很大的成本，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然后有一些监管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如果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这样大家可以通过互动和交流，包括商界和政府的监管部门进行更好的合作，因为双方不是敌人，是合作伙伴。谢谢。

王梦奎：非常感谢您所做的评论，我也知道您是论坛多年来积极的参加者，我想这个评论不需要两位发言人来回答。下面哪位来提问？

提问：刚才张主任和斯蒂格利茨教授都强调了对于服务业发展在中国可以扮演的角色，尤其在促进中国再平衡和经济调整的过程，但是似乎两位都没有谈的更为清楚一些，我想听的更细一点，比如说对于服务业的强调，当然是至关重要，想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服务业是更加劳动密集型的，同时它能够让中国一方面增长可以放缓一定的空间，另外一方面仍然可以通过服务业吸收更多的就业，服务业的单位GDP就业量平均要比制造业高35%，第二点，服务业可能是没有那么资源密集型，现在中国对资源胃口已经必须大，尤其对油气和其他资源等等，这一点是非常好的。第三点，与之相关的服务业可能带来的污染会更少，所以这是服务业非常重要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再平衡，所以我想听听张主任的观点，就是发改委对于鼓励服务业全面发展尤其对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在未来几年有什么样的规划，然后想听听斯蒂格利茨教授对于服务业驱动的发展模式更多的优点分析和优势方面的细节介绍。谢谢。

张平：正如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刚才您讲到了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比如说增加经济的多样性，我还想问，制造业生产率已经是非常高了，产能非常高了，不能再进一步提高，但是农产品这个行业是否可以再进一步提高。另外刚才主任讲到的除了服务业之外还有健康都是我们所关注的领域，这样一些行业政府也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能够对于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要保证市场上人们获得医疗保健的服务，另外还有文化服务方面。但是有一个障碍，服务业发展的障碍就是缺少融资，所以发展一个好的融资渠道和市场，特别是对那些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讲几个评论，我非常同意在监管方面有一些失误，有一些监管者可能不是非常清楚为什么需要监管，如果没有监管目的非常清楚的了解，就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管，所以监管者必须要了解外部性和代理成本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才是非常有效的监管。另外有很多的讨论我也非常同意，就是进行国际层面的合作，国际合作不应该使国家自己来制定自己的监管框架，没有自己的监管框架就不能来有效参与国际合作，也不能只是来做合作，而不做自己内部的事情。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做这个，成本代价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国家来说保护自己金融市场的健全，保护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能说参与国际合作作为国内不做事情的一个借口。

斯特恩：非常感谢，我座谈也讲到财政实力的重要性，因为财政实力能够给政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个应对危机的能力，中国的公共财政在健康、保健和防老养老方面都是非常充足的，也是有进一步扩大开支的需要，另外，税收是25%的水平可能要提高到30%，所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另外也要全面看一下税制改革，包括自然资源税和物权税、房产税等一系列的税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非常强烈同意你说的这些观点，不仅是里刚才讲到这样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比如说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平衡、不均衡的现象，所以财政的基础需要进一步的扩大，税制的改革比如说自然资源税、污染税、环境保护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收入所得税这些改革都会有所作为，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同时减少经济中的不平衡性。

张平：在今后一个时期，财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程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这一点在刚才李克强副总理的主旨演讲中，特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做了深刻的阐述。中国的财政是稳健的，所以中国财政支出方向也是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这方面我们将发挥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促进民生的改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博斯金：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刚才讲到服务的外部性的概念，还有竞争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有一部分是同意的，你讲到了市场失灵，这是你强调的，虽然你讲了，但是你没有提到政府失灵或者是政府不作为的问题，或者是政府监管不得利的问题，包括他在做政策设计的时候没有做好，您是否能够再补充一下如何来避免刚才讲到的除了市场之外，政府这个层面出现失灵的情况怎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