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限购难驯通胀

2012年01月16日 09:30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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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限购甲物禁令，可以“平稳”甲物之价。但货币资产还在，市场货币购买力还在，人家就转向购乙物。移来推去，货币购买力在市场里“漫游”，物价上涨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购令有可能成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积极推手。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但表现出来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则是物价的上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物价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抑制通胀？

显然，以限量压制某些商品之价格，虽然一时可以达到限价目的，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压住了通胀。搞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物价上涨从一个商品“撵”向另外一个商品。

通胀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人们受通胀预期的驱使，持币在手，欲以购买商品和资产来保值，免受通胀的损失。这里包含的行为逻辑像铁一样硬，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废除的。政府出台限购甲物的禁令，当然可以“平稳”甲物之价。但人们的货币资产还在，市场的货币购买力还在，不准购甲物，人家就转向购乙物。你再禁购或限购乙物，人家又转购丙物。移来推去，货币购买力在市场里“漫游”，物价上涨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购令有可能成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积极推手。

可以换个角度看。给定流通中的货币偏多、加息又不能一步到位的现实，较高的市场成交价不但“反映”通胀，其本身也会“释放”部分通胀的压力。比如人们花钱买了米、买了面，或者买了车、买了房，这部分花出去的钱就转为商品实物，或转为实物资产。到手的米、面、车、房当然可以再卖，再次转为货币资产和货币购买力，但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商品或需要马上消费，或资产再变形有交易费用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既然因为不看好货币的保值功能才加入花钱者的行列，这部分买家一般就不再偏好持币，而宁愿持有商品和实物资产。这样一来，原来他们手持的流动性自然就“消停”了。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用我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来说明。上世纪60年代，我还在上海读小学、升中学，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受到美味食物的诱惑。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供应极度紧张，政府松动政策后，允许“自由市场”开放。于是通向学校的街道两侧，摆满了各式食品摊位。什么吃的都有，就是价钱不菲，比凭本计划供应的要贵上很多倍。可惜家母从来不给零花钱，唯有她认为合理的需要才酌量拨款。

这样，我对路边诱人食物的需求当然“刚性为零”。好在家里还有网开一面的地方，就是妈妈买了一大罐伊拉克蜜枣，锁在大衣柜里，每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发孩子几个过过瘾。那时的伊拉克蜜枣，进口的，每市斤要卖5元人民币。

后来读《陈云文选》，才懂得这是处理上世纪60年代通胀的措施之一。陈云说，“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这里的“几种高价商品”，也包括本人当年吃过一个就永远记住那个国家名字的伊拉克蜜枣。

计划经济下也有通货膨胀，成因也一样，“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当时钞票多发的原因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国家财政)账面上收大于支的数字‘显然是有虚假的’，实际上，‘四年来国家有很大的亏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几十亿元，或者更多一些。’其中，一九六一年国家亏空五十七亿七千万元。一九六二年，……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五十亿元”(见《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页)。

结果是，“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治本之策，当然是增加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供应，同时控制货币供应，并想办法把已经在流通中的货币存量收回来。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课是千万不要以为把所有物价都冻结起来，就等于控制了通货膨胀。要明确，稳定物价绝不等于稳定通胀，正如管住了温度计并不等于管住了气温。把当年每斤5元人民币的伊拉克蜜枣放进物价指数——测度物价的温度仪——当然会提升物价的读数，但经验说，那正是治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要害的是，这部分带高了物价指数的商品物价，是不是像上文点到的那样，卖方收回的货币量多，再花出去的货币量少？如果做得到，通胀时期部分物价的上涨，也可能避免物价冲击社会更敏感的领域，直到最后把已发出的过多货币引向根除通胀的正确方向。

《货币的教训》，周其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本文选自该书第三部分，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