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熊叫屈的道德

2012年03月03日 02:59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肖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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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漫画

因为“活熊取胆”，归真堂IPO申请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抵制，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据媒体报道，动物保护组织动员了72位知名人士联名反对)。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假设这样一个前提，即熊在取胆过程中要忍受痛苦，而不是将熊是否痛苦作为争论的话题。这样可以撇开无意义、也不会有结果的、甚至模糊焦点的技术性争论。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我们讨论的是归真堂以及归真堂的熊。因为作为动物之一种，黑熊是广泛存在的；因此，活熊取胆也大量存在，不排除存在一些技术含量低的粗暴做法。

说实话，作为人，在熊取胆过程中，它是否痛苦，你我都无法感觉到。即使你感觉到了熊很痛苦，那也只是熊的痛苦，而不是人的痛苦，至少直观上如此。而且，如果要就此谈论痛苦，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人世间比熊痛苦的事多的是。在连人的许多痛苦都无法消除的时候，滔滔不绝地谈论熊的痛苦，至少是奢侈的，甚至是矫情的。因此，以熊之“痛苦”为由认为活熊取胆不道德，进而反对归真堂上市，实在太勉强。

衡量活熊取胆是否道德，实际上与两个问题有关：一、很明显，是熊之痛苦与人之痛苦的比较问题。即使像一些反对者那样将熊心比人心，那么，我的结论仍然是人的份量与位置要高于熊。二、在这里，道德问题不是“痛苦”、“残忍”两字可以尽述的，本质上是行为正义的问题，即归真堂活熊取胆是否正义之举。因为以“残忍”、“痛苦”为标签的空泛的道德诉求，无助于我们弄清事情的真相。

上面已经提及，以“痛苦”为由的反对诉求，表面上有强烈的道德感，实际上这种道德很飘渺，很空泛。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言行顾及了熊的道德，但忽视乃至践踏了人的道德。可以肯定，这样的道德观除了迷惑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并进而煽动他们的情绪之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那么，熊取胆时带给一些人的不适，更不可以成为他们反对归真堂的理由。因为他们的不适或痛苦只是自己的一种心理反应，与归真堂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牵连。

即使这样，我仍然不愿低估这些反对者的慈善之心。我相信他们为了保护黑熊付出了自己的深情厚谊。但是，接下来，我们必须追问，保护动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当然，不是为保护而保护，更不会不惜一切代价而保护，是为了维护自然的生态环境，让世界处在和谐的平衡状态，以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这样的保护与对动物进行合理的经济利用并不矛盾。在保护稀缺动物的同时对它们善加利用，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其有效性获得了严谨的理论支持。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动物保护法不干涉对动物的商业性养殖。归真堂繁殖、饲养黑熊，没有围猎、捕获黑熊。即使按动物保护者的要求与行为标准，这对黑熊种群数量以及它们原有的均衡关系并没有产生不好的影响。

相反，与熊胆有关的药品市场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中药原材料的一部分，熊胆粉的应用是广泛存在的。即使像动物保护者所说的那样，熊胆粉能被人工合成药取代，也不能否认天然熊胆粉的独特功效。作为归真堂，饲养黑熊耗费了大量资源。因此，对黑熊进行合理的经济利用是它的权利。它有权处置自己的工具与产品，就像其他企业能自主地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一样。而且，归真堂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触犯国家法律。因此，在“黑熊养殖——取胆汁——生产熊胆粉——销售产品”链条上，归真堂的利益是完整、连续、合法有效的。阻止归真堂活熊取胆，本质上妨碍了归真堂使用自己的资源，侵害了其使用自己合法拥有的财产的正当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给归真堂的行为做出价值判断：第一，没有侵害野生黑熊种群，没有减少其数量，只不过为了对熊进行经济利用而繁殖。第二，熊胆粉是许多中药的原材料，能祛除病人的痛苦。可以说，这样的行为，没有对动物生态产生负面影响，只不过用黑熊的“痛苦”换来了人的“幸福”。

其实，人类行为道德与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命题。自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以来，关于道德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歇过。边沁时代，评判行为是否道德，标准就是看行为的影响与结果。按照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如果行为所带来的幸福大于痛苦，该行为就是正义的、道德的。虽然后来的伊曼努尔·康德、约翰·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在边沁的基础上扩充了道德理论，发展了要求更严的道德哲学，丰富了行为正义与否的新标准，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衡量行为正义与否，仍然是有效的与必要的。在归真堂活熊取胆这个事件上，得失是非清楚明白，用不着高深复杂的理论。这种行为虽然与动物保护者的希望与愿景相冲突，但与中国现实的生活状态是紧密相连的，有着坚实的道德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归真堂的反对者除了“残忍”、“痛苦”等貌似人性的说词之外，几乎提不出什么实在有效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主张。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种为熊叫屈的道德实在是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