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想”被抽取胆汁的熊

2012年03月06日 16:38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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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发明用熊胆等动物材料治病救人并不可耻，然而，当代那些与偷猎、虐待动物相牵连的产业和个人是可耻的。古今之间一个决定性的差别在于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规模

刘县书

活熊取胆，犀牛磨角，鱼翅象牙，虐猫吃狗……每每在这类动物保护话题讨论的后面，会看到有人对此进行批判。为此类事件辩护的人也往往打着在全球化中维护传统文化的大旗。把此类事件中的冲突变成中西文化之争或中西利益之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被误读的中国文化传统

只要仔细分辨，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生产方式，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在当代中国或世界并没有任何动物的生存困境应该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

从意识形态上，在中国传统主流的儒、道、释思想中，都含有顺应自然、与其他生命和谐共处、中庸谦恭等要素。佛家讲究众生平等，自不待言。儒家虽然认为“禽兽”无“礼”“义”， 比人低下，但承认禽兽也是有知有情的，人也应善待它们：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天人同道，好恶均心。人不好异类，则天亦不与通。人虽生于天，犹虮虱生于人也……”(《论衡》)

道家更强调人与万物的统一性、有限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

中国传统很少把人放到绝对凌驾于大自然或其他生命的位置上。中医本身就是一种取法自然、旨在回归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的“自然医学”，古代中医一直从天然动植物那儿取材，经简单加工后用之于人，其实比近现代以来的西医和西药更贴近自然、有机、生态和谐的精神。在农业、饮食、交通、生活方式等许多领域，当代许多环保主义者都在倡导回归自然、减少人造化工产品，难道到了中医药领域，利用天然原料便变成了一种“陋习”或“罪恶”吗？

当然不是。在处理人与动物关系问题上，即使以今天的环保眼光看，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中医和饮食)的表现都堪称“自然”、“正常”。

在古代社会的情境下，古人发明用熊胆、犀牛角、牛黄、虎骨等治病救人，将鲨鱼鱼翅拿来吃，将象牙拿来制成工艺品，都无可厚非。然而，当代那些与偷猎、虐待动物相牵连的任何产业和个人是可耻的。这中间的差别是什么？

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差别在于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规模。

在古代传统的中医药或饮食业中，以熊胆为例，没有人能够组织大规模捕猎或搞“活熊取胆”这种“创新”产业，古代人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是偶然发现的，也只能偶然用之。因此对相关动物物种或个体的影响基本都在“自然”和“人道”的范围之内。

而当代的熊胆制品行业发生的“致命”变化是，它在资本的驱动之下，采用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流通。资本的目标其实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利润。为了利润，劳动者都能被变成物化的被压榨的生产工具，何况是熊！为了利润，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生命就可能被异化，真相就可能被歪曲——如果没有充分有效的制约，这将是资本的本能表现。

所以，罪恶的根源根本不应归于把动植物拿来医用或食用的传统，罪恶的根源是资本追求利润的冲动，是追求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生产与流通方式。

被遗弃的敬畏之心

进一步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把人凌驾于动物和自然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当代这种威胁生命尊严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其实都来自西方。

作为当代动物权益保护运动发源地的英国，也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火热的温床。

在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中，动物与大自然的角色都是从属于人、服务于人的。

对此，英国学者基思•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一书中提供了大量相关史料可为佐证。

亚里斯多德说过，每件事物都有一个目的，植物为动物而造，动物为人类而造。家养动物要干活，野生动物被捕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也信奉这样的理念：自然完全为服务于人类利益而存在。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个例外，曾持不杀生的观念，后世西方的素食主义者往往溯源至此，但在西方社会长期遭到排斥。

《圣经》写道：“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长期以来，这被许多西方人视为上帝创世时对人类的授权。很多西方学者承认，在古代传统社会，尊重动物、敬畏自然的思想更多体现于东方文化，包括西亚、印度、中华文明，包括摩尼教、佛教、印度教、道教、儒家。而以犹太教-基督教为主流的西方文明原本不认同这种对自然的敬畏。

英国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说过，敬畏自然“妨碍人类帝国统治低等生灵”。长期以来，基督教教会势力公开反对异教徒奉山川、森林、动物为神灵的信念，努力将大自然去魅，把它变成由人建设、塑造和统治的对象。

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小林•怀特(Lynn White Jr)将基督教描述为“历史上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汤因比也说过：“人类本来是怀着敬畏之心看待自己的环境的，应该说这才是健全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敬畏之心，不仅被以色列的犹太一神教创始者们所破坏，也遭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教徒的彻底遗弃。”

当然，我们不可过分高估宗教的作用，宗教对古代西方社会的实际影响也必然具有多面性。马克思发表过洞见：不是宗教，而是私有财产与货币经济的到来导致了基督徒们以犹太人不曾用过的方式大肆开发自然界。是“巨大的资本文明的影响”，最后终结了“自然的神性”。

正如我们在日本、中国乃至其他宗教各异但都经历工业化的社会可以看到和印证的，动物和自然界噩梦的肇因绝不单单是某种宗教，更直接表现为工业化和原始资本主义的扩张。

但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思和变革。

早在1789年，英国思想家边沁发表《道德与立法之原理》，把趋利避害原理之下生命平等的法则，推广到动物身上：“问题不在于它们能推理吗，也不在于它们能说话吗，而在于它们能否感受到痛苦。”边沁因此被视为“第一个自觉而又明确地把道德关怀运用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西方思想家”。

1822年，世界上第一部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出台于英国，爱尔兰政治家马丁说服英国议院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家畜的“马丁法案”。1866年，美国颁布《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1876年，英国颁布《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差不多100年后，1975年，美籍澳大利亚人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出版《动物解放》一书，向人们展示了动物在工业化畜牧业及实验室中的悲惨境遇，并从边沁的思想出发，提出一套系统的动物权利理论，由此掀开当代动物权益保护运动的大幕。

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有关于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对动物饲养、运输和屠宰过程，及动物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纷纷制定了维护动物权益的标准。2003年2月，WTO 农业委员会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动物福利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在今日世界，其实已没有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生意人乃至普通公民能回避动物权益命题，从日常的素食肉食之争到研究所象牙塔内的动物实验，都不无关联。这场东西方合流的世界性运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东方传统的复兴，在有着儒道释“好生”“护生”传统的中国社会似乎本应水到渠成，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1998年，辛格在把《动物解放》中文版介绍给中国读者时写道：“对于动物目前在中国的处境来说，这种高尚的佛家伦理的影响已很微弱，动物仍属‘异类’，常常被非常残忍地当成‘物品’来对待。”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动物福利法，散见的法律规范相当空泛。在现实中，传统的好生、护生观念，被其他各种思想与利益冲击，俨然落花流水、浮云神马。

在这一涉及平等、自私、竞争、自然选择等基本概念的复杂命题上，我们整个人类都还有许多理论工作和社会实践要做。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现研究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