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2011年08月26日 10:08
来源：理财一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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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

财政研究室主任

美国国债上限之争最终没带来违约问题，但国债风险因此备受各界关注。标准普尔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于美债，评级机构确实只是在发挥温度计功能。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为美国国债打气。明眼人都清楚，美国国债名义上一定会还，但问题是债权人拿到的会是什么样的美元。美国如果持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那么美元贬值就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分析经常充满了矛盾？国际分工中，处于利益链最高层的美国，按理说得到了最多的红利，那么，它为什么又会陷入如此境地呢？有人说，如果美国能像中国那样征税，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因为美国是民富国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作为美国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口袋在不断地缩水。虽然巴菲特等富人在呼吁美国政府对他们课税,但问题是，不是所有富人都这么想。要不然一直不主张对富人加税的共和党人早就顺水推舟了。

近年来，关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可谓多如牛毛。多数对策有一个共同点，即要提高居民消费占比。消费太少了，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消费太少了，3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好处，最后都变成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享受，中国自己只留下了一些可能不断贬值的债券。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比重势在必行。可是，消费占比高最多只能算是表面文章。那么多消费占比高的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都出现问题了，难道我们就一定要以这样的国家为模仿对象吗？模仿下去，结果很可能是，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到那个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我们还能受得了吗？

当然，经济发展过程如果不伴随消费的扩大，那么这样的发展确实很难让人民普遍受益。但是，消费的扩大是一个过程。仅以个人而言，收入水平没上去，若一定要扩大消费，惟有透支一条路。如此扩大消费，显然不是办法。鼓励消费政策，至少从1998年就开始了。但是，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可谓困难重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间接税税负太重等等，都严重困扰着消费的增长。扩大消费，需要做的事很多。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简单地模仿消费，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美国债务问题提醒我们，若政府债务处理不当，照样可能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伤害。发行公债容易上瘾。这不是什么新论调。只不过凯恩斯主义摧毁了传统的债务观，人们逐渐接受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做法，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债务上限屡被突破。在经济的正常运行时期，一切都正常进行。一旦经济遭遇冲击，债务问题马上就会暴露无遗。

显然，时下中国的债务规模还不足以带来债务危机。审计署公布了10.7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且不说这些政府性债务不一定会形成政府的直接债务负担，就是将10.7万亿元与大约7万亿元的国债余额直接相加，也完全在中国经济和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承受范围之内。外界对中国地方债的恶炒，或因为不了解中国具体情况；或为商业利益所致，为了“做空中国”；或为政治利益考量，为了让本国人民看到本国所遭遇的债务问题就连经济强劲的中国也是如此，其政治人物从而“金蝉脱壳”。只要我们自己清楚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实际情况，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改变财权、财力与事权不够匹配的现状，遏制住地方政府性债务非理性增长的势头，那么中国债务是不会有问题的，更不会因此导致所谓的经济“硬着陆”。

不单单是美国债务问题在提醒我们，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也在发出警示。中国的发展不能过多地依靠政府债务融资。欧债危机不仅仅是外围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欧猪五国”的了，它已经向西班牙等较为核心的国家蔓延。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说到底是赤字与公债标准不被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所遵守的问题。应该反思的是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为何屡被突破这样的问题。

欧美政治决策程序决定了扩大支出的政策容易得到政治人物的支持，增加收入的措施却不容易通过。这种决策程序有其优越性，但客观上也带来了严重的赤字与公债问题，最终将国家拖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实际上，税收已给了各国政府一个大致的活动空间。大规模突破必然带来问题，就像路上行车，车距至关重要，不少追尾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不遵守车距规定。

透过欧美债务乱象，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中国发展定位问题。若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要正常运转，就必须保证各个子系统内部的正常运转。个人、企业与政府，都不能例外。“借新债还旧债”的思维在恰当的时候也需要调整，毕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