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分红应该分给国家财政

2011年11月11日 18:06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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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第七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11月11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年会的主题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凤凰网全程图文直播.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做了演讲，她表示做大做强肯定为老百姓服务，分红应该分给国家财政，由国家财政做保障性住房也好做医疗保险也好做养老保险也好，应该这么分，而不是每个企业再去做一个房地产项目或者再到还用去拿一个什么矿山，拿了矿山以后，这些作为老百姓来说不管国富，国富之后对民强有什么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姚振山：下面有请第三位演讲嘉宾，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他演讲的题目自定。

汪涛：大家下午好！会议主办方之前给我发过一个题目，“十二五”经济转型中宏观政策怎么支持。我来了以后发现是经济转型中的投资机会，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瑞银集团的宏观经济学家，我不是做股市也不是做策略的，我自己想想也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在这儿预测股市会怎么走。我还是讲一下原来给我的这个题目，“十二五”经济转型一些政策。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或者说从大面上说一下我认为什么方向或者什么行业比较看好，对股市投资不予置评。

汪涛：讲到转型的话，“十二五”规划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每天看到报纸或者央视各种节目，应该说已经耳熟能详。结构转型“十一五”规划已经提出，有的“十五”规划也提到，非常熟悉。转型无外乎经济要从更多的依靠外需而转向更多的依靠内需，其实中国经济一直都比较依靠内需，再往里面讲所谓内需要从依靠投资增长带动转向依靠消费。还有一个平衡的发展，要把经济从更多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转向更多发展服务业，在工业本身其实从发改委从“十二五”规划提出来所谓升级换代或者说增加提高附加价值，这个不能说是转型的核心，其实转型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应该说它是转型的一部分，比较狭窄的转型。转型并不能把中国从劳动力密集性转为科技密集型，大家想想我们13亿多人口大家都搞高科技能行吗？大家都能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吗？我们最多的资源是人，还得靠人，还得靠劳动密集型才能真正带动经济发展，才能真正提高就业。工业升级只是它的一部分。在这里面政策应该怎么做？有几个方面。

汪涛：第一，在“十二五”转型过程中宏观政策应该保持稳健。刚才王所长也赞成用“稳健”这个词，宏观政策不应该大起大落，尤其是大落的情况在中国历来都很少。虽然股市总是担心政府宏观政策紧缩过度，其实大家回顾一下历史，基本上很少有紧缩过度的时候。我们永远在防止过热中一再防止过热，每年都在防止过热，每年都比较热。应该说宏观政策尤其信贷政策过于宽松，如果宽松前四次应该说泛滥的话，这种情况下改革肯定是比较难的，找转型是比较难的。宏观政策的稳健这是第一。

汪涛：在中国解决转型要理顺要素价格，要素包括几方面，能源价格，每年我们都闹电荒，不是因为煤没了，而是因为价格没理顺。资源价格包括环境污染这方面，北京的天气是轻度污染还是重度污染，不需要任何监测，你每天呼吸到什么样的空气自己都清楚。呼吸不是监测不监测治理不治理的问题，而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除了行政上的监管最重要的要用价格用成本来管理污染的公司。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成本要理顺。另外土地价格，供需双方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的先设，事实上在中国如果是工业用地就非常便宜。一方面政府补贴工业用地，一方面政府高价卖地给普通居民和商业用地。实际上对居民和服务业的特税用来补贴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这样一种价格的不平等。还有包括利率，利率本身是管制的，很多利率是放开的，但是最重要的利率老百姓存款利率和银行放贷利率是管制的。货币政策到底是紧还是松，有人说紧有人说松。我觉得这里面难以判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是靠量，靠行政上定的量，这个量到最后因为流动性又很多，银行变成一个配给品，它决定给谁就给谁，需求的人都很多，在这种价格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势必造成资本资金配给的不公平和到时候会有错配。还有一个价格是国内和国外的价格，那就是汇率，汇率最根本的是我前面讲的这些要素价格，包括资金、土地、能源等等这样一些价格的理顺。如果价格不理顺，那么谈到转型应该是非常难的。如果对工业补贴电价，对工业补贴环境成本由老百姓来承担补贴土地价格，相对来说老百姓承担消费水平受到影响。同时工业在发展的同时对服务业也有一个制约，如果不把价格理顺，仅仅就是规划规定可能是比较难的。最近提到中央指出大发展的文化产业，我想这个文化产业应该属于服务业，怎么去提升，怎么去做大做强可能更多要做大做强它的内容、内涵。我现在担心到最后可能会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楼而不是文化产业的内容，我很担心很多人会把做强文化产业做成做强做大文化产业园。

汪涛：第三点应该改革财政和国企。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营业税，不是老百姓在这儿生活多么好有多少就业消费多么旺盛才能收到税，更关注企业生存而不是关心本地的服务业或者就业的情况。地方税收之外靠土地财政，对土地财政的追求包括GDP为主的政绩观都是确定了它在追求经济发展和模式上有特别的篇幅，改革这样一种模式就要改革财政体制。

汪涛：改革国企，我也注意到郭树清主席上证监会以后媒体报导说他的手法是要上市公司分红，国外的国企是要分红的，而且平均分红是30%以上，我们国家的分红是非常少的，而且只限于央企，垄断企业也只有15%。我觉得国企的分红，而且这个分红不是分给母公司由母公司到哪儿再去投资或者做大做强，很多人说把国家的企业做大做强，国家的企业做大做强以后为什么？做大做强肯定为老百姓服务，分红应该分给国家财政，由国家财政做保障性住房也好做医疗保险也好做养老保险也好，应该这么分，而不是每个企业再去做一个房地产项目或者再到还用去拿一个什么矿山，拿了矿山以后，这些作为老百姓来说不管国富，国富之后对民强有什么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

汪涛：民营企业的准入和服务业的准入，很多人讲到转型的时候向服务业发展，应该发展什么？会有很多人来问，很多人讨论发展汽车发展钢铁发展房地产似乎非常明确，是哪个行业就往哪儿投，发展新兴产业做光伏还是做风能还是高科技好像很容易。一提到发展服务业似乎没有很多明显的支柱性的产业。作为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们发展的过程中老百姓对服务业的需求不断加大，看病难的问题，小孩就学难的问题，包括其它的物流问题等等这些都有需求。中国人足够聪明，只要放开这个行业应该有足够的民营企业愿意投入愿意投资，我们不用政府去规划我一定要发展某个具体行业，如果放开以后，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投资者自然会把资金流向这些行业。放开民营企业服务业是政策方面的改革。

汪涛：中国将来的发展，不用特别说中国一定要每年增长10%，哪怕中国以后每年增长7%—8%，将来的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最强的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自然会需要更多的消费，所以我认为消费行业在将来的长期发展应该是非常有前途的。尤其在目前情况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所以我们已经低到非常低的水平，再往上走是比较容易的。在消费中我想很多中产阶级并不是说再去购买一台电视，再购买一点衣服的问题，而更多是要消费服务业。随着人口结构也在变老，我们的收入也在提高，这种情况下大家要享受更好的医疗更好的休闲更好的旅游更好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物联网、互联网这些行业，它的发展要超过平均的所谓基本的大消费概念。

汪涛：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稍微慢一点，让服务业发展更快，但是中国的制造业肯定不会走向衰退，中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的强国和大国。在制造业将来的发展过程确实是升级换代的过程，升级换代包括自动化的设备、机械机床等等行业。怎么提高生产力？大家说科技创新，但是科技创新并不是说人人称为发明家，而是人人使用发明家创造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附属在机械设备上的，我们的制造行业的提升附加价值肯定是通过这类机械设备、机床自动化来提升的，这个行业在将来的十年中国的制造业变得越来越强，逐渐能够跟世界上其它现在从大量进口的国家来竞争，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看好的。还有环保，前10年或者前15年大量污染破坏自己的环境，之后要治理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经济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们的幸福健康。如果GDP增长我们呼吸的是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有毒的大米，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历史的潮流，治理土壤治理河流治理空气，这个治理不仅仅是买一些空气结晶器就算治理了，治理要从源头开始，要尽量减少高耗能的产业，用清洁的能源，尽量改变我们的增长模式。我们是很大资源能源产品的使用国，我们把供应和价格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想提一个铁矿石，铁矿石在国外由三家大头垄断，作为买方你的话语权你有时候可以不买，这就是你最强的话语权，要是去哪儿买东西嫌它贵调头就走，价格自然就下来了。你非要买那么多没有话语权，他知道你非买不可。我们铁矿石材料飞速增长，但是我们的铁矿石含量非常低，污染极其严重，开采铁矿石造成的污染比我们烧几十亿吨煤的污染还要严重，每天呼吸的空气就是一个见证。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多铁矿石？我们能不能把别人买下来，能不能从别人进口让别人取胜产钢材，为什么一定浪费我们的环境去补贴别人？这个也是一个长期的从源头来看环保和节能的行业。我就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