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的两件珍品

2001年秋我去北京，拜访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先生的“俪松居”，客厅很大，堆得满满，画案、条几、书橱、木榻、书籍、葫芦……画案边是一张条几，几上放着菜板，菜板上还放着一个炒勺。王世襄是烹饪家，只有他家里，炒勺才有上厅堂的资格。木榻后横七竖八地放着长把悬瓠和亚腰葫芦，再就是一堆堆的典籍，一派“书似青山常乱叠”的情景，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王老从他那最有名的花梨独板大案边站起，将木榻上堆的书和衣服推到一边，腾出地方让我坐。他一边收拾一边说：东西太多，太乱。

王世襄先生和他的客厅一样，穿着打扮，举手投足，不修边幅，和蔼无隔。想当年王世襄蹬三轮车走街串巷搜集旧家具，他的芳嘉园居一定比俪松居还乱。那时，他收来的明清家具塞满了房间，没地方睡觉，就将两只明代的柜子拼在一起，他和夫人每晚睡在柜子里。也正是这种“乱”，乱出了《明式家具研究》。

那天的俪松居，阳光很好，花梨大案上洒满暖意。不时从阳台上传来打磨之声，王老说，那是他的朋友在给一件范制葫芦笔洗髹漆。

王世襄先生从小藏葫芦，读高中时，学会了火画葫芦。有一天父亲挟着一个大匏回来，对他说：“如果你能在这葫芦上画出图来，就送你了。”于是他用了一个晚上，在大匏上火绘出了金代武元直的赤壁图。那只浸透了他心血的火绘大匏后来在“文革”中被人掠去，他很心痛，以为再也见不到了，未料想“文革”后这只大匏奇迹般回归，皮色已变成枣红，上面的图画淡了许多。说到此处，王老表情深沉恭敬：“这是我和父亲两个人的纪念。”

王世襄出生于书香门第。高祖王庆云为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增是北洋政府秘书长。母亲金家，大舅金城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领袖，四舅金西厓是著名竹刻家，母亲金章曾留学英、法，善画鱼藻。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再加上王世襄的书房硬功和作坊实践，稍稍留意就见树见林。

对中国传统范匏器，他不是一味搜求，而是着意寻回这种中断了30多年的绝技。他特意到河北乡间亲自试种、制作，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挽救了濒临灭绝的范匏绝技，其作品之精绝不输当年清宫造办处。对其他如家具、书画、髹饰、竹刻、鸽哨、秋虫、饮膳也是一样，所以王世襄成了当代中国学者里最会玩的人，同时是玩家中最有学问的人。他是中国文化里最博雅的鸿儒，他的每一类玩物，每一种玩法，每一部著作，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权威注脚。

那天在俪松居聊到鸽哨。王世襄11岁就读于北京乾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刚开始写英文作文，就大谈鸽子，一连写了好几篇，英文教员不胜其烦：“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差等）！”到了晚年，鸽子成为他的一大牵挂。他耿耿于怀的是许多场合放的不是中国的观赏鸽，而是进口的肉食鸽。他举例说：你看央视一套播晨曲，画面上是庄严的升旗仪式，接着一只白鸽飞来，鸡头长喙，是美国食用鸽“落地王”。我们又不是没有好鸽子，为什么偏偏弄个“吃货”上电视？于是他开始普及中国观赏鸽知识，出版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在《北京晚报》开专栏，还指导年轻人办起了中国观赏鸽网站。

王世襄的玩绝不沉陷在某个“小技”之中。他将他收藏的明清家具以很低的价格出让，因为买主满足了他的条件：不将任何一件用于自留，不做商业用途，最后完整地转赠给上海博物馆。他和我说起此事，仿佛是嫁出去一个亲闺女，“陪嫁”丰盈，为此感到非常得意和荣耀。

却有两件东西王世襄舍不得，一件是他在干校期间寄给夫人袁荃猷的小笤帚，另一件是他与夫人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

2003年《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出版，扉页背后是小笤帚的图片，袁荃猷写的说明：“‘文革’中，我与世襄分别在静海团泊洼、咸宁甘棠乡两干校，相距逾千里。一日世襄用小邮件寄此帚，谓用爨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而我珍之，什袭至今。其意与此集有相通处，故不妨于扉页后见之。”“敝帚自珍”，这是“自珍集”一名的来历，也是王世襄夫妇“贫贱”之时最“富贵”的见证物。

那件提筐，更是平常物，尼龙带编织的菜筐。夫人在世时，两人“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一起买菜，一起购物；夫人去世后，王老见筐思人：“年年叶落时，提筐同拣拾。今年叶又黄，未落已掩泣。”他预想将来自己远行，一定要将这只提筐带着：“待置两穴间，生死永相匹。”后来出版《锦灰三堆》，他将这只筐拍成照片，收在书中。

那年在俪松居道别，王老和夫人送我下楼，提着那只筐，说是边送我边去买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