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曾任大队支书凤阳“逃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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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庙村委会，早已换新颜。韩福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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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大庙公社五七办负责人的纪鸿冠。韩福东摄

李克强在大庙大队当了两年支书，就前往北大读书。他离开后，马建英夫妇每年仍继续逃荒，一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被“包产到组”所取代。体制的变革令他们的生活开始好转，乞讨的梦魇宣告结束。

宋广林家有一辆双轮推车，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遗留的物件。他的妻子马建英经常推着它，上面载满蔬菜，去集市上卖，“村里只有我家还有这样老式的车子了”。

在集市上，马建英有时会遇到一个绰号叫“张发财”的老人，他从外地到这里———安徽凤阳县大庙镇大庙村讨饭已经有四五年了。

曾经，宋广林夫妇也是流落他乡的讨饭者。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冬春挨饿时节，他们背领着几岁大的孩子，前往60公里外的五河县挨户乞讨。当地人管这叫“逃春荒”。

新华网转载媒体报道，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上，提及“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时，曾回忆自己在凤阳插队和当大队支书的经历：当时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这个人插秧、那个人挑担子，都安排得无一遗漏。但即便如此，村里人还是吃不饱，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

李克强1976-1978年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地方，正是凤阳县大庙镇大庙村(原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宋广林夫妇当时是大庙大队小卢生产队的社员。

征收了“过头粮”

李家秀第一次逃荒时，肚里怀着7个月的女儿。那是1976年春节过后，家里还有5岁和3岁的儿子，两个老人，实在没有东西吃了，她和丈夫商议着出去“逃春荒”。

马建英是李家秀的邻居，她成了李家秀逃荒的带路人。大庙大队有7个生产队，其中小卢生产队有二十几户人家，近200人，粮食不足的时候，也有人在附近村落乞讨，早出晚归，而真正跨县乞讨的可能只有马建英和李家秀两家了。马建英有一个舅舅在五河县农村，那里的境况比凤阳好很多，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她们的去向。

那年李家秀“逃春荒”回家之后，大庙大队来了新支书。新支书李克强21岁，是安徽定远县人。1974年3月他以知青身份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6年5月入党，而后被任命为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庙公社共有二三百个知青，其他人多为入组下放，一组十个八个人。李克强来得比较迟，是单人下放。但他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些知青中，只有两个人当上了村支书。”时为大庙公社五七办负责人的纪鸿冠说。

在李克强到凤阳县插队之前，这个以花鼓表演闻名的地方，同样以逃荒著称。1972年4月26日，安徽省军区政委宋佩璋在凤阳视察时，曾特别就“逃春荒”问题发表指示：“外流人口一定要搞回来。定、凤、嘉生产搞不上去，每年外出，你们这个地方要饭是有办法的，到上海讲是定、凤、嘉的，影响不好。还有到淮北要地瓜干子，自己不能种吗？除了抓思想教育外，要发动群众搞上去。”

这里所谓的“凤”指的就是凤阳，它和李克强的老家定远县一样，每年都有大批人口外流逃荒。在凤阳县，最为史家津津乐道的逃荒者来自小岗村，那里在1978年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有观点认为逃荒的直接原因是浮夸风。1976年2月12日凤阳县革委会在《关于灾区口粮供应和退库粮指标的报告》中承认征收了“过头粮”，报告提供的数据是：1975年粮食总产32302万斤，比1974年减产941万斤，但征购却多出220万斤，加上农业人口比上年增加10445人，因而全年缺粮1556万斤。

“逃春荒”上升至“姓资姓社”高度

“没有吃的，饿得慌。”1976年春天，挺着大肚子的李家秀将5岁的大儿子放在娘家，婆婆则送去丈夫的兄弟家。夫妻俩背着三岁的孩子，就和父亲一起步行乞讨去了。

同行的宋广林、马建英夫妇，也带了两个孩子，背一个抱一个。

出发前，他们准备了外出的行头，包括被子、碗和手挎的篮子。晚上住在五河县马建英的舅舅家，白天则在附近村落挨家乞讨，雨雪天气也无阻，因为一天不乞讨就一天没有饭吃。因为有孩子，有时还要借别人家的锅灶热一热要来的饭，现场喂食。没有人给钱和粮票，都是简单的干粮和芋头等。

“还是心好的人多，有人还会给点菜吃。”宋广林夫妇回忆说。但也有人会说风凉话：怎么还要饭？现在饭都吃不完还要饭？

距离大庙大队不远的燃灯公社大杨大队陶家生产队，有一个叫陶世良的逃荒社员，在1973年12月17日却如此被官方文件描述：“(他)带着怀孕临产的老婆外流，在淮南市，他老婆肚子疼了，硬拉她上街，结果小孩生在马路上。他苦苦向行人哀求，老婆孩子被接送医院。由于他假装可怜，医院工作人员送给他鸡蛋、挂面、红糖和小孩衣服等。3天后，医院捐款50多元，动员他们回家生产，但他换了地方，又以老婆刚生小孩才3天、生产发生困难等‘理由’，向工厂工人、机关干部要求救济。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继续撒谎，骗取同情，大捞油水，这样一直混了两三个月，所以外流中的同道者称他是‘老三天’。”

这份题为《关于燃灯公社大杨大队外流情况的调查报告》的官方文件称，外流的原因“不是因为家中缺粮，手中无钱”。根本原因是“阶级敌人的煽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领导班子路线不正”。

“逃春荒”被上升到“姓资姓社”的高度，所以从“两条路线的斗争”角度进行制止，当时流入地会对逃荒者进行遣返，流出地则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班。

以凤阳县黄泥铺公社为例，在1976年12月下旬到1977年4月上旬，共有861人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的具体做法包括：第一步，学习文件，交代政策。第二步，检举揭发，讲清问题。放手发动群众，先背靠背，再面对面。先讲自己，后讲别人，先讲手段，后讲数字。此外，一律都要写出保证书，表明决心，以后不再外流，方可出班等候处理。第三步，核实材料，开展批判。选出不同类型的11人，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的全社群众大会，进行现场批判，并在全社各大队巡回批判半个月，以肃清影响。第四步，群众评议，抓好退赔。以生产队为单位发动群众讨论，根据“骗取钱财”(指乞讨卖艺务工等获得的钱财)的数字，提出退赔意见，交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后执行，并报公社备案。对退出的现金，属于哪个生产队的就交给哪个队，留做集体生产投资。(《关于反映(第九期)》，1977年5月13日)

“大包干”告别乞讨梦魇

李家秀一家比较幸运，他们的逃荒并没有经历这些曲折，在五河县要了一段时间饭，便一路乞讨着返家。宋广林的舅舅给他们一些玉米粒子，用枕头皮包裹着。途中天黑时没处借宿，就睡在水库坝上。这个孕妇从此落下腰疼的毛病。

李家秀1947年生于凤阳县亮岗乡东李村，她十几岁时，“大跃进”开始，整个凤阳县遭遇严重饥荒。但要追溯该县在新中国逃荒的历史，则至少在1957年的高级社时期。当时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不少社员开始掀起退社风潮，全队粮食生产直线下降，他们第一次吃上了国家回销粮，用上了救济款，也第一次有人外流去讨饭。

在这之后，领救济款吃回销粮一直是凤阳农村的宿命。人民公社体制下，自留地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社员们每天出工按工分获得粮食，大家都不愿多出力气。“一家人一年多时分五六百斤，少时分三四百斤粮。不够吃。工分外的粮食要花钱买。”马建英说，救济粮一般要春耕时才发，“这分点，那分点，到社员手里没多少。和干部关系好的多得点，对不上眼的分不到。”

而在春耕开始之前的那段日子，就成为社员手里最缺粮时节。树叶和野菜，是她们日常的必备品。“救济粮不够吃，天天煮野菜汤，煮后用盐拌拌，没有油。”李家秀回忆。

马建英有时秋收结束交完征购粮后，就立即出去讨饭，一年要在外面三四个月。她并不知道还有“逃春荒证明”可开———据说这可以抵御流入地的收容遣送。但1976年任大庙大队生产队长的孙桂雨认为，“开不开证明，逃荒都一样。(在流入地)报名是哪的之后，灾民所都会给你收容送回家。那时候制度比现在严。”

而在官方档案中，还有村干部———黄湾公社蒋集大队生产队会计王培义因“多次出具‘证明’，支持人口外流”，在1977年底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李克强在大庙大队当了两年支书，就前往北大读书。他离开后，马建英夫妇每年仍继续逃荒，一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被“包产到组”所取代。体制的变革令他们的生活开始好转，乞讨的梦魇宣告结束。

现在已是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在今年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上，忆及凤阳往事时说：“承包制一推开，生产队基本不管了，农民自己种田，想种什么、该种什么，自己来谋划，温饱问题几年内就解决了！”“过去30年的经验证明，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因为它调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也释放了社会的创造力。”

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门。

“生产队的时候，都不正经干活，认真干活的都倒霉。”马建英说，现在即便没收成，都比那时候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