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官员不想当官说明利益调整有了效果

官员不想当官说明利益调整有了效果

专访清华大学教授、BMW中经智库专家魏杰

编者按/BMW中经智库是由中国经营报社携手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于2011年联合创办，由国内外经济金融、国际问题、社会、政法文史哲等领域专家组成，成立三年来，BMW中经智库已经成为国内卓有声誉的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支持的公共研究及服务机构。在本期专栏中，对中国民营经济有长期观察的智库专家魏杰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非公有制经济将逐步成长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樊纲则认为，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有潜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迎来新的增长期。

企业不应有性质标准

《中国经营报》： 当前政府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其中也牵扯到了很多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你如何看待这种态势？

魏杰：我认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做到5个方面的平等：政治，法律，资源配置，投资机会，竞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就是因为各种不平等，所以导致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阻力。

《法人》杂志每年都会公布企业家的犯罪记录，我们发现十年来排名前三的为：行贿，非法集资，涉黑，这实际上源于体制的不平等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以上五大权利要彻底平等。资源配置上要把以往民营经济不能介入的部门放开，包括资源垄断部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国务院曾发文，彻底向民营经济放开金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等垄断领域的投资机会，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后，我认为民营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实际上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可能会推动《刑法》《民法》的修改。你想想，官员如果拿了国有企业的钱，是贪腐罪，最高死刑；而拿了民营企业的钱，是侵犯罪，最高5年，所以民营企业家老害怕别人拿自己东西，因为法律上没有平等地位，保护力度很差。只要《刑法》《民法》作出修改了，也就消除了民营企业家们对投资的恐惧。 三中全会后，一位民营企业家对我说：魏老师，平等地位真的非常重要，想当初自己创办一个企业，年年为贷款发愁。最近国有企业一入股，银行马上授信5个亿。这就反映了改革的迫切性。

事实上，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所有经济成分可以融合进一个企业中，因此未来企业没有性质标准，不能简单地判断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这种经济不仅有国有资本控股，而且强调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控股。比如，有些非公有制经济运作得好，国有经济就可以搭便车，同股同权，同样能获得好收益。各种经济成分都有各自优缺点，取长补短，形成新的经济力量，就能带动企业发展。这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对民营经济发展将是利好。

民营资本要持续释放正能量

《中国经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企的改革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你认为国企改革应从何处着手？

魏杰：我认为，加速国企改革有几个要点要把握。

第一，国企主要转变为投资公司。国有资本应逐渐淡出经营，由经营方变为投资方。如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负责监管、以私人名义注册的一家控股公司，具有政府背景，但是只投资，不经营。经营活动最擅长的还是民营企业，一旦政府介入，就会发生问题，比如我们的钢材，水泥，都是政府干预，结果导致产能过剩；但是像纺织业等，没有政府干预，就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第二，投资方向主要为公益性事业。国企要退出竞争性行业，放给民营经济更多的投资领域，而要干民营经济不愿干的。

第三，国企收益的30%上缴国家，一部分资本划归社会保障账户。如果老百姓能享受收益，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金的缴纳，减少企业压力。老告诉是你的，而你又享受不了收益，那就是假的，实质上是利益集团的。比如英国铁路，虽是国有，但资产属于全体人民，而客运、货运是私有的，是各个企业竞标的结果。监督方为英国铁道监管办，它的权利是保持铁路资本增值和安全，其工作人员由国会任命，定时向国会报告，年底时盈利上缴国会，然后分给各个家庭。国内国企的利润由利益集团把控，老百姓享受不了，所以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重大阻力。再比如，英国电信公司也是政府垄断，但它是股份制的，全体人民均为股东。如果董事会出现可能危害公众利益的决定，国家财政部在其中有一股叫黄金股，也叫特权股，可以否定董事会决定。由此一来，英国电信发展的好处让人民享受了。反观咱们国家，电信业被三大巨头垄断，结果国家有好处，但价格居高不下，个人实际上没有好处。

要想贯彻以上政策，第一个是要改变思想。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不要对其有道德上的谴责，更不能歧视；第二个是要修改法律体系，像《民法》《刑法》，保护私有经济产权，消除民营企业家们的恐惧，让他们放心投资。

当然，我们除了对公有制经济提出要求外，也要对非公有制经济提出要求：希望民营企业家们不断释放正能量。除了创造就业机会、生产优良产品、向政府提供税收、为环保贡献力量外，还要提高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档次与水平。

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遵纪守法。民营企业家们应该正确对待财富，财富对人是一种考验，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就会出现负面影响。然后是尊重人权。一定要避免对内无法团结，对外不能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再就是承担责任，包括社会责任和公益责任两部分。责任不会去找穷人，穷人没有多少能力承担大的责任，所以民营企业家就要肩负这个责任。社会责任就是要创造就业机会、生产优良产品、向政府提供税收、为环保贡献力量。公益责任，也就是慈善，属于道义，这个不强迫。最后就是学习。现在是信息化社会，对信息的捕捉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学习，那就会被淘汰，因为信息传递和变化都太快。

现在各界都对民营企业寄予厚望，民营企业家需释放正能量，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思想上若有偏差，则很难成功。

政体改革首先要放权

《中国经营报》：相对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很多人对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期待，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取向？

魏杰：就当前的情况而言， 政治体制改革核心首先是“简政放权”，这其中包括几个部分：

一是向社会放权，这体现在四类民间组织的建立：慈善类、商会类、科技类、社区管理类。政府主导的慈善机构，比如红十字会，公信力差，几乎没有人愿意捐款；相比之下，姚明基金就运作得很好。我们学校有位老教授去世前把遗产全部捐赠给农村读不起书的孩子，因此组建了一个基金会，其成员由退休的老教师担任，捐赠地的企业家也义务帮忙。可如果在民政部注册成立，需要5年，省政府注册要2～3年，假如通过红十字会，还要组建办公室，花钱雇工作人员，层层扒皮。过去慈善机构由政府主导，未来会转变成民间。商会类和科技类也一样，直接到民政部登记就行，不需要和政府挂钩，你说挂钩有什么作用？再就是社区管理类，街道办迟早要撤销，如果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大家就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该解决的问题。事情交给政府做，成本高，效率低，同样的事情交给民间，成本低，效率高。

二是向市场放权， 像资格认证，品牌评选，都交给市场；上市应该由审核制转向注册制，由投资者决定，即市场决定，政府就不要管。如果上市由政府审核，大家都想办法公关政府，公关成功后，一上市就圈钱，圈够了就走人，你让股民怎么办？美国的股市是盈利的，每个家庭都会买股票，因为能获得一笔收入，据统计，他们平均每两年换1只。我们呢，一天能换20次。100个人里，1个赚钱的，2个持平的，剩下的97个都是赔钱的。这就造成了股市投机而非投资。

三是要向企业放权。其一是企业要平等参与政府事务，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政府参与的市场活动包括土地买卖，公共基础建设，以及政府消费。企业若要平等参与政府事务，那么政府就需要退出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主体应该是市场。要去行政化，推动市场化，那么土地就要拍卖，公共基础建设就要招标，政府消费就要采购。即使是铅笔，政府也要贴出公告，谁的质量好，价格低，我就买谁的。有人反映招标猫腻挺多，但我认为，只要方向定好，就可逐渐完善，因为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可形成约束。比如安徽一个地方政府要修公路，某个公司说自己曾经负责过两次公路建设，结果就拿到了标，但是别的公司举报说根本没这回事，人家一查，果然是假的，当然也就取消了它的资格。我们要转换一个思想，调动“坏人”监督“坏人”，这是一种进步，对公共利益有利。

其二是政府要由经济建设主体转为公共管理主体，企业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未来评价政府管理水平的不再是GDP，取而代之的是四个标准：社会公共服务做的怎么样，民生能否得到保障，是否是公平竞争，宏观经济环境如何。

其三是要由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政府职责仅限于公布准入条件、提供负面清单。新一任领导人对审批制深恶痛绝。克强总理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发现家乡当地没人开书店，所以想自己创业开一间。结果数了一下，要盖37个章子，而且书店开张后不断有人检查，今天一批明天一批，你说，这让人家怎么经营？西方国家备案依据采用“第三方凭证”，比如邮局邮戳。在国内，没有第三方备案，靠的是政府自己。只要去政府机关，不是领导不在，就是章子不在，一直拖，留下“公关”的空间，这就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目前备案制处于形成阶段，备案依据还需要各方讨论。最近建立的上海自贸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供负面清单。很多人误解了自贸区的意义，以为只是中央对当地的优惠政策，实质上它是一个改革样板。通过这个样板，我们可以知道哪些法律在自贸区可以不施行，那么将来也可在自贸区外停止使用。

其四是企业具有体制选择权和投资经营权， 未来《公司法》要修改，工商登记要变，资本金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赚钱了就缴税，不赚钱就不缴，这是企业的权利，只要市场认可就行。非要搞实缴制，结果出现“虚报资本金罪”“偷逃资本金罪”，要它干嘛？年审制改成年报制，大家都不用麻烦。当然，还要进一步深化讨论，和国际对接。投资经营权是企业的，只要市场认可，我能赚钱就行。政府一旦介入，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干脆交给市场。市场会作为评价指标，政府只提供公平监管的环境就可以了。

最后企业要获得完整的输送主体的地位， 当以市场为导向时，企业和政府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两者成为博弈关系，博弈的平衡在于公平公正。政府只控制三大宏观政策，包括：货币，财政，国际收支，以此向企业释放市场信号，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生产。这对企业又有了新的要求，需要企业看懂宏观政策。美国大型企业设有“首席经济学家”，专门为企业解读宏观政策并提供建议，同时向政府喊话。未来看懂宏观经济数据很重要，不然无法判断市场走向。在美国，由于中小型企业支付不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费用，所以美国中小企业局会聘用一帮经济学家，为中小企业释放宏观经济信号。在中国，只要派一个脑子好使的人，送他去对地方，半年就可以出师了，然后签订一个协议，让他为企业服务十年。央行，中央财政部，商务部，海关，国家统计局这五个机构的数据要看懂。别人都觉得难，其实不难，今天弄懂一个，明天弄懂一个，积累下去，就都会看了。未来的政府是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所以要善待企业。依法执政，政府和企业就是阳光下的博弈；若把企业逼急了，企业就会进行非阳光下的博弈。前段时间西部某一官员对我说，魏老师，改来改去，当官还有啥意思？这说明改革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自然会遭到有关方面的反抗。这很正常，因为是利益调整，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滞，向前迈进。李克强总理对此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