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1亿美元捐款哈佛被指济富：为儿子上学铺路

地产商潘石屹宣布捐款1亿美元给美国哈佛大学，在公共舆论界立刻形成了正反两派鲜明的对峙。有人指责潘石屹赚了中国人的钱，又来捐给美国人，形同“劫贫济富”，也有人主张，潘石屹此举好得很，不但因为如何处理个人合法财产完全是他的自由，更因为美国学校的捐款监管比中国更好，捐给美国高校更能发挥作用。

慈善无国别，效率有差异

特约评论员刘远举

近日，潘石屹夫妇宣布设立“SOHO中国助学金”，在全球范围内捐助1亿美元助学金，其中，哈佛大学获得1500万美元。此消息一出，立即引来争议。

很多人质疑，潘石屹的房地产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但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大学或中国的失学儿童，而去捐给外国学校？这种观点隐含的逻辑是，赚的是谁的钱，就应该对其承担义务。不过，这种义务观念，并不成立。

错误的观念自然有其来源，在当下中国，虽然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图腾加以崇拜，虽然国家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原理，经济学家更是国家的智囊，经济调控更是完完全全的源于市场原理。但是，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却往往被一些人视为是政治不正确。

在真正的市场原理中，甲赚了乙的钱，并不表示甲欺负了乙或占了乙的便宜，中国俗话说的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就是说的这个。如果用经济学的经典话语来描述这个道理，那就是亚当斯密的话：我们今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增进了社会福利。这个话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虽然钱是买家给卖家，但却不是只增加了卖家的利益，同时也增加了买方的利益，公平的市场交易是互利的。这正是现代市场的道德基础，也给予了企业家的平等地位。

所以，一个人赚了另一层人的钱，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个人承担上了一些义务。自然，赚中国人的钱，就应该优先为中国人捐款的观点也站不住脚。甚至更极端一些，潘石屹自己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关外人的事情，旁人没资格指手画脚。

但是，对潘石屹善行的讨论，不能、也不该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这是因为私有财产角度的辩护，不光对捐款行善成立，对千金买豪宅，万金博美人一笑也都成立。把善行与一掷千金满足个人私欲相提并论，辩护退到如此地步，甚至对潘石屹的善行都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旁人当然没资格管，绝不等于没资格说。公众对新闻的评价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如果仅以私人财产为由让公共舆论闭嘴，也许维护了一桩善行，但却损害了比善行更重要、更基础的言论自由的价值观。

那么，慈善没有国界，但抛开国别标准，又该如何评价呢，慈善有标准可循吗？

一笔钱是否用在了刀刃上，的确有效率标准，比如，财政补贴开轿车的或坐公交的。但一般来说，善行却很难说有效率标准。慈善讲究一个善缘，看到身边的流浪狗不忍心，买来香肠喂，你很难指责他遗忘了平时上下班路边的那个乞丐。捐款给北大穷学生，难道能指责没捐给得白血病的救命？善不分大小，一般而言，基于个人生活、时间、地点、场合的限制，善行是不能直接比较的，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效率标准。

不过，随着场景转换，这种非确定性会逐渐降低，特别是那些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的善行，虽然仍然是好的、善的、是个人的权利；虽然仍然没有客观标准，但却很难避免陷入效率争议。实际上，这种效率评判自古已有，古人用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八个字形象地进行了描述。

潘石屹回应质疑，表示助学金是为了资助在美国顶尖大学学习的中国贫困学生。那么，这桩善行的效率到底如何？

哈佛的录取标准看重于特长与社会活动，其要求的素质属于资本密集性，中国贫困家庭很难承受，甚至，申请哈佛所需的最基本的SAT培训和考试费用，贫困家庭都很难付得起。即使退一步讲，有极少数的贫困家庭被哈佛录取， 哈佛对于来自于年收入6.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都有完善的资助措施。所以，中国贫困家庭的物质条件几乎不可能支持孩子达到哈佛的本科录取标准，资助在美国顶尖大学学习的中国贫困家庭，存在很大程度的误导。无论如何，给出锦上添花的结论并不为错。这个结论并不来自于国别的差异，而是来自于效率的讨论。

正如前面所述，个人一时兴起的慈善，讲究的善缘与善心，但对于理性的、大规模的慈善，效率指标当然必不可少。

在这场争论中，很多人以比尔盖茨基金会的全球捐赠为潘石屹辩护。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捐赠范围不仅限于美国，更多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慈善项目。但必须指出该基金会虽有帮助留学生就读英国牛津大学的捐赠，但更多的是涉及疟疾防治、消灭蚊虫、传染病、HIV、肺结核防治、疫苗研发、帮助弱势群体获取教育，大部分都是出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虽然善行不能比较，但这些捐款无论从效率还是道德、价值观而言，已经处于无可挑剔的最急需、最底线的位置上。反观哈佛学生的学习条件与中国山区失学女童的学习条件，即使善行不能比较，但效率疑议却是明显的。其实，即使是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也不能豁免于公众的评价。所以，评价潘石屹的善行，可以抛开的是国别的偏激，但不能回避的却是捐赠的效率，以及有意无意对公众的误导。

“即便潘石屹为了儿子，也符合游戏规则”

本报记者赵妍实习生吕一发自上海

潘石屹捐款美国名校哈佛大学一事，再一次引起了舆论纷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和学者李公明就此事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采访，发表了看法。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潘石屹捐款给哈佛大学一事？你是否支持国内企业、企业家捐钱给富裕的欧美名校？

邓国胜：首先我觉得要尊重捐助人自己的意愿，他愿意捐是他自己的决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民间组织现在走出国门越来越国际化，本来也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需要一些中国的NGO开始做海外的慈善活动。不只是潘石屹了，这几年已经有不少公益组织在做海外的捐赠。我们也希望能有一定比例的公益慈善机构去到海外。

李公明：我当然觉得这个事情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表述成为“企业捐助国外富裕名校”—当然这也是对事实的描述，但这个描述已经有点变味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只要中国企业家有这个钱，又符合基金会的程序，那他爱给多少就给多少钱，这是个非常正常的事，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时代周报：但的确会有人说他跑去给国外的学校锦上添花，却不给国内高校雪中送炭。

李公明：这个说法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理睬这个言论。企业家赚了钱要回报社会，回报人类的社会，他在创业的过程中不仅仅受惠于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国家，他可能是在全世界人类的文明里汲取了营养，他要回报人类，建设整个人类的文明，这有什么问题呢？而且捐赠的还是教育事业。说起来，咱们中国受惠于其他国家的教育援助资源还少吗？所以说他为什么不捐给中国而捐给国外，是毫无理由的。难道只能捐给中国的大学了吗？怎么能这么狭隘地去评价别人的慈善行为呢？我觉得潘石屹根本不用去理睬这样一种言论。

时代周报：那么能够入读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笔经济援助呢？

邓国胜：就像入读清华北大的学生一样，肯定也有一部分是掏不起学费的。有些学生可能本来因为家庭贫困而不敢去申请，如果设立了这个奖学金，那么没有基础的学生也就可以去申请这所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了。

李公明：这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很多人觉得能够到国外读书的都是家里很有钱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但你也不能否认—至少没有这样一个资料可以否认，有学生考上了哈佛，但学费或生活费上有问题。所以这个助学金就是要赞助比较困难的中国孩子去读哈佛，很可能现实中他们确实有这个需要。还有一点，目前我们国家的学生到国外读书的比例越来越高，除了一些家庭富裕的，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比较困难但小孩成绩很好的家庭情况，所以我觉得他资助贫困家庭读美国名校的做法是具有前瞻性的。

时代周报：我觉得现在中国民间对企业家做慈善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原因在哪里？

邓国胜：其实这几年关于慈善领域的质疑一直都挺多的了，可能有很多个原因。比如说公众对于慈善工作存在一些误区，比如一些公益慈善组织高薪聘请职业管理人，但人们觉得做公益慈善就应该没有报酬，怎么能够收很高的薪水呢？类似的质疑总会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大家对企业家期待比较高，可能觉得企业家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要承担比较多的社会责任。就是期望过高，但其实企业家也是人。人们看到了跟自己的观念不一致的地方也就会出现质疑。社会是多元的，一个社会本身存在质疑也不可怕，我们需要一个包容的社会。但最好大家能够理性地去讨论一个问题，能够形成一个共识吧。

李公明：这背后当然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有些质疑还是正确的。比如有一些基金会或者慈善机构的的确确存在一些说不明道不白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要说企业家做慈善的意图，可能是为了他的社会形象或产品做公关等，这类主观猜测我觉得没有必要，并不是说做慈善你就应该完全隐姓埋名，就不应该让人知道你捐了这个钱，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贫困，充满了不幸，企业家愿意拿钱出来救助这些应该得到捐助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你不能要求人家没有一点点自私自利的动机。在我们市场经济里，人的自利本身就是得到承认的，所以这个自由经济才能够发展起来。关键在于，现在很多质疑是跟很多复杂情况联系起来的，有一些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可能非常不明朗，而且他们可能以某种资助为名出现了很多黑幕，比如他的账本，他的资金来源等，本身都是有违法律所规定的开诚布公的做法，所以这些质疑是完全正确的。潘石屹这个捐助，据我了解，他的资金来源和去向还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不应该把一般的质疑跟这个混淆起来。

时代周报：其实民间对他有一个质疑，就是说潘石屹捐款其实是给他儿子进哈佛大学铺路，对此你怎么看？

李公明：我觉得这是很好笑的一个事情。因为以潘石屹的声望和家财，儿子要读好大学不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还必须要看到，美国这类私立大学的资金来源，往往都是要靠大学办得好，他的校友和社会人士对这所学校有高度认同，对它培养的人才质量有高度认同，才会捐献。在这个捐献的过程中，校董会制定了一些校规，比如说会不会对捐赠人有一定的优惠，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透明公开的。所以即便潘石屹是为了他的儿子，也都是符合人家游戏规则运作的，无可厚非。

时代周报：如今很多中国富豪都喜欢高调做慈善，其中以陈光标为代表，当然他的高调可能比较扭曲，你觉得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提倡？

邓国胜：陈光标那种做法肯定是不值得提倡，但有些机构高调地做一些公益慈善的活动，来引起人们对公益的关注，这种做法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陈光标比较特殊。他那种做法更多的是宣传个人，而且对于被捐助人有点不太尊重。捐赠人和受助人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所以他那种高调跟其他人的高调还不太一样，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结果。

李公明：高调和低调都是个人的选择，与他们的个人声望、意义，还有他们对所做的事的传播期待有关，我觉得社会根本不应该从高调和低调上给他们一个道德上的褒义或贬义的评价，这个是没有理由的。而且，高调也好，低调也好，这个调里面到底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呢？有些可能很低调，但隐含的价值观念可能是非常错误的，比如说维护一种早就应该被推翻的价值观，即便低调了，但这个调本身就是错的。如果它很高调而且是符合人类的普世观念的，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时代周报：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监管确实一直饱受诟病，你能不能简单聊一下它的资金监管情况？

李公明：它当然有问题了，即便不是捐助的钱，就算是正常的国家的投资款项也必须一笔笔清清楚楚说明钱花到哪里去了，但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从来没有管理过基金会，自然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了。但我起码知道一点，就是他们应该公布这些东西。

邓国胜：资金监管一般分为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登记主管部门的监管，按照国家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相关的部门也会对这些基金会进行监管。无非就是年检，这几年也开始做一些评估了。总体而言国内的透明度肯定跟国际相比有差距，但这些年应该说也有所提升了。如果跟过去比，会发现我们的透明度在不断提升。而且我们国家很多基金会原来就是政府设立的，也不是以公开透明去吸引捐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