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空间引发的两大争论，你怎么看！

凤凰财经讯2014年11月18-19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2014凤凰财经峰会”在京举行。在“思想空间：与智慧同行”的论坛中，两大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热点。关于这个时代特点定位，与会专家共享着转型中国的共识。但针对转型中的政策取向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凤凰财经梳理了争论突出的两个问题，供读者讨论，给出您的观点和答案。快把您的立场和依据写出来，我们将选取大家角度新颖、逻辑严谨的评论在凤凰财经网页和微信空间发布并邀请两位教授点评，让更多的同道中人了解您的所思所想，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争论一

福利和自由，哪个才能救中国？

思想空间论坛中，秦晖教授表达了自己的一贯看法，即通过民众对福利的争取、对政府的问责，来推动社会转型。

反对的声音主要是集中在对福利国家的忧虑，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动力来自于个人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和创新通过自由市场机制得到应有的对价。因此，基于税收的福利政策最终会导致对创新的破坏和效率的丧失。以医疗为例，即使是福利制度较好的欧洲国家，都不得不面对公立医院排队等待、服务落后的尴尬局面。而类似于美国经济自由相对高一些，通过商业保险的创新反而可以提供较好的服务。

联系到中国实际，在税收本就高企，财政支出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再一味强调争取福利，势必会造成税收的负担进而影响社会的创新能力。此外，在计划经济思维尚未彻底清楚的情形下，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普遍过高，诉诸于争取福利的主张不仅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依赖，而且不利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即使转型成功，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形成了民众的福利期待，很容易陷入福利国家的陷阱，失去自由市场的活力。

针对这种看法，秦晖老师认为，在西方政治体制下，探讨福利和自由的问题，当然意义很大。即使讨论不够充分，其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也会在民选制的调和下形成轮流执政的局面。而针对转型国家，东欧的经验显然更有意义。在强势政府放弃自身权力的转型过程中，民间社会意识形态的针锋相对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反而在意识形态允许的价值观和语言体系下争取福利和问责政府行为，才是东欧转型国家的重要经验。从历史经验出发引导社会转型无疑是可行性较高的方案。一旦政治转型得以顺利完成，福利和自由之争才有意义。

救是不救？央行货币政策的走向

思想空间论坛上，韦森教授结合近期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在电子货币时代，通货膨胀的逻辑已然发生变化，从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看，货币的增发并未带来传统货币理论所预言的通货膨胀，但货币供给的增加对美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重拾活力贡献很大。相对于通货膨胀的风险，通货紧缩反而是值得担心的。通缩会加剧企业的债务负担，造成大面积的倒闭和经济衰退。

对韦森教授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于经济结构。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更重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国有经济占主导，政府权力过大的基本事实，也必然造成民营企业与法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的行为不同，权力、政策寻租、自身管理能力不足、利用信息和政策走势投机少数行业等情形普遍存在，这些问题都应该付出自身的代价。相反，即使是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高、经营能力强的企业还是受到影响最小的。一旦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现有的企业、银行、政府关系格局中，反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企业的行为不是以服务消费者的创新为主要目标，谈何挽救中国经济？

此外，尽管电子货币可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只要是发出来的货币必然具有实际的购买能力，进而影响市场上的购买行为。货币成本（利率）的变化也会干扰企业家的决策预期，尽管在短期内看，货币的增加并未带来较高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时间在放宽几年，结果如何尚未检验，况且电子货币时代是否具有特殊性也没有充足的理论论证。

支持韦森教授的观点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当然也很有意义。但是顺利完成调整条件是不同的。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有利于企业渐进性的转变。至于权力、政策寻租，归根到底是政府权力过大导致的，应该靠约束政府行为来解决，没有理由认为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就不强调约束权力。反而，经济环境的突然变坏，会导致很多企业失去调整的机会。推到重建的成本是比较大的，如果充分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稳健性的结构调整会更可取，因此，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维持经济稳定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