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穿针引线留住最后的手工苗绣
2015年02月21日 02:38
来源:新京报
余英是村寨故事的热爱者和传播者,她在探访100多个村寨后,发现了村寨的魅力,这里有最美的环境,有最好的传统手工艺,但是由于现代化的冲击,70%的人都流失到城市中,村子里空荡荡的,没有生机,手工艺没有传承。她在大山深处建立起手工生产线,她想把手工艺者留在家里,留住这些美丽村寨的精髓,并通过手工艺品把这些美丽村寨的故事讲述给世界听。


2月13日,余英到凯棠乡梅香村指导当地的绣娘刺绣新设计的图案。 本版图片/新京报记者 秦斌

2月12日,雷山县,余英在指导两名绣娘绣新设计的图案。

2月12日,雷山县,一名绣娘在绣新设计的图案。

2月13日,余英到凯棠乡梅香村指导当地的绣娘刺绣新设计的图案。

2月13日下午,余英与梅香村绣娘告别。
余英是村寨故事的热爱者和传播者,她在探访100多个村寨后,发现了村寨的魅力,这里有最美的环境,有最好的传统手工艺,但是由于现代化的冲击,70%的人都流失到城市中,村子里空荡荡的,没有生机,手工艺没有传承。她在大山深处建立起手工生产线,她想把手工艺者留在家里,留住这些美丽村寨的精髓,并通过手工艺品把这些美丽村寨的故事讲述给世界听。
她相信:一群快乐的女人,用一根绣花针,留住了青山绿水,创造美好生活。
“余老师,我的绣片色彩搭配好看吗?”
“余老师,这里走针正确吗?”
2月13日中午,暖冬,贵州黔东南州凯里凯棠乡梅香村苗寨,十多名盛装的苗族绣娘围在余英身边。
梅香村距黔东南州府凯里100多公里,交通不便,属贫困山区。但这里有很好的苗绣手工艺传统。
余英是晟世锦绣公司CEO。从2014年开始,余英和梅香村展开合作,培训绣娘,建立村寨手工作坊,收购绣片。
这是春节前余英最后一次到梅香村收绣片。37岁绣娘姜洪花绣得最好,领到了50元奖励。
收完绣片,余英被绣娘们拉着喝酒、唱歌。“每次到村里来,我都会醉,绣娘们太热情了。”余英说。
深山苗绣生产基地
余英搭建村寨手工生产模式:绣娘经培训后与公司签约,回村完成手工订单,既增收又照顾了家庭
从雷山县锦绣培训基地到梅香村的山路崎岖不平,越野车一路颠簸要开3小时。
从事锦绣计划5年,余英开着越野车走访了黔东南州上百个村寨调研,村寨偏远,一天来回开6-7个小时山路对余英来说是平常事,这辆越野车跟着她跑过数十万公里路程。
余英2009年偶然接触到苗绣,她被做工精美、色彩绚烂的苗绣吸引住了,就此创立了自己的苗绣品牌:晟世锦绣。
在上百个村寨调研后,余英领悟到:设计师的设计出色,还需要合适的双手生产出来。她决定从村寨培训开始,先把村民培训成工匠,再考虑设计开发与市场营销。
余英搭建一套名为“锦绣体系”的村寨手工生产模式:她在雷山县设立锦绣培训基地,自掏腰包培训绣娘,每名绣娘在锦绣基地培训1个月,每天发30元补助,培训一位绣娘成本在1000元左右;培训合格的绣娘成为晟世锦绣的签约绣娘,回到村寨的锦绣工坊工作,完成手工订单,享受就业增收与照顾家庭的双重效益。
4年来,余英已与30个手工艺基础好的村寨建立合作,开辟了大山深处的手工生产线。
梅香村是合作村寨之一。一大早,46岁的村支书顾兰花就在村头等着,她称余英是村里的“大救星”。
梅香村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千元,村里不到600村民,外出打工的就有一半多,村里常年只有老人和儿童。村里的妇女几乎人人能绣花,但苦于卖不出去。顾兰花通过网络了解到余英的锦绣计划,并主动要求加入。
每张绣片根据质量等级定价,顾兰花算了一笔账,勤快的绣娘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边做家务边刺绣的妇女一月也能挣一千多元。绣娘计划启动后,原来外出打工的妇女也纷纷返乡加入绣娘队伍。现在梅香村已经有100多名绣娘。
姜洪花原来在县城打工,一个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现在回家刺绣,每月能挣2000多元,还能照顾家里,“能坐在家里刺绣挣钱,真好。”
绣花针改变苗寨
刺绣带来收入不仅改变了村庄的面貌和妇女的经济状况,还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
2月14日,余英开2个多小时车来到丹寨排莫村。排莫村以蜡染闻名,家家户户门前晾晒着各种花色的染布。
排莫村是锦绣体系的另一个生产基地。在这里的染娘家,余英认真地检查新春产品的打样。
与余英合作的手工艺人,手艺中等的以订单生产为主,领取记件劳务;而手艺精湛的则负责打样与培训,领取固定工资。
余英指着工坊里边说笑边做蜡染的染娘说:“你不要小看她们,这是一支能量巨大的产业大军。有位政府官员问我,一根绣花针能做出多大的产业,我告诉他,最保守的估计,贵州也有100万名妇女具备手工生产能力,以每个人一年最低10000元手工生产收入计算,就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产业潜能。”
到去年底,余英已经与30个村寨开展生产联盟合作,培养了3000名绣娘。
大山里的手工生产线不仅带动了产业,也留住了手工艺人才。余英说,她第一次来排莫村时,村子很美,但却空荡荡的,70%人外出打工,村子安静得可怕。如今大部分妇女留在村里染布,儿童欢声笑语不断。
被改变的不仅仅是村庄的面貌和妇女的经济状况。余英说,她最初入村调研时发现,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农活和家务,但在家庭中却几乎无地位可言。余英曾去村民吴如群家商量绣花事宜,吴如群连饭桌也不敢上,余英坚持要她一起吃饭。
更大的改变,来自绣娘们第一次领到劳务费。绣娘们大多不识字,有人提议让自己的丈夫来领。
余英说:“不,这钱,是你的辛苦钱,要自己领,不会写字,按手印。”很多不认字的绣娘签名,都是锦绣团队的工作人员握着她们的手,一点点画出来。
有了经济收入的绣娘们,开始学会分配财务,成为家里的主心骨,很多获奖的绣娘,成为村寨的骄傲。
余英说,绣花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和文化问题。绣娘们有灵巧的手,可以创造美,创造财富,但在现实世界中却被边缘化,她想和这些绣娘们一起,将刺绣、蜡染等手工艺品与当代生活消费品结合,通过市场的杠杆,支撑美丽却又脆弱的村寨经济。
给自己发一张奖状
为了传承和推广手工苗绣,余英经历了许多坎坷
余英说:“我首先是一个商人。”她有着商人的精明和坚韧。她为苗绣走向市场设计的方向是现代时尚和消费理念与传统手工艺结合。但这结合,并非易事。
与绣娘的合作伊始,余英第一次拿到绣片时,惊呆了:绣片黑乎乎的,绣娘们没有洗手的习惯,干完农活直接刺绣。绣片报废。
绣娘们习惯使用传统色彩,但大红大绿不能满足城里人的审美要求。余英的设计师团队设计了新式的图案和颜色,有的绣娘却不敢尝试新绣法,余英不得不“威逼利诱”劝说她们。
有的绣娘偷工减料,请别人代工。余英会当着绣娘的面把不合格的绣片剪掉。
与村寨的合作一开始也不顺利。2010年,余英与一个村谈合作,村干部最初怀疑道:“我们自己都没时间绣花,你还说绣花能挣钱,不会是骗子吧。”
这是当地普遍的看法,由于手工刺绣耗费时间精力,也无法在市场上变现,许多苗族女子都放弃了这门手艺。廉价的机器刺绣品遍及各个景区。传统刺绣工艺面临没落。
3年合作下来,村委会尝到甜头,想自己成立工作坊,于是鼓动绣娘们脱离余英,但最终找不到市场,只能再次与余英合作。
经历种种挫折,余英说,她并非没灰心过,但她忘不了第一次在丹寨雅灰乡红梅旅社开展绣娘培训,有绣娘走路两小时来参加,60名绣娘盯着她看,眼神夹杂着迟疑与热情,“那一双双渴望幸福的眼睛”。
2010年在雅灰乡办培训班结束时,绣娘石阿捞获得第一名,她要求颁给她一张奖状,而此前余英会给绣娘们准备一些实惠的奖品。余英专门给石阿捞补了一张奖状。
2012年,余英到石阿捞家做客,看到奖状被石阿捞贴在堂屋墙壁正中央,和苗族的祖宗图腾以及子女的学习奖状并排贴在墙壁上。
余英突然意识到,自己企业的成功,与这些绣娘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苗绣是美的,我们在创造美的产品的同时,还能带来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的梦想。”
余英的坚持带来成效。2015年,在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发展手工产业的“锦绣计划”被列为十大民生事业,而晟世锦绣正是该计划的主要推动者与参与者。
投入锦绣事业5年,余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1000多万元投入其中。余英说:“不管最后成功与否,我会给自己发一张奖状。那些因晟世锦绣重新恢复活力的村寨,和被改变生活的绣娘,是我一生的财富。”
【同题问答】
新京报:讲述一下印象最深的困境故事。
余英:当地曾有一位老领导告诉我做事不要太坚持,这些传统手工文化终会消亡,自己力量不够就不要想做更多的事,也影响不了更多的人。当时企业正艰难,他这番话让我很难过。但看到村寨中忙碌的绣娘,就觉得未来仍充满希望。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哪些新希望?
余英:希望更多村寨妇女加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来自村寨的手工刺绣,希望更多的人来我们的村寨感受生命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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