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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接受凤凰卫视专访


来源:凤凰卫视

记者:市长好。 黄奇帆:好。 记者:好久不见。 黄奇帆:好久不见,有两年了。 记者:我记得在北京呢,您算是刚刚到,准备来参加会议,然后就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还是非常感谢。这几年好吗? 黄奇帆:还可以,挺

记者:市长好。

黄奇帆:好。

记者:好久不见。

黄奇帆:好久不见,有两年了。

记者:我记得在北京呢,您算是刚刚到,准备来参加会议,然后就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还是非常感谢。这几年好吗?

黄奇帆:还可以,挺好,我们西部大开发嘛,在这几年,国家推动西部开放高地建设,发展的,应该说挺有成效。

5年前,我曾经访问过重庆市长黄奇帆。虽然早就听说,黄市长精通经济,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不过当我们的访问开始之后,黄市长信手拈来的一串又一串的数据,和他对于经济、金融问题深入浅出的分析,还是让我非常惊讶。在采访的现场,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在课堂上,听一位经济学家在旁征博引,侃侃而谈。5年过去了,经济的“新常态”,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共识。与此同时,山城重庆也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么,“新常态”对重庆而言,意味着什么?带着种种疑问,在今年的两会伊始,我与黄奇帆,相约问答。

黄奇帆:新常态对重庆来说呢,就是我们过去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消费拉动,那么今后的一个阶段呢,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来作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

解说: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省市2014年的经济数据陆续出炉,重庆以10.8%GDP增速,名列全国第一。此外,重庆汽车和互联网终端产品的产量,也拿到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在对外开放领域,重庆这些年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进出口总额从60多亿美元变成了现在的955亿美元,六年的时间翻了四番。这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亮点,就是重庆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的PPP改革,2014年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受到了外界的瞩目。

黄奇帆:本来这十几个项目1300亿投入,应该是重庆财政,或者是财政负债来搞这个项目,现在呢它是由外地的企业,民营的企业,或者中央的企业,外资的企业来参与投资这1300亿。这样我们重庆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项目没有放慢,还是继续在推进,但政府的债务因此还能够减少,去年我们还减少了1000亿的政府债务。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种市场化的改革,有助于我们调整债务的结构,有助于我们加速基础设施的发展,而社会的各个门类的企业也因为投入到这些项目中去,也切割了一块市场的空间,也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发展,所以改革产生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红利,有时候是非常直截了当,非常明显的。

解说:所谓PPP项目,中文被翻译为“公私合作关系”,这是国际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常见投融资模式。在PPP模式下,企业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的PPP是一种“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共赢”的模式。但如果处置不当,也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公共服务难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PPP的这个改革,尤其是基础设施上的PPP改革,其实PPP的改革有分好多层级。

黄奇帆:对。

记者:比如说BOT、BOOT什么的,其实以前都在试用。

黄奇帆:对对对。

记者:但是它都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弊端,比如说像您说公益事业的一些垄断性,价格的调整怎么办,您常常提议的建议,或者提的例子是香港的地铁。但比如说香港的隧道公司,也有说加价,然后民众不满,要求政府赎回这种情况。

黄奇帆:是。

记者:那我们在做我们的PPP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避免垄断性,避免公益性跟价格的这个纠结?

黄奇帆:你这个问题分析的很到位,里边最重要的,防范四条。第一条就是,搞PPP的投入者是公共设施的投资者,不能亏损,亏损了人家不来干了,因为社会投资嘛,民间投资,不能亏损,但也不应该有暴利,这是一个原则。第二呢,这个谈判的双方,公营和私营方面应该是平等、公开的一个平台上讨论,没有打闷包,没有营私舞弊,没有黑箱操作,应该放在亮堂的平台上公开操作,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因为是公共设施,你如果私人企业垄断了这个以后,可能把公共设施的收费呀,管理呀,如果都垄断了,把价格提高,这也不可以的,这也事先要约定。还有一种呢,是公共设施遇上了意外的地震或者灾难,那么私人企业遇上了突发事件的时候它无法适应,这个时候,它无法适应,它不去修复,那受损失的是社会上的老百姓,工作运转、生活都会受到冲击,这个时候在灾难的时候,政府又怎么救助,这也是PPP项目要考虑的事情。

解说:2014年重庆签约的PPP项目,涉及高速公路、市郊铁路、轨道交通、市政设施、港口物流、土地整治等多个领域。重庆的这一系列PPP项目,被媒体解读为--重庆市政府抛出了明确的信号:“欢迎企业来赚政府的钱”。

记者:2015年我们还有多少的PPP的项目会进行,以后的公共建设是不是都采取这样的模式?

黄奇帆:总的来说政府会有三种情况来推动公共建设,第一种,当然就是市场化的,能市场化的就用PPP的方式来解决。第二种,是总有一些公共服务的项目,基础设施的项目是政府直接该拿财政的钱去投资,去建设的,在这个方面政府义不容辞,第三种呢就是中央政府,也是有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比如铁道部给我们建铁路,那这个时候,铁道部既是个铁路总公司,也是代表了中央的单位在重庆,那它花2000亿修铁路,那我们要配套的比如说征地动迁,各种各样的配套,这个就是政府的财政出钱把它,把这个配合好,那么这个配合好呢,用不着再去PPP地转个弯了,再去做这些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让市场能做的事由市场来做,政府更好地服务,同时让出一块市场空间,让全社会的投资者能够各得其所,各取所需,这本身也是培育社会民间资本力量的一种方式。

这个产能过剩到了30%,甚至40%、50%的话,就进入到全行业亏损,全行业被颠覆,泥沙俱下,没有人能幸免。

最近一段时间,黄奇帆在多个场合提到,应当重视在经济领域“防风险”的问题。他说,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在这次的采访当中,黄奇帆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来自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经济系统的产能过剩,既包括工业,也包括服务业。第二是金融系统自身的杠杆比太高,造成的金融风险。第三种是民间高利贷为代表的社会性风险。而这三方面,最重要的是要防范产能过剩。

记者:市长,我看了一篇您在对重庆企业家的一场演讲,您特别提醒他们要防范的就是产能过剩。就是产能过剩这部分,你还不只是各行各业,各个地方都有可能产能过剩。您告诉我们,您看到重庆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提醒的?

黄奇帆:市场经济呢,实际上是一个,一种过剩经济,市场运作的过程呢,最起步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创新了一种产品,而这个产品很有市场的效应,那么先行者通吃,他会有个暴利的过程。然后你有暴利呢,其他的企业就效法跟进,有个模仿的发展的过程,那么发展到一定阶段呢,产需平衡了,甚至产能过剩了。那么市场经济呢,每年会进行优胜劣汰,所以有10%到15%的产能过剩,正好是适应产业链中各种企业优胜劣汰的需求。所以这是正常的15%以内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而且是一个健康的一种自我修复,优胜劣汰的过程。

黄奇帆:但是如果这个竞争过于加剧,这个产能过剩到了30%,甚至40%、50%的话,就进入到全行业亏损,全行业被颠覆,泥沙俱下,没有人能幸免。

解说:黄奇帆认为,政府应该对可能发生的产能过剩进行预测分析,引导企业合理投资。而企业自身,也应当对投资领域进行深入了解,避免飞蛾扑火。此外,金融业在给企业发放贷款之前,也应当对该企业和所在行业,是否可能陷入产能过剩,做出深入的分析。在防范产能过剩方面,重庆一直在身体力行。以煤炭行业为例,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是4000万吨。8年来,重庆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的产能时,重庆依然保持4000万吨。

黄奇帆:工业体系,如果你钢铁一年的市场需求就是六点几亿吨,那这个产能绝对不能让它到8亿吨以上,你在8亿吨,是相当于百分之十几的过剩,优胜劣汰是正常的,但你如果变成10亿吨,你多了3亿多吨,你的6亿吨的产能,多了3亿多吨,你就50%的过剩了,那全行业会亏损,所以我们这几年,中国有十几个品种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有色金属、铝加工的行业,或者浮法玻璃,或者还有像光伏电池,风力发电,有的高新技术领域,有的是传统产业,资源加工产业,总之都有一系列的产品产能过剩,这是要避免的。

黄奇帆:那么另外呢,服务业也一样,要防范,比如说房地产就是一个服务行业,属于第三产业,房地产我们说,一加六,要防止过剩。一,就是指房地产的城市开发中,房地产的土地供应。一个城市所需要的土地,基本上一个人100平方米,100万人就是100平方公里,1000万人的城市呢需要的是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如果我这个城市100万人,但是供应的土地呢,是200平方公里,甚至更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土地供应过多的城市,土地是要“七通一平”,要征地动迁,要花很多钱的,要投入基础设施的,最后呢,人口只有50%的供应量,形成一个空城、鬼城现象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重庆政府这个十几年,任何一个区县、县城的发展,我们控制性强规,审批过程中的第一要义,就是“产城融合”,人口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城市规划走,最终一平方公里一万人,形成一个平衡。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总体的。

黄奇帆:第二就是具体的房地产,我们包括写字楼的面积,商铺、商业零售商铺的面积、贸易批发市场的面积,或者还有住宅的面积,还有我们平时讲的,综合体的这种面积,甚至还有会展中心这种面积,这种面积呢,宏观上都有一个量的把握。

黄奇帆:那么商业零售呢,是和你这个城市的消费,商业零售的总量有关,一般是2万元零售额一平方米。比如说重庆去年,五千几百亿的商业零售,那重庆这个地方的各种商铺,商业零售商铺,有2500万平方米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你造了5000万,一个亿,你就商铺过剩,而且会赔本。那么写字楼,或者各种贸易批发市场也都如此,讲这段话的意思呢,做任何事都有一个科学的规划。总书记就讲过,科学的规划,做事要认真,于细节之处见精神,在仔细的分析当中见水平。我们有时候大而化之,拍着胸脯让房产商就来开发,最后这个宏观上这个量,有的房产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对每个企业来说,它只看到自己想干,不看到整个社会到底需要多少,全盘趋势,等到有一天醒过来了,一场金融危机已经在眼前了。所以在这个细节上面,这种细节方面实际上是个宏观的大局方面,要有科学的度量,有个判断。楼面地价拍卖的时候,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三分之一,是很重要的游戏规则。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说地产的风险,我就看到一个故事,就是据说你们的地产商会前不久还给市政府写信,说是提到了很多具体的建议,主要的目的这个建议要控制商业地产的总量,防止出现过剩,是有这样一封信吗?

黄奇帆:是啊,我觉得这个老板到了这一步,上了的人不希望车子再上人,也很正常。但是重庆政府呢,在这方面的确比较负责任的,我们整个的过去十几年,在发展当中,我们房地产始终控制几个指标,一个呢就是每年房地产的总投资,不要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也就是说不能够出现这个城市总投资1万亿,房地产投资5000亿、6000亿,如果这个地方40%、50%投资都在搞房地产,这个城市肯定产业结构畸形,然后没有发展后劲,而且会出现泡沫。所以重庆政府呢,应该说,我自己作为市长,是一直注意房地产调控,我微观的我不管了,宏观上我就判断一个投资比例,一个建设总量,跟规划人口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总量要平衡这个事情。第三个当然,我控制房地产的按揭。

记者:按揭。按比例。

黄奇帆:也就是金融杠杆比,这三条控制好了,房地产一般是就会平稳了。

重庆的房地产市场,与内地的各大城市相比,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早在2002年,重庆就一步到位,储备了主城区的40多万亩的土地;计划在之后的20年当中,每年只开发其中5%的土地。2010年,重庆启动公租房建设,是全国最早进行公租房试点的城市之一;2011年,重庆和上海又成为了全国仅有的两个房地产税的试点城市。而在近年的房地产调控当中,重庆市一个罕见的不限购的城市。多年的探索过后,如今重庆的房地产市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黄奇帆:这个是因为建设部和国务院的有关方面,给重庆做探索,做试点,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房地产当然是一个不动产,有个地价。地价呢也不能太高,拍卖地价,地价拍的比房价还贵,那么拿了这样的地价,再造出来的房子,往往会是原房价的一倍,或增值两倍,所以在这个方面,楼面地价拍卖的时候,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三分之一,是很重要的游戏规则,那么这方面呢,你当然就要土地储备啊,在这方面就可以起调控作用了,如果发现地价拍得高了,多拿点地出来卖,地价低了。

记者:就跟香港一样。

黄奇帆:你可以控制。这个土地储备就使你有地价的调控手段。那么再有呢就是,当然买房的能力上面,通过按揭贷款的比例来调控,所以我们大体上按这个方面进行了调控,我们的确没有搞限购限贷,但这个没有搞限购限贷,是获得有关方面同意的,我们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做一个探索,所以我们在控制房价,供应保障房,以及房产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都是中央有关部门指导下,把它给搞好的。

黄奇帆:就目前重庆的房价,的确还是比较平稳的,重庆主城去年商品房的价格是六千五百块一平方,那么按照三口之家九十平方米,或者一百平方米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五十几万到六十几万一套房,那么我们重庆主城老百姓的年收入,夫妻两个人如果都工作,重庆的人均职工的收入呢,应该在四万块,夫妻两个人呢,平均数在八万,八万呢,它有个六年、七年,六八四十八,七八五十六,也就是七年时间,是可以买套房的。

记者:就是在您刚才的预测当中?在范围内。

黄奇帆:在我们的预测里这是合理的,如果我们的房价高到了,让重庆家庭收入,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才能买的话,这房价就显得贵了,从这个意义上,重庆老百姓的房价消费,相对宽松,比别的城市要好一点。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应该说我们不是个小城市,我们是个八百万人口的中心城市,这房价控制相对合理,应该是件好事情。

记者:那我就听到了一个故事,您跟铁道总公司还有一个对赌。

黄奇帆:没吵架,我们两个人好朋友,坐在一起,然后呢我希望他价格低第一点,那么他说你如果数量上去了我价格可以低一点,我呢说你价格低了我数量就上去了,最后的结果呢,果然事随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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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hen_ya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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