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三中全会前谈经济改革：涉土地改革等8个问题

2013年09月27日 08:27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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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在最近二十年之内，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确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改革并未到尽头。国有资产改革应该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配置机制的改革，或者是配置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下面不要去管具体的企业，国资委下面成立若干个行业性或者是综合性的投资基金公司，任务就是管国有资产的配置。我们平时谈效率，只谈到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说根据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为既定，产出越多越好，这样效率就高，产出为既定的话，投入越少越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出现了另外一种效率，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变，不同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然后进行对比，看谁配置效率最高。资产不断地重组、调整，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经济学里引起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过去长期认为在企业中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为非生产人员，你们不在生产第一线的，你们对生产效率没有贡献的，这些都是非生产人员。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之后，看法就不一样了，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员是将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产生更多的效率。所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今后如果再有人说你们怎样，你可以说那些观点是旧的，是六十年前的观点，现在是讲资源配置效率，都是从事资源配置的。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不要在这些领域搞了，退出来，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至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你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七、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如果你的产权糊里糊涂的，甚至你当初成立的时候，以各种当时的惯例、当时的情况建成的企业，结果产权始终是不清的，这就对未来造成隐患。产权清楚，你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选择自主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在危机之后我们常说抱团过冬，这是对的，大家要抱团互助，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有办法内部协调。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例子，这就是抱团走出去。一个例子是在西欧，中国企业家抱团出去，单个一家企业到冰岛去，人家不要，结果失败了。现在抱团了，好几十家企业一块去，准备投资，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统统都走。第二个例子，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谈判，准备进入美国的底特律市场。底特律破产，财政负担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厂房设备，还有一支很强的工程师队伍、设计师队伍。中国的汽车行业准备接管，把他们的设备、厂房全部买下来，把这里开发成中国汽车研发中心，那些工程师、设计师能够起作用的，可以恢复工作就地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八、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别相信它。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多少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了，希腊当初越过12000美元时，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界限，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世界银行打电报过去祝贺，后来到了2万多美元时，希腊经济停滞、下降了，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到4万美元人均GDP时就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4万美元左右。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当初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给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现在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现在改就不行了。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别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毛派、极左派等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这个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足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来三十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来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华盛顿邮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本文根据厉以宁教授9月26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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