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长：新常态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凤凰财经讯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成为本届冬季达沃斯关注的焦点，但什么是新常态？仅仅是经济增速下滑到7%吗？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在哪里？对此，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表示，新常态就是在经济发展中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靠计划经济思维寻找某些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动力。

龚克表示，中国经济在转型，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转型。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是政府在经济发展里面起决定性作用，包括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比如说政府投资一强，经济增速就上去了。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而投资的下降也直接导致去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几乎用这一个原因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减速的问题。

龚克不认为当前可以再依靠2008年的那种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政府的投资来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他认为经济增长真正动力，一方面是消费者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企业要获得利润。

“这才是长久的动力，而不是政府规划某一个行业是重点就往那儿投资。”龚克表示。（凤凰财经李磊发自瑞士达沃斯）

对话实录：

记者：2014年中国GDP突破十万亿美元，十万亿俱乐部里面就只有中美两国，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治理格局中，中国并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以前也仅仅是一个参与者。您怎么看？

龚克：我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比较大的经济体，应该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人口占了五分之一。但是应该是什么作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对这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大的责任，这个可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挑战。中美是能源消耗最大的经济体，我觉得中国特别需要在这个方面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真正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我觉得这跟所有的责任比起来是最大的一个，我并不认为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后就应该去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大国。我认为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大国和小国应有同样的发言权，而不再是少数大国，无论是经济大国、政治大国还是军事大国来决定国际社会的命运。

记者：不是大国治理，不是以前的大国一致原则。

龚克：我觉得应该向一个新的治理结构迈进，实现真正的多元化，而不是一、两个巨头来决定。这并不是说这些大经济体就没有责任，它最大的责任是要为这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因为它有最大的能耗，最大的排放，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社会的维度、经济的维度和环境的维度里面，其实影响整个世界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是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种族宗教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包括战争，它对环境对生产造成的破坏不可小觑。特别现在我们发现很多不稳定地区，同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区重叠在一起，在这些问题上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模式，为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来发挥作用？我想首先要中国自己做得好，比如中国自己的贫富差距，其实中国现在贫穷地区的环境非常脆弱，如果弄得不好的话，它的开发会造成更大的破坏。所以在像这些问题上中国怎么能够一方面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一方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这条路有可能会为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个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和谐三者统一起来的道路，我认为中国应该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记者：中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龚克：现在我们在尝试解决问题，从大的思路来讲中国经济在转型，这个经济的转型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但我认为最核心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转型。其实过去30多年来，这个关系一直在变，但是在这个变动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政府在经济发展里面起决定性作用，包括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比如说政府投资一强，经济增速就上去了。

多年以来，中国是靠什么增长？或者说去年的经济增速为什么下来了，主要是投资下来了，几乎用这一个原因就可以解释。当然还有出口困难、消费不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投资是最突出的因素。这两年在努力实现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变成让市场主体更多地发挥作用，同时又要想办法去抑制市场的非理性行为，比如说前些年大量出现的小煤矿，安全也不好，资源利用也不好，它曾经是一度我们放开能源市场造成的问题，那中国能不能避免这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政府的英明领导固然重要，但终归要过渡到长远起作用的法治和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调节经济，以法治来规范市场，我觉得这是应该追求的经济发展的常态。

中国走市场化之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日本也好，前苏联的转型也好，都不能提供现成的非常成功的经验让中国效仿。因为中国毕竟是以一个高度计划的体制和十分低下的经济水平为起点向市场经济转型，事实上全世界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而这种转型是人口巨多，资源消耗巨大的情况下实施的，中国要逐渐地处理好这个问题，走出自已的路子。

记者：咱们谈一些具像的东西，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平衡发展，京津冀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挺多人认为北京把经济给吸空了，造成北京一家独大，造成天津和河北的经济发展乏力，您认为这三方之间如何达到平衡的发展？

龚克：我的看法是三方未必要追求平衡，共赢就行了。北京的经济发展中有个因素不能否认，就是得益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特殊地位。随着这个地位的弱化，北京经济成长的动力机制会变化。这并不是说简单地把北京经济调节得小一些慢一些。比如说在北京天津之间在吸引投资的竞争关系，天津往往无法跟北京比，因为没有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其相关的种种优势。这是过去和当前中国政府支配经济功能所带来的优势，但是你看华盛顿就没有这个功能，柏林都没有这功能，德国前首都波恩就更没有这个功能了，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所在地，省会所在地，或者说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计划单列市，像青岛、大连等都具有“靠近中央”的优势条件。

另外一个方面，北京各种功能的高度集中已经是一个现状了，比如说大的公司的总部都在北京，所以北京形成了真正中国的总部经济，比如说拿北京和天津的关系来讲，航天集团现在在天津做很多的生产，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在天津有生产，包括航空的直升机的生产，但是总部的税收在北京。

记者：GDP也算北京的。

龚克：改变这个情况可以有两种办法，传统办法是天津拿出更便宜的土地和更优惠的税收等等去吸引总部到天津来，但恐怕还是中央政府更有吸引力，所以竞争其实是不平等“政府条件”下的竞争；另一种办法是靠改革，只有到企业觉得不一定什么事儿都要靠中央政府的时候，它就会在市场调节下做选择。还有国企改革，在我看来它未必要保持今天这种形态的集团，在市场体制下大集国可能会对市场反应不灵敏，所以从现在大的趋势来看，如果要更好地适应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应该是细分的，生产组织细分一点扁平一点可能会更有效率。

记者：对，提高效率，减少层级。

龚克： 我觉得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京津冀也好，长、珠三角也好，是由于自然禀赋和市场条件来决定的，比如拿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来看，京津冀最困难，为什么京津冀最困难呢？长三角的自然禀赋形成了它的天然联系，没有政府在那主导的时候，它就形成了很多密切经济联系，它运用了长江的水域作为交通通道，然后形成商业交流和市场分工，在清朝的时候就差不多就一体化了。还有珠三角也有类似情况。京津冀缺这种天然的禀赋让它们合起来，三个行政区，尤其又有两个中心城市，两个中心城市意味着背后两个特别强的政府，行政壁壘造成了市场分隔，这就比较难办。我觉得它不能靠一个超越于北京市政府、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的更高政府主体来做一体化，如果这样下去，就像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一样，越来越高度行政化，离经济规律越来越远，最终不行，最终还是要通过去政府作用，让市场找到真正比较好的结合部。比如说现在北京的电子行业，中关村的电子元器件多是在深圳配套，如果在河北和天津能实现这样的配套就会方便得多，放手让企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它不管政府有没有计划都会找机会。现在就是太多的依赖于政府来做这个事，恐怕会适得其反。

记者：现在大家都谈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也是本次达沃斯论坛，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经济增速下来以后，我们未来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龚克：今天上午有一个论坛谈到增长动力的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真正动力在两方面长久存在。一方面，消费者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当然生活不光是衣食住行，文化消费也在不断的追求，用我们话叫做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这应该是一个基础动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就是企业要获得利润，这两个是长久的动力，而不是政府规定某一个行业是重点就往那儿投资。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形态。企业觉得国内市场赚钱就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赚钱就在国际市场，这才是正常态。现在通过出口退税然后再出口转内销不是正常态。如果说新常态应该新在什么地方？我看不是新在7%，也不是新在找一个和产品、服务，比如太阳能、高铁等等，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要新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方面。

记者：这句话总结得很好。

龚克：如果不新在这个地方，我看就长不了。新常态的“常”不仅是经常的“常”而且是正常的“常”。英文用“NORMAL”是正确的，其中更强的含义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