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张图看懂：安倍经济学诞生两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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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日本家庭因为要赶在新的消费税生效前而突击消费，这导致2015年3月的消费出现明显同比下跌。基数效应使得收支的细微变化难以计算。因此大幅度下降并不预示着日本家许支出急转直下，但也不足以显示任何复苏的迹象。实际情况更是如此。官方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支撑着家庭支出这一数据。

我认为，从一些受增税影响较小的家庭支出的子成分来看，我们能够了解家庭支出仍在下降的原因。例如，从同比来看，日本家庭在食品方面的支出与税收变化的相关度呈负数，在家庭总支出中受增税影响最小。

就家庭用于公共事业方面的支出而言，相关税率并未发生改变，因此日本的税率变化（一种财政转型）并未改变下图曲线的整体走向。相反，曲线整体方向符合经济学原理，尤其是货币经济学原理。

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原因是家庭可支配收入，或者说家庭可支配收入匮乏。增税对家庭支出影响如此巨大的原因是，实施质化量化宽松政策后，包括名义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阶段在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稳步下降。换言之，通过带来对劳动力与工资方面进一步经济增长毫无帮助的通货膨胀，日本量化质化宽松政策（QQE）达到了与其宣称的目的（公然抢劫日本消费者的购买力——当人们名义收入稍有增加时便倾向于消费掉）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似乎是所有受到量化宽松政策负面影响地区的共同曲线。在美国，这意味着仅关注于失业率或Establishment Survey。但自2010年开始，完整的曲线变化之间似乎不再存在相关性。在日本，经济学家只关注自2014年4月开始的二阶导数的变化，测量得出家庭支出与收入并不像在曲线转折点时那样糟糕。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长期来看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与日本量化质化宽松政策都是彻底的失败。日本推行该政策的时间可追溯到2001年3月19日，这比美国要长的多。并且日本央行并未不断破坏量化宽松的模式。

经济学家只讨论下图的右边部分，并从支出并未很快下降的事实中看到了“复苏”的迹象。因为与日本央行期盼的结果相反，“通货膨胀”已经减轻。因此，相对应的，日本央行原计划用以刺激消费的政策也难以开展。

但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几乎在第一次推行量化质化宽松政策之初，尽管货币政策试图刺激家庭需求，但家庭需求却几乎呈直线下降。同时，在追求“聚集需求”的过程中的各种努力，包括日元贬值都似乎总是不够。日本量化质化宽松政策的最后一步也仅仅凸显了该政策显而易见的负偏差。

你甚至可以说在2011年，日本央行再一次推行相关政策（从经济角度上说，日本央行无法做到长时间等待，让相关事物自己恢复），使得家庭支出达到低谷后，家庭支出便开始进行自我纠正。现在，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

我认为日本家庭收入的长期趋势将这一点诠释的非常好。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量化质化宽松政策（QQE）推出之初下降，此后几乎保持在平稳的状态（在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后的变化除外）。当然这一情况存在缺陷。但这不是因为货币手段而出现的明显恶化倾向，而是因为日本量化政策的推行。

注意，家庭收入与支出并不是在增税之初而是在日本推行量化质化宽松政策推行之初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科学是一门观测学科而货币经济学则一直避免观测。如果经济学家希望有所改观，他们应该坦诚以对这一事实，并重新定义相关术语。日本央行推行质化量化宽松政策已经两年，家庭支出与正常水平的差距仍很巨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回到正常水平非常困难。或许这算不上是典型的自然衰退，但这无异于一场人为的灾难。（编译：双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