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下午2点，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渤海银行总行会议室，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渤海银行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益人，先被带到地下一层，逐一出示身份证“验明正身”后，进入一楼会议室。
渤海银行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孙利国代表渤海银行与受益人进行沟通。受益人2005年通过信托计划“曲线”入股渤海银行。2010年初，信托计划参与渤海银行第一轮配股融资，获得银监会批准，但今年3月1日，受益人被告之信托计划不能参与渤海银行第二轮配股。
针对信托计划已持有的股份，受益人可选择同意将股权以最低每股5元的价格对外拍卖，或继续由信托代持股权，但不能再参与配股。(参见本报3月25日第9版《信托股东突遭“出局”渤海银行二次配股生变》)
20多位受益人通过网络组织起来，找渤海银行“讨说法”。开场白之后，孙利国建议与会者把录音笔摆到桌面上，“这样可以录得清楚一些”。
沟通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持续2个多小时。孙利国告诉受益人，渤海银行按股东大会决议向银监会上报了全部7家股东按“每10股配7股”比例增资的方案，但银监会只批复了其中6家股东的股东资格，不含天津信托(“渤海银行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受托人)。
孙利国称，渤海银行和银监会多次沟通，为信托股东争取“同股同权”的待遇，也会将受益人的意见再次向银监会反映。最后他建议在座的受益人，“不愿卖的，给人家愿意卖的一个机会”。
数位受益人对本报表示，此次沟通打消了其对渤海银行没有上报信托股东资格供银监会审批的怀疑，将于近日向银监会提出申诉，要求了解银监会不允许信托参与配股的原因。
银监会批复未提信托股东
数位受益人对本报称，天津信托用投影仪向他们展示了银监会《关于渤海银行增加注册资本方案的批复》(银监复(2011)10号，下称《批复》)，但天津信托不愿向受益人提供《批复》的复印件，只允许受益人完整进行抄录。
3月30日，一位受益人向本报展示了其逐字逐句抄录的内容，《批复》全文只字未提信托股东，主要内容是：“原则同意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六家参与你行的此次增资扩股工作。”
这份《批复》让受益人疑虑顿生。“如果渤海银行上报了我们的股东资格供银监会审批，银监会不管同意与否，应该都会在批复中明确表述，不可能只字不提。”一位受益人3月30日在参加沟通前对本报表示。
但孙利国明确向受益人表示，渤海银行是按股东大会的决议向银监会申报的，银监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了上述批复，渤海银行只能按照批复进行增资扩股工作，目前已获批的6家股东已完成缴款。而且，信托股东的股权被拍卖后，受让方可参与配股。
至于银监会是根据哪些具体的政策法规作出前述《批复》的，孙利国称：“我们也在了解。”他会将受益人的意见整理成文，向银监会报告。
数位受益人对本报称，将于近日向银监会提出申诉。“第一次配股，信托股东参加了，银监会批准了，前后间隔不到一年时间，国家对《信托法》《公司法》都没有作出修改，而银监会不批准信托股东再次参加配股，我们希望了解原因。”一位受益人称。
信托面纱后的真相
按照证监会审批IPO的惯例，上市前存在信托计划持股的公司，将被要求清理信托持股，否则不予放行。证监会此举备受质疑，但一位投行人士向本报表示，“此举在当今中国有其必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信托面纱背后埋伏了关联方利益。”
那么，“渤海银行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背后的受益人身份究竟如何？是通过何种手段获得受益权的？本报对此展开了调查。
天津信托有关人士拒绝向本报透露受益人身份，称按照《信托法》规定，受托人要为受益人(委托人)身份保密。多位受益人对本报表示，其也曾就此问题咨询过天津信托，天津信托以同样的理由拒绝透露。
3月30日，本报记者在天津面见了近10位受益人，既有天津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他们均声称，自己并没有“特殊”的人脉和关系，是通过购买天津信托发行的信托计划得以“曲线”参股渤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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