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19日 13:36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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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讯 第一届《国际金融研究》论坛于2011年3月19日在对外经贸大学召开，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图文直播。图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在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黄益平]感谢，给我的题目是“全球再平衡”。我想说一下全球再平衡大家听的很多，我自己讲的今天主要是经常项目的失衡，也就是顺差和逆差，这个顺差和逆差和刚才两位发言人说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尤其在这一次我们全球危机以后大家听到很多全球失衡的问题，但事实上全球失衡是从本世纪初以来一直在非常严重的发展，首先是美国，接下去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画一个图的话经常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画在一个图上，中国和美国可以像是一个倒影的景象，美国是逆差越来越大，中国顺差越来越大。

为什么现在忽然觉得这个有问题，其实过去我们也是对逆差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过去的担心更多是我刚才说逆差问题比较大。特殊的例子我们看到东亚危机，东亚危机一方面是原来很多的资本流入，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经济增长非常好，所以逆差比较大，逆差比较大其实意味着有更多的钱流进来，更多的钱流进来在泰国、在印尼我们都看到了，最后导致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资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就比较严重，所以大量的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的逆差相关，经常项目逆差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自己钱不够花借别人的钱花，当然借别人的钱花非常好，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总是有一天要还的，借钱给你的人有一天可能信心突然信心。1997年7月23日晚上泰国出现问题，有一批投资者信心出现问题，钱不来了，不来你的经济就崩溃了，我们过去看到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是经常项目逆差比较大，人家对你的国际收支体系可持续性有问题，人家对你货币的估值可持续性有问题，那么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产生疑问。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投资者产生这样的问题，你的经济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金融危机很难避免。

但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不光对逆差国家有反映，顺差国家也有问题，顺差国家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有很多美国人说，就是因为中国人搞了这么多钱都借给我们花，但是这个问题我想提醒大家不是美国人开始的，东亚危机以后泰国人、印尼人、马来西亚人都在抱怨美国人、欧洲人，你看他们那个时候那么多钱非得借给我们不可，把钱搞的很便宜，后来把我们搞成了金融危机，这种心态应该是很正常。客观的来说当你全球经济变的非常不平衡的时候，事实上是伴随着刚才两位发言人都在说的，资金的跨境资本大量的流动，大量的流动在一定的市场上它变成了一个问题，流动性很多，利率被压的越来越低，利率被压低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就是钱便宜了，大家都去炒，最后资产市场的泡沫就起来了。

所以如果说大量的顺差或者逆差导致了国际市场流动性的泛滥，当然跟货币政策还有关系，但是它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素，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的上升，这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至于说是顺差国家的责任还是逆差国家的责任，我觉得没有必要追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你说是谁引起的这个问题很难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引起重视，我觉得确实非常重要，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所说的失衡或者是平衡，并不是说零顺差或者零逆差，因为全球化了以后你的贸易增加了，你的资本流动增加了，最终肯定会有顺差和逆差，这个是不可避免，所以我想说的是第一顺差或者逆差，全球经济失衡，它可能是一个常态，就是全球化以后的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问题是它可能有一个极限，当然超过一定的极限以后，不管你顺差也好，逆差也好都有问题，逆差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有一天再融资出现问题，顺差的问题同样也是很大，我们顺差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大量的经济增长一大块都靠在国际市场上以后，你下一步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有问题。而且更多的是当你成为一个大国，小国还好，大国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问题，当我们的顺差这么大，在外国人看来我们挤占了他们的市场，我们挤占了他们的就业，我们挤占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所以不管从经济上来说是什么道理，从政治上来说比较难办。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国际经济讨论，政策讨论这是一个重点，可以理解。

我们现在来看从2010年来看到现在，实际上全球失衡的问题已经得到缓解，看美国的逆差已经降到占GDP4%以下，我们中国5%左右，最高2007年的11.8%，12%应该有很大的下降，但是不清楚的是这个下降是由于政策调整而下降，还是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就是金融危机了，金融危机大家不买我们产品了，所以我们的顺差减少了。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尤其很多人说美国经济今年还不错，如果美国经济不错我们今年的顺差是继续往下走还是稳定在这，还是一转眼又反弹上去了，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再继续反弹上去我们的国际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现在下一个问题是怎么调整，如果需要调整怎么调整。

从我们G20的谈判来看，我们知道有一个4%的指引性指标，大家都在讨论说我们以后是不是有一个设计大概的限度，这个限度也不一定是强制性的，但是起码我们大家可以看，如果你的顺差，你的逆差超过GDP的4%，可能有风险，可能有问题，你需要做一些改革。那么如果这样的政策实施，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但是要避免你不能说4%一下来说每年谁都不许超过4%，这是有问题的，问题最大的比如说要是石油出口国，有一年石油价格变成200美元一桶的话这个顺差一下就下来了，可是到30美元一桶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不应该把它僵化的理解成每年都不许超过4%。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把目标提出来了以后，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解决的办法显然很多了，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有一个“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失衡问题，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呢？两条，第一是汇率政策，第二是财政政策，在顺差国家他们需要让货币升值，让财政政策扩张，在逆差国家财政政策紧缩，货币贬值，所以现在我们不评价当初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但是从总体来看，从现在来看没有可持续性的结果，当初可能是有一些调整，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已经不用再讨论日本的顺差问题，美国的逆差问题，说明广场协议当年可能有一些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不是根本性的。

第二个比较好的例子，我们解决顺差失衡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大家知道“十一五”规划里面很明确的在五年期间我们把国际收支引向平衡，也就是说消除大规模的失衡，但我们知道五年过去以后，事实上我们失衡的问题变的越来越严重。具体的来看，我们现在看“十二五”规划又讨论这个问题，很多专家说这个规划非常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持续下去，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十一五”规划说的时候没做到的东西“十二五”规划期间能不能做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政府一直说要做，结果越做顺差越大，越做结构越失衡，我不是不相信政府。

但是我们需要看的是有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转变，能使得我们这一次今后五年看到的变化跟过去五年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最重要的里头就是两条，第一条汇率政策一定要调整，我们过去对汇率调整的担心远远超过对很多其他问题的担心，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讨论汇率问题，但是我想简单的说明，我们政策基本上已经明确要变的越来越灵活。但是我们现在面对了一个最大的困难怎么灵活，有的说要渐进，有的说要一步到位，没有很好的办法，渐进大家都知道，今天1%，明天1%，最后升值的预期越来越高，自己跟自己打最后打不赢的。

前一段时间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倾向渐进比较好，因为一步到位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到位的，10%、20%还是30%，谁都不知道，你到了30%说不定还是有投资者会搏你。如果50%会走过头了，所以一步到位是相当的难，渐进也很难，我们都很喜欢渐进，但是渐进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步一步升，最后热钱越来越多，顺差越来越大，最后升值的预期越来越强烈，靠政府跟市场搏，尤其是跟几万亿的投资基金来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尽量快的把它放开，放开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我今天没有什么时间来论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过去多少年已经做了很多改革，汇率动起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我提醒大家去看一下国际商有很多国家的汇率都在动，是不是升值3%经济就垮了，升值10%经济就垮了，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你要把这个制度给建起来，当然有的人会说你银行没改革，制度没改革，包括我们的远期市场没有动用，你怎么把它放开来，放开了经济就垮了，但是这个就类似于像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你占在游泳池边上说我不会游泳，我不能下水，你不下水你永远不会游泳。

想说了除了汇率以外，汇率很重要，但是汇率不一定能够提供完整的答案，这里头看我们过去五年发生了什么问题，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上台以后就讨论结构失衡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很多，投资过度，出口经常项目顺差太大了等等等等，这六、七年来政府一直很忙，但是调结构的问题越调越严重，为什么？我觉得是两个原因，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是有选择的。举个例子说宏观政策三大目标，保增长、反通胀、调结构。这三个如果是能合在一起是最好，合不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大家猜猜哪个被牺牲掉了，很显然的。

增长和投资不行了我今天就出问题了，调结构调不过来有一天要出问题，但是不是今年，也可能不是明年，甚至不是后年，以后一定要出问题，但是以后我是不是还在位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向问题。所以我们最终开玩笑说有一个中国宏观经济的决策三元悖论，经贸大学的学生都知道国际经济学的三元悖论有没有一个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三原悖论三个都做不到取舍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舍，跟我们的政治体系有关系。

跟我们的干部考核体系有关系，跟这个相关的我们过去30年所做很重要的工作，市场化。中国经济改革很重要，一直是做市场化。但是大家想想为什么结构调整，政府一直很忙，但是结构调整调不过来，包括顺差降不下来，是因为我们过去很大程度说是依赖行政性的手段。

举个例子说调控太多了，都靠谁调控，发改委，发改委每年审批项目的速度可以控制，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到现场把这个项目给关掉，这样的措施是立竿见影，但是可持续性和准确性有问题。不然的话为什么年年控制过度投资，年年过度投资的问题那么严重呢。根本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你的激励机制有问题，激励机制有问题你的经济主体行为是由激励机制来引导的，光靠发改委告诉你这个不能做，有的时候有用，总体上来说没用，有钱可赚谁都想赚，马克思说过的利润率如果超过100%的话，资本家愿意冒砍头的风险，所以对出口也好，投资也好，都是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基本格局是什么，产品市场给放开了，要素市场扭曲非常严重，劳动力资本包括利率和汇率、能源、土地等等等等，这些扭曲的特点是要素价格被压低了，要素价格被压低相当老百姓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这样这些经济活动变的越来越频繁，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非常好，但是失衡的问题变的越来越突出，所以说汇率问题很重要，利率问题同样很重要。

这是我觉得我们过去为什么调结构一直调不过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说“十二五”规划以后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要把激励机制给调整过来，就是我们要素市场的扭曲给调整过来，好在我们政府已经说要调整资源价格，要让汇率增加灵活性，要让利率市场化，如果这些真正做起来，加上我们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变化，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讨论刘易斯拐点，如果这些政策能够真正的得到实施，我相信经济失衡的调整，全球性失衡的调整对中国来说这个可能性要比“十一五”规划期间要大得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