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型

2008年05月06日 16:37新华网【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两会”期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的儒雅风采在记者的围追堵截中，遭到了空前严峻的考验。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一结束,刘明康夹在熙熙攘攘的代表委员中在苦候的记者前刚一露脸,眼疾“脚”快的记者即冲到跟前，令周围的代表委员一时失了方寸，原本的秩序被瞬时打乱，很快刘明康被“拐”到楼梯的转角处。银行业的开放和改革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夹在记者方阵中被推来搡去的刘明康，绅士风度未减，从容应对媒体的“拷问”……

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型

2003年4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刘明康领命担纲。从商业银行行长到银行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刘明康的经历引起记者的浓厚兴趣。“我是一个做过运动员的裁判员，因此我非常了解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愿望。”刘明康说，“我会保护他们参加职业赛的那种渴望和追求，我也会时时提醒他们，你虽然是职业的球员，但是你也必须上运动课和日常的训练。由此来保护他们在职业赛时不会受伤，不会违规，也不会屡战屡败。”

刘明康屡次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一直被视为解决银行系统内问题的专家，先后两次被当做“救火员”派到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后出任银监会首任主席更是如此。

1999年，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因受贿罪被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明康于当年7月被紧急任命为光大集团董事长，刘的任期虽然前后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在光大银行推行的改革举措却可谓“牛刀小试”。刘明康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整光大的财务结构以及加强投资过程中的内部风险管理。他强调整个集团，包括上市公司，都必须采用国际惯用的会计准则来审慎管理财务。在此基础上，1999年11月11日，中国光大集团收购了申银万国证券18%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同年，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团合资成立了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这些举措在当时被视为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一个开端。

2000年，刘明康接任了中国银行行长一职，这一次他仍然是临危受命。

重回中国银行后对其多年体制积弊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世人充分领略了刘明康的金融才华。广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刘明康邀请花旗银行的专家对中行进行“诊断”，启动了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整合工程。刘明康深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健全的决策系统，对银行的长远发展影响重大。鉴于此，他着手构造了以尽职调查和后评价为基础的科学决策系统，并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与采购评审委员会。借此，中行完善了对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制衡机制和风险评审机制，有效防范了授信决策、资产处置、基建及大宗物品采购中的道德风险。另外，在刘明康的推动下，中行修改了《中国银行章程》，完善了董事会职能和议事规则。

不过，在中行影响最深广的，还是刘明康推出的“地毯式轰炸”综合考核制度。所谓“地毯式轰炸”，据中行人士解释，即“每个员工都要接受领导和同事的打分，根据得分情况来考评其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中行共撤换6位省级分行行长，这种整顿力度在国内银行界可谓石破天惊。

2003年3月21日，中组部先后正式宣布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出任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

当日下午4点30分左右，中国银行处以上干部会议在中国银行位于北京西单的总部举行，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宣布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当时，刘明康向中国银行总行员工作了告别演说。会上，讲到动情处，刘明康多次哽咽，在场的员工无不感叹万分。显然，刘明康对中国银行的感情是真挚的。在向大家深情话别时，他这样评价自己在中国银行的3年：“这3年，是中国银行90多年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我们经受住了重大的考验，走过了很不平坦的发展道路。”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事件、广东开平事件、中银香港成功上市、金融控股集团的试验等，刘明康的确经历了中国银行悠久历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在这3年，人们依稀看到了一个颇具胆识的银行家的身影。

2003年4月，银监会的成立无疑在中国金融史书写了重要的一笔。刘明康正式受任掌门，开始了由一位职业银行家向监管者的转变。

怎样做才算是一个良好的监管者？在银监会成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刘明康表示：“我们根据国际经验设立了6条标准。第一，我们的工作要能够促进金融的稳定，同时又促进金融的创新；第二，努力提升我们国家银行业在国际金融服务中的竞争能力，作为中国的银监会要响亮地提出这个口号；第三，对各类监管设限做到科学合理，监管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四，一个良好的监管者要致力于金融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并且为维护这种有序的竞争，反对无序竞争，做自己的有效努力；第五，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要实施严格、明确的问责制；第六，高效节约地使用一切监管资源，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得为民所谋。”

在这一番监管宣言里，人们透过“促进金融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问责制”等新鲜字眼，隐约感觉到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新理念。

经济的持续过热使银行业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焦点，一连串的政策信号从这里发出。刘明康带着他的一班人马，风风火火地进入了自己的监管者角色。

初到银监会的短短第一年中，刘明康就马不停蹄地相继到各地对大小银行进行了专门调研。一系列的监管方案在刘明康“事必躬亲”的操作中渐渐浮出水面。

但是，热情并不能帮助刘明康和他的新班子收放自如，相反这个崭新的机构和它的领导人在仓促进入“至高”角色之后，感觉上的不到位和现场经验的不足，不时使自己置身各种非议之中：宏观调控总体政策导致的资金紧缩被不由分说“嫁祸”在银行的信贷政策上，刘明康和银监会首当其冲成为质疑对象。

刘明康并不申辩，但坚决地表示，在监督管理实践过程中，银监会将坚持一面鼓励创新，一面加强监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绝不会成为创新的阻力。身处中国改革关键的银行业中心，刘明康肩上的压力可以想见。

银监会和央行的角色关系曾一度是外界猜测焦点。刘明康明确表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银监会的监管工作将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将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共享监管信息。”事实上，银监会如何能稳妥而又恰到好处地和央行保持政策步调上的协调，保持管理口径上的一致，同时又能走出与央行并行的“体制摩擦”阴影，树立自己独立的监管形象和权威，对刘明康仍是重大考验。

内视为明，监管改革并举

1979年，33岁的刘明康成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分行前身)的一名职员。他的金融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1984年，刘明康以过硬的外语和银行业务水平，通过层层考试被选拔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伦敦给年轻的刘明康营造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绝佳环境。1984年7月至1987年4月，他先后担任中行伦敦分行贸易清算部副经理、业务发展部经理。其间，刘明康还于1987年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毕业，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可以说，从1979年步入中国银行开始，刘明康的命运就与中国银行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过高层领导，对中国银行业的方方面面都可谓了如指掌，中间还担任过福建省政府的副省长兼秘书长，“对企业和政府如何协调关系从善如流，举重若轻。是一位深谙中国国情并务实稳健的领导。”一位银行界高层人士这样评价刘明康。

刘明康以通晓外事、擅长国际金融业务著称。1996年，国家开发银行在日本发行了自己的第一笔武士债。当时，刘明康率领路演团队，从欧洲飞到美洲，满世界地跑。2002年年中，中银香港上市，他不止一次飞到日本去说服日本投资者。纽约分行出事，他往返于北京、纽约之间，跟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的人谈判。

早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式教育加上近30年的金融从业经验，让刘明康深谙现代金融业理念是重塑中国银行业的灵魂。在决策过程中对外籍专家意见的倾听和重视显现了刘明康的开放思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银监会组建了由国际知名金融人士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包括了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英国英格兰银行前行长爱德华·乔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杰拉尔德·科雷根等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国际金融界人士。他们在帮助制订中国银行业改革计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国际咨询委员会的6个高级顾问中，有3个是英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前任官员。有人分析说，刘明康的监管理念有“英式监管”的色彩，便常以此作为一个佐证。事实上，与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渊源类似，英国金融服务局也是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的，应该说，英国对银行业监管的做法对中国有着很强的借鉴作用。

不仅中国银监会的“外脑”被打上了非常浓厚的英国色彩，即使就刘明康本人而言，也有着鲜明的英国烙印。1997年至今，东南亚、南美，甚至美国等世界多个金融市场都出现过动荡，但英国的金融市场却没有发生过大的金融风波，这不能不归功于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全球金融界获得良好口碑的英国金融服务局，自然成为中国银监会的国际标杆。

在金融圈内，刘明康以坦率、不尚空谈著称，这也体现在他对金融风险的清醒认识。他说：“多年来，我国银行业一直与风险赛跑。”刘明康认为，中国银行业主要存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这三大风险。在这三大风险中，信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信息披露、信息透明是改变信用风险居高不下的关键所在。

1999年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接近50%，相当于当年GDP的40%至50%。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曾经对这个数字做了很多粉饰。银监会成立后，即以真实数字示人，反而取得很大的公信力。

这位敢于直言的金融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在于分支行长权力太大，组织架构层级过多，缺乏效率，计算机系统只是模拟会计的手工运算，没有真正的数据库概念，而无法做到实时监控，假账不能被及时发现。“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一个银行有几千个行长。”在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刘明康此语极具穿透力。

在2004年打击银行业内部违法违规过程中，时常笑容可掬的刘明康给人们留下了“铁腕”的印象。2004年银监会的现场检查使一批高级管理人员落马，银监会因此也有了“金融警察”的美誉。2004年全年银监会共查出违规金额5840亿元，比上年增加4072亿元。同时，在银监会建议下，各类银行机构实际处分违规人员4294人，还有各类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44人“落马”，被银监会依法取消任职资格。同时，全系统共派出检查组1.67万次，对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邮政储汇局等进行了全方位检查。以通报、警告和罚款等方式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刘明康非常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出。《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与原有的资本监管相比，《新资本协议》更加注重风险管理。2004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新资本协议》后，银监会立即组织了翻译。刘明康认为，《新资本协议》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允许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IRB法)计算监管资本，这将有利于促进银行业提高风险管理技术。

刘明康一口流利的外语给国内外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有妙趣横生的口才，员工都很喜欢他。据和他共过事的人说，刘明康的智慧往往是在轻松的气氛中流露，即使是硬邦邦的工作思路，也会在幽默诙谐的演讲中让人心领神会，“大会讲话时，下属员工很爱听他的发言。”

把脉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热点

在刘明康看来，我国银行业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最根本的并不是哪些具体指标的高低，而是科学的发展理念缺失和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是资本约束机制较弱。银行业是高杠杆率行业，具有科学的资本约束尤为重要。充足的资本不仅是银行业自身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应对各种风险的基石，也是强化自我约束、增强公众信心的保证。正因为如此，国际上把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视为银行业稳健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以往商业银行在业务迅速发展过程中，往往缺乏自我约束，忽视资本金的充实和积累，导致经营规模盲目扩张和资本充足率普遍低下。中国银监会成立后，严格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促使整个银行业的行为规范发生了深刻变化，贷款增长逐步向理性回归。二是‘规模偏好’和‘速度情结’严重。我国银行普遍奉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路子，乃至在考核中以速度、规模论英雄。在这种惯性思维的支配下，金融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盛行，不仅使自身积累大量金融风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经济泡沫，加剧了经济波动，危及社会稳定。三是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控机制存在明显缺陷。主要是银行产权结构不合理，委托——代理关系不明晰，缺乏有效的制衡约束机制。管理层次过多，法人的管控力和执行力较弱。人力资源使用和激励机制不科学，高管人员的选拔和考核时常偏离经理市场准则。”

刘明康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提高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能力的迫切需要。“面对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银行业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借鉴国际大银行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提高金融创新和管理能力，加快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成为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促进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我国银行业已处在体制性与制度性变革的特殊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刘明康指出，新形势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立足科学发展，借鉴国际经验，着力改革创新，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2008年3月,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刘明康对记者们表示，宏观调控对银行业的发展不会有负面影响。目前的政策依然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近期部分地区受灾，灾后重建需要银监会和银行业一起努力，既要考虑风险防范，又要考虑恢复生产和重建的需要。”针对房地产贷款问题，刘明康说，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有客观需求，需要非常注意的是房地产信贷的风险。但是中国不会发生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原因很简单，我们不允许降低首付款比例。中国的做法是审慎的。关于港股直通车问题，刘明康表示，什么时候落实港股直通车，要根据市场情况而定。

中国金融政策的一个个动作牵动着百姓的目光。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改革之际，刘明康能否让自己和银监会在中国金融改革的舞台上发出自己有分量的声音，我们将继续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