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04日 13:47燕赵都市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王真

2010年岁末，近几年一直高歌猛进的齐鲁银行因“突击补血”再度进入我的视野——随着一些股份制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上显现压力，城商行发行次级债在岁末悄然兴起，齐鲁银行发债7亿“蓄水”登顶。

时隔几天，2011年1月3日，齐鲁银行因“遇巨额骗贷”登上了各大财经网站的头条。

从内在逻辑看，齐鲁银行事件并非偶然；而放在正疾行“圈地”的城商行群体看，这恐怕也非个案。

事实上，对于城商行的扩张，民众并不陌生。过去的一年，在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银行网点，说熟悉，是因为它或许就是若干年前的“城信社联社”，可是伴着名头几经改变，其也完成了华丽蜕变，纷纷以“**银行”的名头再面世。这些城商行在本土的蜕变刚刚结束，就开始跨市甚至跨省的开疆拓土。

原本偏居地方一隅的城商行，缘何一夜间四处开花，并拼抢成为某一区域内主力军？除政策放行因素外，还有其自身以及大股东当地政府做大做强内在驱动力。

一方面，可以扩大网点，具备规模效应，进而摊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树立品牌为日后的包装上市预热。但从根本讲，城商行加速拓展外埠网点，源于传统银行规模扩张的盈利模式和思维定式。

城商行的高增长本无可厚非，但其扩张必须要以一定的管理边界作为支撑，盲目地追求规模势必会给其经营埋下隐患。大型银行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其依靠广泛的网点渠道和多元化金融平台所打造的主办型银行的地位；而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则集中在净息差定价水平的竞争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差异化发展的；而对于“势单力薄”的城商行而言，其竞争战略关键点在于“求同存异”，因为，在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下，在信贷份额已被大行“瓜分”完毕下，城商行已难以通过信贷规模的扩张带来存贷款利息差的增长。

而这恰恰是城商行的短板。事实上，在疾行扩张的过程中，城商行大多走了一条风险潜伏的路：通过股市融资、定向增发、发债、高息揽储等方式，解决资金来源的压力——再通过大规模放贷揽息差入怀。

在这样一种补充资本金与放贷的双向冲动中，风险一步步逼近，而骗贷者、骗贷事就都变得可以理解却不易防控了。齐鲁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弹了，却不一定是孤独的中弹者。

金融危机渐行渐远，中国银行业俨然已成为全球最优秀的银行群体。不过，这绝不意味着零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除了会由货币汇率等宏观因素或突发事件引发，再就是金融机构经营不佳与监管缺失。而在实体经济结构发展失衡，金融体系扭曲性跟进下，这类风险最隐蔽也最可怕。

由于特殊的制度环境，金融领域的“信用”安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信用作为支撑，政府既是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人，也是金融风险的监管者、处置者和最后救助人，具有深度的利益关联。而监管者和所有人的身份重合，使得在很多场景下，确保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监管措施不得不依从于其它目标。眼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经济面出现重大变化，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难以为继，在企业成本不断攀高，外需长期疲软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或将逐步回落，进入次高速和中等速度增长时代。通过GDP高速增长来稀释与消化风险的难度增加，我国或会进入金融发展的高风险阶段。从这个角度说，齐鲁银行的出现，应当“大而化之”，或许这更助于防范更多“齐鲁银行”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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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陷高额骗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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